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挑選這篇文章?】

近年來在世界各地發動多起恐怖攻擊並造成中東地區混亂的伊斯蘭國(ISIS)的首領巴格達迪傳出死亡消息,並由ISIS證實。

由過去伊斯蘭激進組織的例子來看,首領的過世似乎對於組織沒有太大影響,甚至激起他們成長茁壯。但巴格達迪的死亡卻對伊斯蘭國來說有無比的重要性,本文以伊斯蘭教「哈裏發」的地位去分析巴格達迪對於伊斯蘭國精神思想的象徵性,巴格達迪的死亡對於伊斯蘭國來說或許是日薄西山的開始。

(責任編輯:黃家茹)

文/王晉

在經歷數次“被死亡”之後,7月11日,伊拉克蘇馬裏亞電視台(SUMARIA TV)網站報道,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發布聲明承認其最高頭目巴格達迪已經死亡——與以往由西方媒體發布消息不同,這次是“伊斯蘭國”自己宣稱的,看樣子可靠許多。

而就在一天之前,伊拉克政府軍剛剛宣布從“伊斯蘭國”手中收覆伊拉克北部重鎮摩蘇爾,“伊斯蘭國”似乎日薄西山。作為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最高領袖和極端組織話語體系內部宗教意義上的“哈裏發”,巴格達迪的死訊,又會對“伊斯蘭國”的發展產生哪些決定性的影響呢?

致命打擊

很多分析往往更傾向於將“伊斯蘭國”與“基地組織”做對比,認為賓·拉登的死並沒有促使“基地組織”土崩瓦解,反而在世界範圍內“開枝散葉”,因此同為伊斯蘭極端組織甚至“恐怖組織”的“伊斯蘭國”,在最高領導人巴格達迪的死亡也會如賓·拉登一般,對於“伊斯蘭國”產生不了太大的影響。

這種分析一方面是基於過去數十年我們對於各類極端組織,尤其是伊斯蘭極端組織發展演變的一個經驗性的總結,一些伊斯蘭極端組織如“黎巴嫩真主黨”“塔利班”“哈馬斯”等,在過去數十年經歷了一系列領導人變動,甚至是較為頻繁的領導人變動(無論是正常的還是非正常的),但是這些領導人變動都並沒有對這些組織的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干擾,各個組織仍然井然有序的發展,內部架構和社會根基仍然幫助這些組織頑強生長。

另一方面從學理上講,不少反恐專家已經通過總結各類極端組織的運作機理,認為從時間軸線上看,如果一個極端組織在草創初期,那麽該極端組織很可能在遭到領導人的損失後,無法實現自我修覆,最終歸於沈寂,而如果一個組織的團隊建設相當成功,那麽即使經歷了重大的領導層損失,該組織仍然會頑強“挺過難關”。

對於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來說,如果我們將其歷史追述到2003年之後紮卡維在伊拉克建立的“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那麽從過去的十多年時間來看,“伊斯蘭國”包括其前身各個組織確實經歷了多次領導人的意外變更,但是卻並沒有造成該組織的“消亡”,反而經過演變成為了超越“基地組織”的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伊斯蘭極端組織。

因此“伊斯蘭國”的領導人、自封為“哈裏發”巴格達迪死亡,也許並不會對於組織發展產生致命影響;但是如果我們真正按照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視角來解讀“哈裏發”,解讀“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邏輯,那麽此次巴格達迪被擊斃,很可能對“伊斯蘭國”的“合法性”基礎以及未來的發展都將是一次致命的打擊。

黃金時期

哈裏發是指穆罕默德去世以後,伊斯蘭阿拉伯政權元首的稱謂,是伊斯蘭政治、宗教領袖。源於阿拉伯“繼承”一詞音譯,原意為“代治者”“繼承者”,後來演變為伊斯蘭世界的最高宗教權威和權力中心。

在幾乎所有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看來,伊斯蘭教的“黃金時期”,類似儒家文化語境下的“堯舜禹”時期,就是伊斯蘭教創立初期先知穆罕默德及其隨後的伊斯蘭世界領導人阿布·巴克爾、奧馬爾、奧斯曼和阿裏四大哈裏發。

後世穆斯林學者普遍將這些伊斯蘭教早期“哈裏發”視為能夠代表整個伊斯蘭世界所有穆斯林的最高領袖。應當指出的是,其實在當時的歷史上,尤其是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後,當時的伊斯蘭世界內部一直存在分裂的聲音,其內部的團結程度並不如後世很多伊斯蘭學者所宣傳的那樣親密無間。這一時期的伊斯蘭政治文化相對淳樸,哈裏發的選舉相對公允,從穆罕默德到阿裏五位伊斯蘭世界領導人都較為正直,因此被後世穆斯林學者視為“榜樣”。

