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戒嚴，他見證黨國勢力入侵校園的荒謬── 老校長用一生阻擋洗腦教育，拒立「民族救星」銅像

【為什麼我們要推薦這本書】

生於日治時代的老校長黃清泰，因為戒嚴時期的時空背景被迫放棄了日本留學夢，留在台東公東高工擔任教師，然而，在教學現場卻時時面臨黨國人員各種不合理的要求，像是要求靠學生當「抓耙仔」來掌握學校狀況，或要求在校園立蔣公銅像。

走過這段日子，他依舊質疑：台灣的政治勢力、黨國教育憑什麼可以如此深入校園？(責任編輯：鄭伊真)

文 ∕ 黃清泰

大刀闊斧整頓人事

除了財務壓力外，在黨國不分的年代，身為校長能不受政治力干擾，實在是非常困難的事，像我這樣一個剛正的人，挑戰尤其大。

崔廷選代理校長任內，因進用一批具有黨工背景的教會意見領袖擔任教職，影響了往後幾年的教學成果及校譽，這些人常向學生說些指桑罵槐的言論。我與錫神父認為非大刀闊斧整頓不可，否則學校永無寧日。因此，我展現鐵腕，一次解聘了五位具黨工身分的天主教教職員工。

負責康樂天主堂本堂神父兼傳道學校教義研究中心主任的郝道永神父（Rev. Friedrich Hort），還因此從瑞士買了一支斧頭當聖誕禮物送我，他手上揮舞著那支斧頭，鼓勵我說：「學校要用它大刀闊斧！」這支有紀念性的聖誕禮物，我至今還留著。

只是這些人心有不甘，透過黨、政、情治系統及三流報紙，對我進行人身攻擊。前校長王志遠神父有一天看到一篇不實報導，深感不妥，還專程從台北新莊來台東找我，拿出這則報導，建議我反駁，並要求報社更正。我看了之後，感謝王志遠校長的關心，告知我決定不加理會，這些報導無非是心存不滿的教友所云！一笑置之也就罷了。

這件事情後來還是鬧大了，導因於一位在考試院任職的女士，對我的背景甚為熟悉，她在國民黨某黨部的會議上看到一則黑函，指稱我的岳母是鴨蛋教的教徒，驚訝之餘，以高分貝的音調連說：「不對！不對！不對！黃清泰的岳母是教會牧師娘，不是鴨蛋教，這要查，要查！」

我的岳父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也是一位醫生，岳母當然不可能是鴨蛋教教徒，她在日治時代曾是幼稚園教師。這個指控在當時相當嚴重，因為鴨蛋教就是現在的一貫道，過去被國民黨政府視之為邪教，是會被取締的。

上級因而派人專程來台東了解究竟，來調查的黨工提出十一個問題要我回答，我拒絕任何口頭答辯，要求以書面答覆，這位黨工於是列出以下十一條：

1. 崇洋媚外，打擊校長尊嚴（民國六十三年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
2.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於週會上公開宣講反對技能檢定考試及各種考試中考三民主義（師生可證）。
3. 民國六十四年第一學期第二週會派（排）定擔任中心德目演講，擅不參加。
4. 從不參加週會升降旗及各種紀念集會。
5. 阻撓台東救國團借用學校校舍辦理海岸健行活動（《大漢日報》可證）。
6. 體罰學生樹立個人威信（《大漢日報》可證）。
7. 助長邪教傳教者林明達留校任教，藉機向師生宣揚邪教。黃之胞兄黃清水及其岳母均是鴨蛋教徒（《大漢日報》可證）。
8. 歧視大陸籍教師。
9. 破壞教育制度、違反教育政策，自編教材，準備廢除部頒教材。
10. 六十一年暑假排斥國民黨籍崔廷選、蔡瑞秋、何鴻灝、杜中俊，並阻撓黨員吸收工作。
11. 六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於辦公室公開指稱（斥）職業學校排定三民主義與國文課程，實浪費時間、毫無意義。

有關第二條，我內人點出，民國六十三年九月我人在國外，何來黑函指控之事？因此，我將護照影印，證明何時出國、回國，並寫了「含血噴人」四個字，回覆這位中央黨工。

當時我還擔任長老教會台東教會培英幼稚園董事長，也有人投書指稱：「黃某任培英幼稚園董事長，告訴老師教小朋友不要愛爸爸、愛媽媽，還把三民主義課取消。」又引來台東縣憲兵隊憲調組人員前來公東調查。

我向台東憲兵隊隊長抗議，若真的如黑函所稱，不用勞駕你們，家長及學生就起來抗議了。他則回應，既然有人檢舉，派人來了解就簽結了，沒事了！這種莫名其妙的事時常發生，還真的滿困擾人的。

