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挑選這篇文章】
在我們的國家，即使移工被強暴了多半也難以成案，會被要求換雇主，或者忍下來。如果移工被強暴能被台灣司法受理，保存加害者的精液也沒用，你只能當下撕咬他們的陰莖、積極抵抗或者呼叫，要讓台灣人辦案，就是只能用手機側錄下自己受辱的所有影像公諸於世。這就是台灣。
移工在台灣的案子就是這樣，檢察官的判斷方式如同古早時代的大清律法。害他們面臨的問題除了被雇主強暴外，還要被我國的體制羞辱。
台灣人沒有一天忘記如何虐待移工。
（責任編輯：余如婕）
文 / 蕭以采
在大家印象中、以及我實際接觸到的菲律賓人，個性大多樂觀活潑。在勞資關係上，遇到問題，通常菲律賓人是勇於申訴反應的。
然而，J不是。
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的笑容很靦腆，問她話她才會答，語速亦是緩慢的，像是斟酌著字句，或者把一半不愉快的部分藏在心裡消了音。每當庇護中心有活動，菲律賓房客們群聚歡笑喧鬧，卻總不見J的影子。
四月那時陪她下高雄開庭，問起平常總少見到她，她是在做什麼呢？她輕聲說是待在樓上的房間裡，「我祈禱，我總是祈禱。」
事件發生後，惡夢伴隨憂鬱，時常纏繞著她。所幸她還有信仰，痛苦的時候，用手機youtube聆聽玫瑰經，帶給她一些安撫情緒的能量。
在菲律賓時，J遭受家暴，與前夫離異，她一心想要讓自己有穩定的經濟狀況，好支撐她的三個年幼兒女。「出國工作」這個選項躍入腦海，剛剛經歷創傷，但J卻被淬鍊出更多的韌性，支持著她未知而勇敢的海外遷移。
然而，這條遷移的路確實艱苦，即使做了再怎麼萬全的心理準備，也怎麼都料想不到，命運會如此多舛。
作為家庭看護工，J來台先後轉換過五個雇主，因為這五個家庭都有輕重程度不一的性騷擾、甚至性侵的舉止。
第三個雇主是她照顧的阿公，在要求她按摩後，轉身將J壓倒在床上強行撫摸親吻。J既驚嚇又憤怒，決心對他提出訴訟。警方找來一家仲介公司的翻譯，經過轉譯後的說法，到最後，因為幾個細節的差異，在判決書中被說是「前後指訴不一」，而且在仲介翻譯的主導下，將案件導向索討和解金的方向處理。
所以最後，雇主獲判無罪。
這次訴訟的失敗，對J的影響很大，使她對台灣的司法很失望，覺得即使申訴也沒有什麼用，加害者還是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這也是後來她被第五任雇主連續性侵，卻直至第三次才向外求救的原因之一。
她被第五任雇主性侵了三次。
J沒有自己的房間，一如大多數台灣的家護移工一樣。她的床擺在一樓的開放空間，雇主要侵犯她，甚至不需要先開門。
J第三次被性侵的時候，雇主拉開她的棉被，一隻手摸索她的下體，強行插入她的陰道。實在太痛了，陰道乾澀出血，她的內褲沾上血跡，床墊上也點點猩紅，這些都當作證據保留著。可是後來在不處分判決書裡檢察官竟寫說：「部分檢體及聲請人陰道內有血跡反應，但此並無法絕對排除是否為經血⋯⋯」
當時人高馬大的雇主壓制她，將陰莖塞到她的口中，強迫她口交。檢察官於不起訴書中對此亦有質疑：「衡諸常情，倘被告係違反告訴人意願與其發生性行為，則告訴人當可趁為被告口交之機會，咬傷被告陰莖、大聲呼救或者發出聲響引起鄰居、被告母親注意。」
J照顧的阿嬤已經半聾了，她知道喊叫的話在樓上的阿嬤也聽不到。而要喊叫的條件是要「咬傷被告陰莖」才能鬆口，在那個只有他們兩人的現場，這麼做無疑是會激怒雇主，那個暴力壓制的威脅是那麼近在眼前，誰都能預想的到雇主的拳頭會立刻落下來了，在叫喊直到真的引起外人注意前，J的嘴一定早就被摀住，甚至，很可能會永遠的被緘默。
檢察官的「衡諸常情」，那到底是哪裡的常情呢？ 我實在捉摸不透。
第三次性侵真的太痛了，她真的無法再忍了，所以事發後她終於跟朋友聯繫，說出這件事，並在朋友的協助下，報警並聯繫我們的工作人員，來到我們庇護中心安置。
J有驗傷，有驗出陰道有血，且她的身上灑滿雇主的精液，這些都有保留下來作為證據，但是都還不夠，接下來要面對的是，檢察官需要J努力證明自己「不是合意性行為」。
