【我們為什麼選這本書：國界上的漂流者】
提到難民你可能會到敘利亞等中東國家，但你知道台灣也有一群沒有國籍的漂流者嗎？《國界上的漂流者》是法律扶助基金會和台灣人權促進會合作出版的書籍，收錄了 10 位因為內戰、政治迫害、種族或性別壓迫而流離失所逃來台灣的人物故事。
本文主角名叫勇比多納，出身非洲剛果的貴族王子，因為政治因素遭到拘捕，逃離家鄉後，輾轉前往中國，再以難民身分在南韓落腳，人生從零開始。不靠政府補貼金，寧願掃街、餵狗，半工半讀，取得博士學位，努力為了被當成人一樣看待。之後以學者身份進入NGO，捍衛人權。
為何他會淪為難民？ 又為何流落到南韓？
（責任編輯：黃靖軒）
我在剛果共和國的中西部出生，村莊周圍環繞著一望無際的大草原。我和野生動物共享唯一的遊樂場，像是斑馬、羚羊、水牛和毒蛇等。我可以在大草原深處的小路一玩再玩，這條路可以通往供全國二千到四千名孩童就讀的唯一小學。要進入這個不到五十人的小學校就讀，得看父母的教育背景。
若父母未受教育，孩子也無學校可上。當時天主教牧師都是白人，還兼任校園教官。當唯一一輛牧師的車從山上一路朝下開往我的村莊時，我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在大草原四處奔跑的模樣。
整個王國受過教育的人相當稀少，不到五人，我的父親就是那少數人之一。為了把人送去讀書，那過程幾乎像是在逮捕人似的。
圖片來源：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
白人牧師將他們的雙手綑綁，再將他們丟上開往首都金夏沙的車，接著再送上飛機到比利時布魯塞爾讀書，從醫學院畢業後，我的父親波岡多（Bwangongo）國王就成為受過訓練的醫師。
歷經四年的學習和在陌生國度、氣候等你能想到的一切「影響」之後，我父親是那五人中唯一決定回國的人。他回來後為他的人民打造了免費治病的醫院。我能理解他將歐洲所有特權拋諸腦後的決定，每個部落國王都會這麼做。
遵從父親安排，離開自由的草原
這位國王兼醫師只擔心他的兒子一件事，就是我的教育。他做出（對當時的我來說）不可原諒的決定，他把我從自由大草原的遊樂場帶走，送進遙遠的神父神學院。
沒錯，當時在我看來這簡直不可寬恕，因為那時我才十三歲。從那時起，我的生活中都是神父，而且他們全是白人。你能想到我父親將我置入何種情況嗎？我沒再回到過自由大草原，也沒再看過我的父母和兄弟。
我所處的學習環境相當嚴苛，就像關在某種監獄，我從未感受到孩提時的自由自在。我從「神學院監獄」的高中畢業後，必須回到屬於我的那片自由大草原。不過其中一名牧師，身兼我的數學教授，決定不讓我回家，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對數學很在行。他把我帶到剛果首都金夏沙讀大學，迎接這「傢伙」為我揭開的另一個人生困境。
歷經兩個月的跋涉，我終於抵達金夏沙，這裡對我就像另一個世界。金夏沙是個現代城市，目前有大約一千兩百萬人。
我沒有獎學金，學費全靠神父支付，但他付了一年學費後便不幸車禍離世。我得靠自己賺錢讀大學，所以我一邊當農夫一邊讀書。學校宿舍後方就是我種蔬菜的田地，一部分的賣菜錢能讓我付學費；寒暑假時，我也會（私下）教其他學生數學。
讀到這裡時，你可能會想問我一些問題，我那身兼國王與醫生的父親如何了？剛果的政府怎麼沒有提供補助？
我像個被拋棄的孩子。
那個時候的剛果沒有手機，也沒有社群媒體等。與遠方失聯家人聯絡的唯一途徑得靠郵局信件。剛果比歐盟大，也比台灣和南韓大上許多。當時郵局寄出的信可能要四到五個月才能送達目的地，或者甚至無法送達。
寄出一封又一封的信之後，我想他們從來沒收到那些信，我在沮喪之餘決定獨自過活。直至今日，剛果的教育體制仍未提供獎學金，唯一的獎學金都給了公職人員的家屬與子女。這就是非洲國家多由受過高等教育的同一群家庭領導和取代的原因。
難民不是數字，也不是問題。難民可以是帶動國家發展的公民與經濟資產。
