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國發會、台大教授，管中閔是這次台大校長候選人中，唯一有台大校內教學經驗，同時又是中研院院士，並且有政府行政管理豐富跨領域經驗的候選人。

在參與競選前，他在個人臉書粉絲頁上三篇短文自陳「為什麼我想從改變高教做起」，運用數據資料的陳述，說明他所看見的高教崩壞問題，將如何成為台灣社會嚴重的發展問題，而台灣大學作為台灣領頭大學，校長更應該肩負起推動台大改革，進而促成高教改革的重責大任。在所有候選人中，管中閔的理念說明相對具有清楚的數據支持，在價值體現上，也最強調對全球高教市場開放、強化國際連結的理念。

在校方安排的治校理念說明會上，他以「臺大2028－未來大學，驅動未來」做為整體理念發表。他認為臺大雖作為高等教育的首選，然卻面對教育競爭力、人才競逐、研究創新及國際學術地位的質疑，因此管中閔以國際排名及學校經費切入，認為臺大應在系所結構、教師評鑑方式及學生學習環境作出改變，並提出「變革」是臺大唯一的出路，這四年將是航向臺大2028創校百年的關鍵時刻。

以下訪談綜合《BO》對管中閔專訪與台大學生會紀錄，了解管中閔的治校理念：

問：為什麼這次會想要出來參與校長遴選？

管：我不是原本就安排要參選這個職位而參選的。在台大經過一連串風波後，很多台大的教授希望看到改變的可能。從學校的管理、台灣第一學府的治理，到整個學術圈研究制度的改變，在高等教育服務的很多人，都期待改變。2015年我離開行政院回到學校教書，那幾年在政府的行政經驗，讓我不再認為由上而下是促成改變的良好作法；換言之，台灣整個高教體制的問題，要寄望由政府由上而下推動改變，那幾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地，如果以台大作為一個從社會力量起始的改革力道，或許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改變的可能。

雖然我是從這個角度思考台大校長的角色，但是要參與遴選，我本來不認為自己適合。因為我雖然有政府行政資歷，但是在學校教書20年，我其實沒有參與台大的行政管理工作。

很多學校的同僚來找我，大家都認為，台大近期的爭議，包含學術上和學校治理上的爭議等等，不是獨立事件，而是系統性的問題，而我雖然沒有學校行政經驗，但正是因為沒有既有體制的包袱，同時又有中研院和政府單位的經驗，反而我可以有不同的視角，為台大帶來真正的實質改革。加上，近期台大幾個學院院長遴選過程想要改變的人和能量，也許比過去更多了，這讓我覺得，參與遴選過程的透明溝通，就是一種帶來改變的可能。

台大校長應該要引領推動高教改革

問：從你的臉書貼文、以及在學校安排的發表會上發表的政見資料來看，你這次參選的思考範疇，不只是台大的改變，也是台灣高教體系的變革。為什麼你會用這個角度，思考台大校長的角色？

管：我離開政府後，把心力投注在教學和研究上，公眾事務範疇吸引我的，只有台大的事情。我知道高教關係台灣的整個未來，而且這也是我比較理解的問題。

這兩年來，我參與非常多國際學術活動，看到中國到東南亞的迅速演變，要說台灣沒有進步，有，但別人的斜率那麼快的增加，隨著時間推移，我們進步的少，我當然會焦慮。

台灣整個社會，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在碰到的問題，和台灣高教所面臨的困境是一樣而且相關的。過去，台大被認為是最好的，但現在，台大遭受來自全球高教市場競爭力的衝擊，當優秀的高中畢業生開始認為有機會應該要先試著申請港大，念不到港大再來念台大時，這就是台大的危機，也是台灣高等教育在全球人才競爭市場的危機。

在這個危機下，臺灣大學有責任，作為台灣高教改革領頭羊的角色。領頭羊的角色就是，台大需要聯合其他高校一起來爭取台灣高等教育合理程度的管制放鬆與多元化。總要有人出來當那個突破口。