到警局去做筆錄的時候，是事發後隔天。當時的J，仍然處於驚恐與創傷的情緒中，當時警察針對這最後一次性侵詢問了一些經過與細節，J努力撐起自己，試圖平靜的回答警察的問題。她那個時候真的還沒有力氣去補充說明，其實之前還被性侵過兩次。
那是還無法信任外界的狀態，她想著警察可以信任嗎？這些庇護中心的工作人員可以信任嗎？這些都只是初識的人哪。
然而，這卻成為後來不處分書的理由之一：「前後指訴不一」。為什麼在筆錄時沒說，後來開庭時才說被性侵了三次？
安置到我們這邊後，J很安靜，總是待在樓上休息。直到十多天後，有一個外國記者來庇護中心訪問房客，在與她對談時，J才終於說出在同一僱主那邊被性侵不只一次。說出來以後，她好像耗盡所有壓抑情緒的力氣，崩潰痛哭出聲。
這是「前後指訴不一」的脈絡。
檢察官也質疑，前兩次性侵到第三次之間，她為什麼不向外求救？並且在不起訴書中採信仲介作為證人的說法，說他有去探視過那段期間在醫院照顧阿嬤的J，「她看起來很開心。」
一句看起來很開心的證詞，是不是影響了檢察官的心證呢？
在第一次性侵發生後，她很害怕如果別人知道她被性侵後用異樣眼光看待她，所以J努力想要武裝起自己去應對別人，掛著禮貌性的微笑，希冀別人不要發現她其實微微在顫抖。她只想要平靜的日子，希望雇主不要再有下一次。
可惜天不從人願。
第二次被性侵，是發生在第三次性侵的兩三天前。雇主拉開她的雙腳，力氣好大，她沒有辦法踢她。
「結束後他把我丟在那邊，打開門走掉，我當時一直哭，甚至想說他如果有回來，我要殺他，但我想到我在倒數日期，我要離開這個家，但我想到阿嬤，又放不下⋯⋯」
這段是J在開庭時對檢察官說過的話，檢察官明明聽見了，但在最後不起訴書中，他仍然在質疑，為什麼前兩次不積極求救呢？
不起訴書中，檢察官引用被告說法，雇主不否認有與她發生性行為，「但有給她錢讓她去買東西，沒有違反她的意願」。J用了很多的力氣撐起自己，在三次開庭中一一回答檢察官的質疑，
她說出了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步，她當下的考量與情緒，她必須那麼努力解釋她自己—為什麼前兩次不說？為什麼看起來很開心？是不是有拿雇主錢？為什麼不反抗？ 妳的血跡是不是月經來？
這些問題，她都回答過了，可是檢察官不相信，她的解釋也都沒有出現在不起訴處分書中，只有雇主的說法，雇主說是性交易，雇主說沒有違反意願，雇主說血跡是月經來，可是雇主根本一項也無法證明。
不起訴處分書下來後，我們委由律師申請再議，並在補充理由狀引用心理諮商的簡要評估報告，說明J的創傷症侯群，使她出現失眠、厭食、輕生的念頭，使她幻聽雇主的聲音一直在她腦邊盤旋，應可以此佐證所言不虛。
然而，檢察官在駁回再議書裡提到，她之前四個雇主也都對她性騷擾，也都讓她有創傷，「其精神狀態長期以來既已不佳」，所以不能佐證她這次受到的傷是真的。
我們到底要如何推演，才能夠更加接近那個無以重返、永恆失落的事發現場呢？是不是需要像印尼看護一樣，偷偷錄下自己邊被強暴邊哭，然後放上網，這樣才會有人相信？是否一定要這樣血淋淋的呈現，大家才會感到憤慨、才會相信是被迫不是自願？
一方面，我希望大家看到，J的事件是如此結構的問題，是台灣看護工處境的縮影，語言的障礙、對台灣法令的不瞭解、在雇主家蒐證之困難，在那個清晰的權力位置不對等下的隱忍與掙扎痛苦。
但另一方面，我卻又不希望大家結構化的看待J的事件，我怕她成為一個統計數字的分母，我怕她在我們談論這個結構如何改變之前，她就墜落了，她就救不回來了。
J的案子檢察官不起訴，我們委由律師申請再議，再議又被駁回。目前我們已再申請交付審判，還在等待結果出來，這已經是司法上最後的管道。
我們懇請大家關注這個案子，關注台灣司法如何處理家戶移工的性侵案。我們希望讓J受的傷獲得承認，這是走向復原的第一步。
（本文經原作者 蕭以采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 〈 J的性侵案—嘗試拉近那個「不積極求救」的脈絡 〉，首圖來源：Flachovatereza ，CC0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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