儘管困難重重，我還是取得經濟學學士畢業了。之後我轉攻讀博士一年，剎那之間我的人生轉變了，我有工作了！剛果國家情報局聘用我，我先當一年間諜，之後快速遷調至其他較高階的部門。
我能在剛果國家情報局工作相當幸運，此言不假，我因而在金夏沙昂貴地段買了兩棟房，現在其中一棟房屋被剛果警方佔據了。
也許你知道，剛果自然資源的豐富程度在全世界可排第二名或第三名，但剛果人也是全球最貧窮的人。剛果擁有豐富的「鈳鉭鐵礦」（coltan），這是製造智慧手機和電腦等電子產品不可或缺的礦物，不幸的是亞洲和西方國家從中獲利，但剛果人民依舊過著苦日子。
除了鈳鉭鐵礦，剛果還有數十、數百種礦物，銅就是其一。根據聯合國的說法，剛果單靠鈳鉭鐵礦的獲利，就能發展成跟新加坡一樣繁榮。
輾轉到南韓尋庇護，人生從零開始
在剛果情報局時，我跟六名同事希望我們的國家變成民主國家，打算改變體制。不幸的是，政府誤以為我們要發動政變。
此事使得我們被逮捕監禁三個月，最後我們其中四人成功逃獄，三人逃往歐洲（兩人在法國，一人在英國），我則逃到中國北京待了一週。有兩個原因讓我無法留在中國並在此申請難民庇護，一是因為中國和現在的剛果政府關係密切，而且剛果情報局的亞洲辦公室就設在北京的剛果大使館中；二是因為中國不提供難民保護。
我試圖向北京政府申請簽證前往泰國、馬來西亞和衣索比亞等其他國家，但因為我在中國的居住問題而無法通過。後來我看到南韓決定申請看看，結果簽證通過了，我第一個念頭還以為我要去的是北韓。好險，這不是我以為的那個韓國。
我到南韓後，這個國家的各個面向對我都相當陌生，我在中國也有同樣感覺。大家看起來都很像，說一樣的語言，還擁有相同的文化。對他們來說，我也是個外國人，但與我對他們的陌生感不同，他們用負面的眼光看待我，用各種刻板印象和偏見看待我這個「非洲黑人」。
這種對非洲黑人的觀感可不侷限於南韓人，我們可在全球各處看到，多在亞洲國家，特別是南韓、中國、越南、蒙古、泰國。歐洲和美洲也有，但不如亞洲嚴重。
我「被迫」和這些「陌生人」打交道。他們相當好奇，不願錯過他們眼中「陌生人」的任何資訊。
多數人第一次見面時會問：你哪裡來的？你幾歲？來南韓做什麼？做什麼工作？薪水多少？你的國家好還是南韓好？什麼時候回國？這些問題在我聽來都還算正常，除了一個：你今年幾歲？不管是在我的文化和專業領域，這些問題都很奇特，就像間諜會問的問題。
我剛到南韓，就以難民身分向南韓政府尋求庇護。南韓庇護期間為六年，從2002年到2008年。我的同事因相同原因遭逮捕，他們跟我同日逃亡，在法國和英國的難民庇護期間卻不到四個月。但無論如何，南韓政府提供我難民庇護了。
自食其力，從「六個沒有」的困境開始
我在南韓的前六年就像待在某種開放監獄，沒房屋、沒工作、沒醫療、沒食物、沒教育、不能出國、無法融入久待。我到底想說什麼？
聯合國與難民地位相關的公約與議定書明訂需庇護人士的待遇。這些「沒有」都跟基本人權息息相關。人人都可享有人權，而非某些地區或國家的人民才能擁有，難民權也是人權。民主社會指的是落實並尊重人權的社會。
首先，第一個沒有是沒有房屋，我說的「沒房屋」指的是我到南韓的前六年都沒有住所，我在網咖過夜。
南韓的網咖每週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營業，那就是我睡覺的地方之一。不然也有夜班工廠可省去移民管控的麻煩。但我不是到南韓找工作，而是來尋求庇護。不過我還是得到工廠工作，這樣我才有容身之處，然後面臨工廠員工的各種虐待，他們覺得非洲人不是人。
第二個是沒有工作。你沒有官方的工作允許，任何工作活動都算違法，被逮捕的話得關上好幾個月。
第三個「沒有」涉及健康。你沒有醫療保險，生病了也沒錢看醫生。
我的情況是我甚至沒有身分證。南韓所有醫院都要求先出示身分證，之後才提供一切醫療服務。有一回我因為生病在街上昏過去三到四個小時，沒人來幫我，直到一名外籍人士走向我，才將我緊急送醫。當時我的病情危急還動了手術，但醫院事後將我送辦拘押兩個星期，因為我付不出醫療費用。
