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玉蔻

猶太詩人布羅茨基曾說：「文學有權干預國家事務，直到國家停止干預文學事務」，從而彰顯出文學刺破現實的力量。然而，要是文學家自甘墮落呢？台北市文化局長鍾永豐是一位優秀的創作人，綜觀他近來的種種表現，卻是令人失望透頂。或許在他落得晚節不保的下場前，辭去官場職務，會是他遭到文壇撻伐的當下最好的選擇。

身為創作者，鍾永豐寫詞、寫詩，寫下這片土地的風采。在 1990 年代的美濃反水庫運動中，鍾永豐的身影與聲音總是在社運中不斷出現，更化為創作收錄在曾獲金曲獎最佳流行樂團的《交工樂隊》的專輯中。站在民間，鍾永豐的風骨與文采總是令人讚賞：然而，當他進入政府體制，特別是柯文哲團隊，立場卻頓時顛倒。

作家李志銘便批，過去鍾永豐在講台上夸夸而言，大談對音樂、政治與社會現象的反思，他如今卻淪為市府傀儡，空坐「文化局長」的位置。而對鍾永豐說重話的不只李志銘一人。立委管碧玲也曾私下向我透露，鍾永豐是客家文化界的重要人士──語氣之中帶著些許的感慨。

自鍾永豐上任的這一年來，新聞事件少有他的版面；直到台大濺血事件，這位「神隱」局長才好不容易回到媒體面前。尸位素餐之餘，鍾永豐對兩岸交流倒是相當熱情。文化局協辦《中國新歌聲》，節目未上演便已引起譁然。然而，柯文哲直到活動前兩日才知道這活動，怎麼這時候文化局就變得這麼積極主動？

不僅如此，鍾永豐在當文化局長也不忘自己身為創作人的「本分」，在中國推出新書。他記得這麼多東西，怎麼就沒記得要避嫌呢？連這樣基本的利益衝突都無法迴避，文壇政界許多人士都為他的轉變感到錯愕與惋惜。

或許人一旦沾染上權力，墮落也就是難免的事。到眼下這個地步，鍾永豐自請離職，免得把自己一生累積的聲望賠進去，是最好的選擇了。

（本文經原作者周玉蔻授權刊登。圖片來源：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