台大自外於國際活動事務，進步斜率太弱

問：你提到進步的速度斜率落差，台灣跟香港、中國與東南亞比較，斜率落差的實際狀況是什麼？

管：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2004年時，我受到學弟邀請，去廈門大學參加學術交流活動。當時的他們，沒有辦學術研討會的經驗、也沒有足夠的師資。為了突破法規的限制和在激烈的高教市場中突出，他們成立獨立的經濟學院，藉此突破法規限制。

他們高薪聘請大量的海歸派，把在美國和新加坡教書的人挖回廈門大學，這些學術研究者的研究表現積極而創新。除了學術成就，這些海歸派有歐、美大學的經驗，成為廈門大學最強的生力軍，不斷從海外邀請專家學者到廈門大學交流，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汲取大量國際經驗。2004年，廈門大學還問我能不能教他們怎麼建立學校的行政體制，包括怎麼辦學術活動等等。可是到了2009年，我注意到幾個明顯的現象，他們的體制漸漸建立起來了，他們的課程設計已經和歐、美最新的題目和學者銜接上了。

本來他們還不知道怎麼辦這些國際活動，但2009年時的他們，已經比台灣辦的學術活動厲害了，因為同一段時間，台灣很少辦這類活動，經驗累積少，當然也沒有串連起足夠的國際人脈關係。

問：廈門大學要有足夠薪資吸引那些海外教授回來，台大呢？台大有足夠的資源嗎？

管：學校排名是我們看大學表現的一個指標，但是，台大最大的挑戰只是排名嗎？台大最好排名時期是 130 幾名，即使是那個時點，我們現在看到的根本問題也還是沒有解決，甚至很多問題都是在這個過程中持續累積的。我們的問難難道只有經費嘛？就算台大可運用的經費是現在的三倍，不面對根本問題、不會變好。當然，我認為經費很重要，但沒有配套的思考、觀念、制度，以及清楚的目標，就算排名前進了，又怎麼樣？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這些年排名往前衝，他們做了什麼？南洋理工大學的關鍵，是人才。有錢但制度很爛，人也不會留在那裡。如果人才才是重點，台灣反而是有機會的。台灣的學術自由相較中國絕對高出許多，如果我們的高教體制對外開放、面對亞洲市場，我們能不能吸引好的國際人才來？我們的優勢，不是錢，是制度、是環境、是開放的社會。

臺大的資淺老師占比太低，而資深教授占比太高。臺大與京都大學，大阪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的師資組成結構比較。我們看到臺大的助理教授僅 18.1%，遠低於其他學校，而教授占比高達 57%，遠遠超過其他學校。有些人會認為，資深教授大批退休，有利於臺大教授組成結構的更新。但我們應特別注意：若臺大在國際人才市場上沒有競爭力，將來大批進用的新進教師中，很大比例可能並非一流人才，而這批師資卻是未來臺大的主力教師，決定未來三十年內臺大的教研水準。此外，年金問題極可能引發一批中間層的菁英教授出走，亦將使問題更加惡化。

這些盤根又效應相乘的幾個癥結，會使臺大的師資質量如雪崩般的潰坍。這絕對是新任台大校長要處理的問題，讓台大更開放、讓更多年輕學者有機會進入這個殿堂，我們才有可能讓2028後的台大，迎向下一個蓬勃的一百年。

跟國際名校品牌結合，縮短台大的國際落差

問：中國改革開放後，以國家力量送留學生去歐美唸書，台灣在當時卻做的比較少。我們有很嚴重的人才斷層，這要怎麼辦？

管：台灣輸出人才減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十年前在我的領域就出現了。嚴格講，在這個議題上，過去校長這個角色能出力的少。但是，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台灣可以麼改變？台大可以怎麼改變？我想到的方式是，讓台大更加國際化來回應那個挑戰。如果有國外學校願意跟我合作，對學生來說，他不會那麼擔心海外競爭力。台大的品牌競爭力現在沒那麼好，所以 co-branding （品牌合作）國外的學校。台大本來就有國際學院的，我希望盡量不要拿教育部的資源，但是把空間留給校長，讓校長去找國外的學校合作。我知道很多人會馬上反應，我們有辦法吸引好的學校來嗎？你不做就不會有。我們可以瞄準彈性比較大的優秀私立大學，但同時，美國有些好的公立學校也可以是接觸邀請的對象，中國就跟美國公立的密西根大學合作，浙江大學也跟伊利諾州立大學合作。我剛剛有說過台灣的社會開放優勢，我們願意開放、願意主動去接觸，台灣一定具有吸引力。