第四個就是我沒有食物。無論國籍為何，每個人都享有食物權，沒錯吧？但如果你沒工作代表你也沒錢，沒錢就沒食物。同理可證，沒錢就沒教育。
第五個是沒有護照。旅行證件是出國時第一個需要的文件，我逃離剛果時拿的護照已被移民局收走，理由很簡單，護照上寫的不是我的名字。我沒辦法拿印著我名字的護照離開剛果。那本假護照到現在都還在南韓政府手上。言下之意，我沒有護照，就沒有權利離開南韓。
最後一個「沒有」就是上述所有「沒有」的結果。當你沒有上述這些權利，你在這個地方就沒有地位。沒有這些權利你要如何生存？又要如何活下來成為自食其力的人？
自食其力攸關人類存亡，因為大家的生活都步步為營，無不充滿挑戰。這個世界不屬於懶散怠惰的人，只要人類能適應新環境的規則，就能在各種社會環境中生存。
要想成功，你可以訂定目標，並到處觀察學習。南韓社會相當排外，若未四處認識南韓人並向其學習，要融入其中相當不容易。就算遵循這些步驟，你還是得告訴自己，要學習忽視他們在我身上加諸的那些非洲刻板印象和偏見等種種反應。
致力翻轉無知造成的偏見
我慢慢了解南韓社會和民眾，發現這些刻板觀念和偏見來自教育政策和媒體，包括部分非政府組織。南韓教育比較著重韓國，就我所知，小學、高中很少或幾乎沒教導國際事務，像是世界國家與其歷史。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南韓人的世界觀僅限於韓國、美國和歐洲，他們不知道非洲國家的存在，多數人也不知道非洲大陸上有五十四個國家，只知道非洲有很多動物和貧窮的孩童。
我開始向媒體遊說，因為要接觸到政策決策者對我實在難如登天。我先向身邊的朋友解釋，之後在電視台、廣播、新聞上宣傳，然後成為媒體節目受邀人士，一路走來相當艱辛，並不如你所想的那般輕鬆。
南韓人現在大多知道我和我家人的故事，沒錯，我們很有名，這不單是因為經常出現在媒體上，也因為我們不斷向韓國人傳遞訊息：我們都生活在已發展的社會和世界中，請尊重所有種族、性別和難民的權利。
至於我的難民權抗爭，從我到南韓的第一天起，我就告誡自己勿拿政府的補貼金，當時政府甚至也還未提供。我從未接收過南韓政府的任何經費，以免落人口實，像是「難民靠著我們的稅金過活」。
雖然我在我的國家受過高等教育，還是因非洲的教育體系遭歧視。我決定在南韓再讀一次大學，我在南韓獲得另一個學士學位，並到加拿大就讀博士。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被當成人一樣看待。
我拒絕透過政府補助拿南韓人的稅金。我清掃街道，還在犬隻公司餵養小狗。畢業後我在大學當教授，從那時起每年教導五百名至七百名學生，每個月繳納數百萬韓元稅金，被韓國人民與政府視為楷模。
繼剛果之後，南韓成為我的第二個國家，我樂於貢獻造福南韓發展。南韓的人權行動讓我在地方和國際都享有地位。我先參與亞太難民權利網絡（Asia Pacific Refugee Rights Network, APRRN），之後再成為聯合國利益相關人指導委員會（UN Stakeholder Steering Committee）會員。
因此，難民不是數字，也不是問題。難民可以是帶動國家發展的公民與經濟資產；換句話說，接受難民可加強經濟力量，像南韓一樣人口漸減的國家尤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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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圖文內容出自《國界上的漂流者》由 新學林出版社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wi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