除此之外,早期的五位領導人治理下的伊斯蘭世界,也是整個伊斯蘭歷史上少有的“統一時代”,在隨後數個世紀內,伊斯蘭世界很快被民族、種族、教派和文化撕扯,到公元11世紀時候就已經陷入分裂,而當時定都巴格達的阿巴斯王朝、定都開羅的法蒂瑪王朝和在今天西班牙的倭馬亞王朝領導人,都紛紛自立為“哈裏發”。

而穆斯林世界這樣的彼此分裂,在隨後的一千年時間內仍然持續,直到今天。盡管後來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君主也稱為“哈裏發”,其合法性得到了從北非到印度莫臥兒帝國的認同(至少是表面上的),但是伊朗的什葉派王朝卻並不承認奧斯曼君主“哈裏發”的合法性。因此很多伊斯蘭思想家,都將穆罕默德和以後的四任哈裏發時期認為是伊斯蘭教的“黃金時期”。

(哈裏發,圖片來源:觀察者網)

哈裏發的夢想

由於伊斯蘭教本身宣揚“宗教+政治”,並不認同“政教分離”,因此“哈裏發”也就兼具了伊斯蘭世界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權威。這種權威有一個前提,即所有穆斯林能夠超越自己的種族、文化和社群分歧,將自己視為一個統一“伊斯蘭世界”(烏瑪)的一份子。

不過這一前提,事實上在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內都無法實現,而且隨著近代民族主義興起,這種“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政治理念也逐漸喪失現實合法性。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奧斯曼帝國被西方肢解,而戰後以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為代表的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力量,則在1924年最終終結了哈裏發制度。也就是說,從1924年之後,整個伊斯蘭世界也就不再存在一個法理上的最高宗教和象征性的最高世俗權威。整個伊斯蘭世界開始根據民族主義而構建起現代國家的版圖。

但是哈裏發制度並沒有完全終結一些穆斯林心中的“伊斯蘭大同世界”夢想。當凱末爾宣布終結哈裏發制度之後,就有西方學者預言:“覆興哈裏發的夢想將很可能深藏於穆斯林心底,在隨後的數代人時間內仍然影響深遠”,因為“每一個穆斯林都將他們視為‘伊斯蘭大同世界’的一份子……這個世紀在伊斯蘭學者——哈裏發統治之下,串聯穆斯林之間的深情厚誼。”

爭當哈裏發

1924年哈裏發制度的終結,對於穆斯林來說,代表著伊斯蘭世界“中心”不覆存在,因此不少穆斯林精英都試圖恢覆“哈裏發制度”。一方面,一些當時的阿拉伯世界領導人,希望能夠將自己封為“哈裏發”,因為在很多穆斯林學者尤其是阿拉伯學者看來,伊斯蘭教就是由阿拉伯人創立,而伊斯蘭教的“黃金時期”就是阿拉伯人擔任哈裏發時期,因此在近代阿拉伯民族主義興起之後,一些阿拉伯政治精英們就躍躍欲試爭取成為“哈裏發”。

最先付諸行動的是自詡為阿拉伯世界領導人、“聖城”麥加大埃米爾和謝裏夫的侯賽因·伊本·阿裏(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漢志地區阿拉伯人反抗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領袖),他在1924年土耳其廢除哈裏發制度後不久,即宣布自己為哈裏發。但是侯賽因的“自封”並不為廣大穆斯林所承認,尤其是當內志地區的沙特家族攻陷了麥加之後,侯賽因的宗教權威大大降低,這場鬧劇也就草草收場。當時埃及的法魯克國王,以及興起的沙特王室,都也有希望成為“哈裏發”。但是法魯克國王在埃及國內的合法性一直岌岌可危,很多埃及精英將其視為英國在埃及的代理人;而沙特開國君主伊本·沙特則小心翼翼周旋於周圍的大國勢力,對於宣布自己為哈裏發並不感興趣。因此“自上而下”的恢覆“哈裏發”的努力也就未能成功。