讓國際名校來台大設立合作的學院，把國際關係放進台灣，可以先快速縮短一部分人才與國際連結斷裂的問題。這是短期內我認為台大校長要努力推動的事務。我認為，台灣高教問題，需要更長遠的規劃、同時清楚的短、長期方案，台大校長不能只看現在出了問題，而不去看未來可能的挑戰，那這樣台大就沒指望的。透過各種形式的高教合作，墊高台大的在國際市場的能見度和品牌價值。

問：目前台大國際學院沒有硬體化的設備規劃，另台大本身整體英語環境未臻完善，且可能花費3000多萬元，在花費如此多的情況下，想請問將以何具體的理由與誘因吸引國際學生前來台大？

問：相較中國大陸，台大可以提供的優勢，是我們不會干涉政黨、學術自由，且長期以來我們就有許多國際合作經驗做為基礎。另於投資金額可分為設備投資與技術投資，因此並非全面經費皆為臺大吸收，臺大設備及校地構成我們可與他校合作的基礎。

把大學教育體制從200年前的柏林大學體制中解放出來

問：你在政見裡面有一個 C School、T school 的設計，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管：現在的大學設計，沿用的是 200 年前柏林大學的體制，這麼長時間都沒有改變，本身有是有問題。柏林大學的體制設計意思是，大學就是花人生年輕時的 4 年去學未來 40 年要用的東西，現在這個時代，有可能花年輕時的4年，就足以應付未來的40年嗎？我認為不可能。這個時代需要的大學體制，應該要充滿16、18、20、35 歲甚至40歲以上的個年齡層，只要他有想要學習的需求，就可以進大學，所以我們會看到個年齡層、各行各業的人在大學裡學習和交流。

其實這樣的方式已經在進行了，過去很多都是碩士繼續念同領域的，但現在你可以選擇念第二專長。現在有一些在職班其實就是這種終生學習的設計精神，但我認為這樣的體制還可以再更開放、更多元。同時，台大學生的組成會從 18 歲一直到 35 歲都有，而那些有經濟基礎的、年紀較長的學生，也會成為一種學費財源的來源。

用這個邏輯來思考，我覺得應該根本不是用分系的方式來分別學生。我們以前學某個東西，你很大程度就是去作那個工作。以前的科系是這樣演變出來的。後來有些科系大家覺得怪，我覺得那就是要衝破這個框架，既然這樣更應該模組化。換句話說，我會希望「院」更有功能，例如，學院底下的系變成模組，讓學生自己去組件自己需要的模組。

台大學生的問答：

問：您認為台大的學術倫理遇到什麼困境，及如何改善？

管：學術在我們大學時代及研究所時代即應培養，並非形式上的制度監督，而是每位學者的自覺。制度上的學術倫理要求，應為最低標準，而在教師心中應有更為嚴謹的自我要求。

問：您提出的亞洲旗艦計畫，想必將花費許多經費，加上新任校長上任時，高教深耕計畫也將確定，想請問您在支出增多及可能的經費減少上，您將會如何分配各文理學院的經費？

管：經費在僧多粥少情況下，我們在研究的經費、學生的支持上不會打折扣。雖目前高教深耕計畫不太確定，但將在助理經費上與學生經費上有更有效率的運用。

問：台灣面臨眾多議題，如：高齡化、毒品問題、住宅權、性別及原住民權益等，未來您將如何使臺大與本土社會有更強的連結，並整合與社會高度連結的科系資源，以貢獻台大的社會責任與領導力？

管：我認為學生應在臺灣的實作中間去學習，且將所學用於更為廣泛的領域，在議題的切割上，並非單一切割本土議題與國際議題，此外也應給本土的議題更為新型的操作模式。

（本文首圖、部分文字來源由《校長，給問嗎》授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