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要推薦這本書】

20 世紀初的中國，自由主義敗退、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盛行，情勢來到需要一場社會革命的時刻。在當時，國民黨以民族革命為號召，希望解決共產黨收復「國土」，但面對諸多國家問題，國民黨根本無力應付，到最後淪為必須在「專制」與「分裂」中做出選擇。

於是專制，就成了國民黨長期以來的統治手段。國民黨在內憂外患下，期許自己成為「中國的墨索里尼」、「中國的希特勒」，民族英雄的形象是他們的夢，然而反諷的是，壓垮夢想的最後一根稻草，竟是黨內的腐敗與貪婪。(責任編輯：鄭伊真)

文 ∕ 畢仰高

南京政府想要取法的西方對象，只怕不會是民主國家，而是極權政府。

民主闕如、一黨專政，南京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這種政治氛圍，我們無法在舊世界的成例中找到能與之對照的極權國家。國民黨主政下的中國，與法西斯治下的政權和史達林治下的蘇俄仍有千里之遙。至於蔣介石對中國的統治能否算是極權專制？

恐怕這只是他的企圖罷了。希特勒還是在萬方擁載之下登上大位，尤其獲得政治領袖的明顯支持，但知識分子亦不落人後：這就是當時的中國所企望學習的榜樣，一種能團結「一盤散沙」般的中國人（孫逸仙語，參見頁二二七），以及使中國現代化的仙丹妙法。

陷於絕境的國民黨人最後不得不重拾前人牙慧，向列寧主義靠攏：他們認為，在蘇俄能行得通的方法在中國也一樣可以，唯一的不同點是，與國民黨為敵的是共產黨，因為他們被認為危害到了神聖的統一大業。

在歐洲法西斯分子的眼中，馬克思主義和一些林林總總的其他什麼「主義」，例如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物質主義等，都是分化和削弱國家的禍端。爭議遭到壓制、寬容不再，民主亦被棄之如敝屣，對國民政府而言，它所要面對的選項已不是專制和民主，而是要在專制和分裂中作出抉擇。

他們認為中國要以歐洲專制政體為師，團結在單一領袖的周圍，無條件對其服從，使他能鑄造出一個受世界其他國家尊崇的強國：「我們正需要中國的墨索里尼、中國的希特勒、中國的史達林！」

但是，成就一個中國希特勒的願望，只是心照不宣地存在於蔣介石的跟隨者心中。一個仿效墨索里尼黑衫黨的組織成立了，日本人名之曰「藍衣社」，其成員全心全意奉蔣為領袖。這個由蔣氏所領導的軍事化組織是黃埔系內部的一個分支，吸收黃埔軍校畢業的軍官而成立，這些藍衣社成員主導公民組訓及推動軍事化精神教育。

「力行社」是另一個黃埔系的內部組織，它更是菁英中的菁英，其性質更接近法西斯主義。這個組織滲透到政治、大學和各個青年組織之中，在各處推動個人紀律和軍事化要求、民族思想以及對「領袖」（即蔣個人）的服從。

究其實際，這是一個刻意由精簡的成員所組成的祕密組織，可能有推動法西斯運動的企圖，但終究未能實現，卻轉而進行群眾動員工作。這就是蔣政權與歐洲法西斯主義最大的不同處。另一個相異之處則更明顯，在國民政府治下的中國，無法實施如同義大利一般的極權統治，更遑論與德國相比。

這個政權因派系惡鬥而癱瘓，更無力使地方順服。在中央層級，不只有蔣氏勢力和國民黨內其他各派（左派的汪精衛和右派的胡漢民）相爭，蔣氏勢力內部各軍事派系為爭寵亦彼此爭鬥，文人派系間也同樣惡鬥不休。

這個政權在飽受各方勢力拉扯下，更加無法推動政令，也無法維持各省治安。只能說這是個「虛弱」的軍事專制，凶狠有餘但效率盪然。而地方行政機關的行徑更是矛盾處處，鄉村民眾只把它當作無可避免之惡，並不奢望從那裡獲得任何安全保障。

這些機關無法保護他們免於盜匪劫掠，只會徵稅和要求他們從事修築道路等的徭役，而所修築的道路卻恰是建在這些服徭役者的田地上。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鄉村民眾也很少和地方行政機關打交道，或更明確的說，和地方行政機關的所屬機構有所往來。

地方上像是鎮、村、堡（通常是由百餘戶組成的聚落）的負責人並未向地方行政機關支領薪津，都是自行負擔徭役所需的獸力，甚至於負擔上繳的稅收、負擔徭役者的費用和無用的工作。

剛開始時，國民政府還企圖藉由將縣再細劃為區的作法，將行政觸角擴展到農村各地。但絕大部分新派任公務員的品格卻不及他們派任地的「準行政人員」一般正直，這些準行政人員包括村長和類似地位的人，也包括地方武力指揮者和其他地方頭人，而這些人通常都不具備法律所賦予的權力。

但是區級領導人及其隨從與這些地方上的各種頭人們不同，是從縣預算中支薪。地方稅收常常不斷加重，卻看不到應提供服務的相對改善。蔣介石曾經想要將掌控力量更細緻地延伸到區級負責人，甚至於到準行政體系，卻沒能將鄉村行政機關變得更有效率和減少貪婪。

雖然較高階官員（鄉長和其直轄官員）無法那麼明目張膽的撈取好處，但也有足夠的油水，以致賣官鬻爵的行為仍時有發生，這種作法當然不合法而且應該要加以查緝，但至少有一名省級首長視這種作法為稀鬆平常，更進而在職務出缺前將之明碼標價。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間，江蘇省一個任期三個月的縣長位子就要價三千元。

由於令出難行，南京政府發出的政令漸漸形同具文，加上朝令夕改十分頻繁，更沒人將之當作一回事。例如《農業法》，政府公布之後卻很快地宣布停止實施；此外，執政者希冀付諸實施的許多法令和措施，僅僅停留在紙上談兵。

例如政府下定決心廢除「釐金」後，三令五申嚴禁地方以其他名目借屍還魂，但許多地方仍然不顧反對而擅權強收。根據上海一家報紙的觀察，許多曾經熱烈討論的改革計畫，在當局猶疑不決且未立即採取行動的情況下，往往就無疾而終。

無法使人民服從的威權政府，這種弔詭現象不是中國所獨有，而國民黨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也不能完全歸咎於此，但此處所要談的只是其失敗。

中國的實際情形，我們可以從一個案例窺知一、二：某個兼任省主席的將軍，在天津的義大利租界設置私人牢獄，並派了二十一個制服警衛看管他個人的仇敵。發生這種事情固然諷刺誇張，但足以反映真實的圖像。

在義大利租界當局發現並釋放這批囚徒後，這位將軍的兒子還針對其事以反對「帝國主義行為」率眾抗議。照此看來，這場抗議是不是可說是以另類的方式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現代性？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中國革命的起源 1915-1949》，由聯經出版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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