其後我離開公東在企業任職期間，多次接到過去在公東擔任校長時合作過的廠商來電，提醒我要小心，因為公東訂貨的教職員多次詢問：「黃校長有沒有拿回扣？」回以沒有，他們掉頭就走。沒想到我離開學校，他們還這樣緊咬不放。

政治力染指校園的年代

不僅校內引起風波，校外大環境對想好好治學的錫神父和我，也是一大挑戰。戒嚴時期，黨、政、軍伸入校園箝制知識分子的作為如同家常便飯，教界職務如督學、公立學校校長或教育行政人員都必須由具有黨、政、軍背景的人擔任。高中以上的學校教師，若不是國民黨黨員就不能擔任導師、訓育組長、訓導主任。

當時處於戒嚴時期，台灣社會充斥著打小報告、檢舉黑函與抹黑文化，光是應付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縣黨部、各系統的情治單位及教育廳、教育局的安全室，也就是俗稱的人二室等單位，就需要很大的勇氣、毅力、韌性及智慧。

例如救國團經常來公函要舉行校際籃球賽、愛國歌曲比賽、行軍、打靶等活動。若學生參加這些救國團活動，實習工廠勢必停工，外籍老師就會暴跳如雷，他們無法理解為何台灣的政治勢力、黨國教育可以這樣深入校園。

他們也不理會救國團，但學校若不參加，就會被貼上忠貞有問題的標籤。反對我接掌校長一職不滿的天主教黨工教職員，就拿著這點當利器，利用報紙大作文章。

有一年寒假，又接到救國團要借用學生宿舍辦理活動的公文，我與錫神父不知如何是好。因為每年寒暑假錫神父都要留下十來位家境清寒的學生在校工讀，從事學生宿舍及教室維修工作，例如粉刷壁牆、修理課桌椅、門窗等工作，如果把宿舍借給救國團，維修的計畫勢必中止。

幾經商議後，請教官代為轉達，以宿舍維修為由，礙難出借。這在當時是件不得了的大事，當時救國團主任還特地前來學校關切，我和錫神父依然拒絕。

我接掌公東時，陳姓訓育組長及吳姓教官均來向我建議，說要「布建」。當時我還不知道布建是什麼？經過說明，原來是要在每一班級及工廠安排一至二位同學不定時提供情資。

我沒有採納他們的建議，如果教育要靠學生當「抓耙仔」來掌握學校狀況，這不是開民主倒車嗎？

曾經有位教育廳派來台東的駐區督學曾多次向我暗示：「公東什麼都好，只是校園內少了精神堡壘。」我明白他說的是要公東立一尊「民族救星」蔣介石的銅像，但需要學校向教育廳提出申請並報價六十萬元，他聲稱可協助核發這項補助經費。

我推諉說，公東是一所天主教教會學校，凡事須先提報董事會核准，何況公東校園裡還沒有聖母瑪利亞的肖像呢。

後來木工科校友彭榮煌，捐贈一棵生長在太平山上兩千多年、直徑一．五米，高四米的台灣檜木原木，由機工科校友林國森親自從太平村積木場開大型吊車一路運到學校，立在公東校園中，我向這位駐區督學說：「這就是公東的精神堡壘，象徵公東百年樹人的教育精神。」從此這位駐區督學才不再提立像的事。當時各級學校大概恐怕只有公東沒有「民族救星」的立像吧！

那位駐區督學有一天晚上，又以電話召集三所台東縣私立學校校長到台東舊火車站前的新東園旅社一間客房，包括東峰高中校長、育仁高中校長及公東高工我等三人。

每人發給兩張表格，一張要我們自己填報優良事績，他說要為我們向教育廳爭取「績優私校」，這樣學校就可獲得獎勵或推薦我們領取師鐸獎。另一份是要吸收我們為其外圍組織，定期寫小報告提供情資，且有稿費可拿。

東峰高中校長與我不願被摸頭，一走出旅社就把這兩張表格撕了，但育仁高中校長遵照他的指示辦理，果然育仁高中真的榮獲「辦學績優私校學校」的頭銜。

當時的育仁高中是一所連學生都招不到的學校，竟然獲得辦學績優而拿到教育廳的獎助，結果引來花蓮縣幾所私校聯名抗議，這位駐區督學便因查報不實被層峰處分，由督學降為視導。

對學校的直接干涉如此，校外的政治事件也要學校配合，例如越戰結束時通令全國把「南海血書」列入教材，後來事跡敗露，原來是中央日報的記者杜撰的故事。

一九七八年發生驚天動地的美麗島事件，國民黨展開大逮捕，脫逃的施明德於隔年一九八○年一月八日在台北西門町被捕，政府通令全國各級機關、學校燃放鞭炮，台東縣一時鞭炮大響。唯獨公東拒放鞭炮。

在那樣的威權時代，學校要能不受政治干擾，實在不是件簡單的事，但我和錫神父一直為此努力，一路走來的艱辛實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由圓神出版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