另一方面,很多民間的穆斯林精英開始發起了“自下而上”的社會和政治運動,希望恢覆“哈裏發”制度。這其中最有影響的無疑是1928年在埃及建立的“穆斯林兄弟會”。“穆斯林兄弟會”創立人哈桑·班納創立組織的初衷,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時很多篤信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的心理:哈裏發制度沒有了,伊斯蘭世界缺少了一個核心。因此“自上而下”的政治努力無法恢覆哈裏發制度,那麽穆斯林精英們只有通過“自下而上”的努力,來捍衛伊斯蘭教,力圖串聯穆斯林世界,建立未來的“伊斯蘭大同世界”。

這種願望,在隨後近百年的時間內吸引了無數的穆斯林學者和精英。而通過“自下而上”的努力,實現“伊斯蘭大同世界”,除了包括“穆斯林兄弟會”所倡導的“漸進的”“教育的”方式,還包括一些極端分子所倡導的“激進的”“暴力的”方式,這其中就包括很多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家,如拉希德·裏達、賽義德·庫特卜,以及包括“伊斯蘭解放黨”、“基地組織”乃至如今的“伊斯蘭國”等組織。

應當指出的是,對於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來說,“伊斯蘭大同世界”來串聯全世界所有穆斯林,以一個超越所有國籍、種族、民族和文化的“穆斯林”身份來統領世界,一直是一個非常具有誘惑力的議題。甚至中國“回族文學”的代表人、當代作家張承志也在前往麥加朝聖後,心潮澎湃的寫出了“你降臨吧,新的英特那雄納爾——新的國際主義!”這樣的語句。所以對於伊斯蘭世界來說,恢覆“哈裏發”為代表的超越國家邊界、統領所有穆斯林的政治實體,是及其具有誘惑力的政治設想。

(巴格達迪,圖片來源:觀察者網)

日薄西山

進入21世紀以來,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組織和思想進一步發展完備,而國際經濟發展不平等所帶來的穆斯林世界危機感不斷發酵,很多阿拉伯人都將認為伊斯蘭世界正在遭受著來自於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入侵。與此同時,阿拉伯世界高生育率所帶來的年輕化,以及經濟發展遲緩所造成的社會失業率高、腐敗率高等問題,也滋生了伊斯蘭極端主義。

當冷戰中“泛阿拉伯主義”所代表的世俗主義事實上無法解決諸多政治社會議題而喪失合法性之後,伊斯蘭極端主義不斷擡頭,並且利用網絡時代的便利串聯起世界範圍內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聲浪。巴格達迪宣布自己是“哈裏發”,宣布自己建立新的“伊斯蘭國”,也就處處模擬在伊斯蘭教“黃金歷史”上的創教早期,希望以此作為自己“合法性”的重要依據。

所以作為伊斯蘭世界重要文明中心的伊拉克被“異教徒”美國占領之後,思想上的“伊斯蘭世界被欺淩”,加上現實中伊拉克尤其是西部遜尼派在政治和社會發展中被邊緣化,促使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能夠吸引大批年輕人。

而且當那些移居歐洲的阿拉伯精英第二代和第三代後裔成長且感受到來自於所在國社會的種種文化和社會壁壘,也就易於通過伊斯蘭極端主義來尋求自我身份的庇護。當“伊斯蘭國”在伊拉克開始興起,我們看到來自於幾乎世界範圍內的穆斯林極端分子,如潮水般通過各種途徑湧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占領區。這種思想動力,不僅僅是出自於極端主義穆斯林年輕人“探險”和“賺取金錢”的動力,更是一種出自於伊斯蘭教對於建立一個“伊斯蘭大同世界”的心理沖動的體現,這不僅是伊斯蘭極端教義的要求,也反映出這些極端分子希望通過“聖戰”來實現自己作為穆斯林的價值,更體現出伊斯蘭教“超越國界”“政教合一”的終結理念。

作為一個以伊斯蘭教早期為榜樣的極端組織,失去了伊斯蘭文化的中心區域伊拉克和敘利亞,而前往其他“邊緣”區域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利比亞等地小範圍的存在,通過偶爾的恐怖襲擊來顯示肌肉,實際上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合法性”從“哈裏發國家”降格為了等同於“基地組織”這樣的“埃米爾國”。

巴格達迪被擊斃後,盡管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內部可以通過傳統的“大議事會”等形式推選出新的“哈裏發”,但是鑒於“伊斯蘭國”分支機構幾乎無法安排統一的代表會議,因此新的“哈裏發”人選很可能會帶來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內部的分裂。因此,日薄西山且逐漸喪失魅力,似乎將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不可避免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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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觀察者網  ,原文標題為《王晉:為什麼巴格達迪的死這麼重要》,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