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挑選這本書】

柏林圍牆倒下20年了，或許其他國家的人們沒想過的問題是：合併之後呢？國土融合了，但人民之間的對立鴻溝卻未曾減少，東西德相互抱怨瞧不起，但也不得不漸漸習慣彼此的存在。明明是同一個國家分裂出去的兩地人，卻如同陌生人——東西德合併了，真的就成為一家人了嗎？或許德國的轉型之路依舊遙遠……

（責任編輯：林芮緹）

狀如玩具的特拉比（Trabant）車，列成一排，等待「東德之旅」。

這種貓腰縮頭才能坐進去的小車，全身塑膠，只有兩缸，曾經是東德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但從訂購到取貨最長要等上十六年。柏林牆倒塌之後，特拉比車很長一段時間仍是東德人的日用品，二十年間，漸漸變成歷史的收藏品。眼前這些殘存的特拉比，多數保持軍綠色，也有些換上了戲謔的豹紋。

「你去後面那輛大車辦簽證！」柏林新聞官克利斯蒂·坦茲勒指指我。

「簽證？」

「哈哈，別太認真了！」說著，他塞過來一個蘇式軍用袋，裡面是兩瓶Wostok ，蘇聯火箭命名的飲料。

一輛運兵車被改裝成了媒體登記處。車廂裡掛滿蘇制軍服。幾個越南記者興奮地試戴皮帽。坦茲勒遞過來一張做舊的卡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通行證」，聲稱持有人可以去往西柏林。「拍照！」記者們手持一紙簽證合影，坦茲勒給予鬼臉配合。

「紀念柏林牆倒塌二十周年」的日子，政客齊聚，媒體雲集。新聞中心為外國記者準備的特拉比車隊，令記者本身成為路上風景，不斷有行人舉起相機，還招來了警車。

「誰超速了？」坦茲勒通過無線電，向每一輛最高時速60公里的特拉比喊話，「啊，原來是有比我們更重要的車隊要通過！」二十年後，同樣是寒冷潮濕的11月，柏林一片嬉鬧。俄羅斯套娃、翻毛帽子、東德員警制服，都是最熱門的紀念品，鐮刀斧頭旗在地攤上飛舞。

空氣中是香腸和熱紅酒Gluhwein的味道。施普雷河兩岸，大喇叭裡嘹亮抒情的是英國紅星Katie Melua、美國樂隊Red Hot Chili Pepper，露天大螢幕翻滾著時裝、潤膚露，還有紙巾廣告。「這些歌曲不過是娛樂，跟紀念活動沒什麼關係。」前一天，跟柏林市政規劃局的一個朋友走過這裡，她告訴我，柏林政府快破產了，無力單獨承辦國際盛事，必須抓到一切廣告和贊助。

「嘿嘿！簽證呢？」特拉比塑膠車蓋忽然被人猛敲。一身軍綠大衣的瘦高小夥，大帽寬皮帶，掂著警棍，氣氛陡然驚恐：「這裡是查理檢查站！」

瞬間，全車都明白了，這是表演。小夥繃著滿臉嚴肅，要來每張假簽證，誇張地重重蓋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2009年11月9日。」

「要不要來點特別照顧。」他拍打警棍。一圈相機攝像機包圍中，他不介意加演。「我們得走了，趕時間。」領隊催促著，假員警不再開玩笑，逐一蓋戳了事。

圍牆存在的二十八年間，十萬人嘗試各種辦法越界。其中一萬人逃脫，201人遭射殺。查理檢查站作為景點保留了下來。兩邊大街上，美國士兵和蘇聯士兵的畫像仍高高對峙。

一條窄窄的銅線鑲嵌在水泥地上，上面刻字：「柏林邊界，1961—1989。」抬腳，就跨過。一切即輕又薄，好像二十年前發生的東與西的分割與合併，不過是歷史的一個玩笑。但是，走在勃蘭登堡廣場，隨便去問一個德國人，你就知道這個「玩笑」的分量。

蘇珊娜．哈更獨自來到這裡，就是為了「看看節日的勃蘭登堡門」。「當時我和丈夫被派到日本東京，在國有企業工作，國家信任我們，是少數可以出國的人……」她勸說丈夫從東京逃去西德。但丈夫不願意，命運的爭執以離婚收場。蘇珊娜帶女兒潛回西德。剛開始躲在遠郊，不敢住柏林市。

離婚後三年，柏林牆倒塌，前夫已經在日本另組家庭。二十三年來，蘇珊娜沒有再婚，仍冠著夫姓。她說：「如果預知會發生什麼，也許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日漸偏西，紅色天光，像一塊巨大的紗巾溫柔包裹。勃蘭登堡門的燈忽然亮了，頂上女神駕馭馬車的雕塑，好像突然被吹了一口氣，金光四耀。馬首永遠朝東，指向俄羅斯或者蘇聯，因為柏林被認為是西方的最後一道防線。

地上的婦人，在節日的廣場，慨歎東西分割的荒謬。蘇珊娜的面孔圓潤紅亮，現著飽滿的倔強。忽然，三個年輕人手把手蹦跳著，走過我們身邊。頭上套著紙盒，醉漢一般繞出弧線。他們的嬉笑、尖叫，挽救了哀傷的徒勞。

兩德統一後，蘇珊娜立即搬回市區，「柏林人一定要回柏林的。」她現在在（沒有了邊界的）東柏林教授德語，女兒在西柏林學校教書。蘇珊娜常向女兒提起，還是東邊的教育品質高。「芬蘭的學生水準全歐洲第一，因為他們拷貝了過去東德的方法。」蘇珊娜這樣認為。

當年執意逃脫的身份，今天成了牢牢抓緊的認同。我問她心裡是不是仍然刻著「東西德」的分界。「兩邊的差距在縮小。」她笑笑，「統一當然是好事，你看，東德人默克爾當了總理！」

「誰能料到那天晚上的事情呢！」二十年前那一天，23歲的大衛．吉爾從東柏林去外地開會。身為基督教家庭孩子，他向來被排斥在「體制」外，不能接受同等教育，永遠不可能有晉升的機會。

他父親是當地教會負責人。當時的東德，基督教勢力是最大的反對派，從事地下抗爭。統一之後，德國政府中第一批東德政治家，正是來自教會，也就是現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前身，總理默克爾所屬黨派。

「晚上聽說牆被拆了，第二天一早立即返回柏林，我在鑿開的洞裡來來回回走了好幾遍，仍然不敢相信。」裹在黑大衣裡的大衛，藍色眼睛放出光亮。身邊一個金色頭髮的小女孩拉扯他的衣角。「不好意思，我女兒要回家了。她們剛從美國回來，我妻子是美國人……」23歲的時候，大衛還沒見過美國人。圍牆倒下後，他去了美國念書，現在是一名律師。大衛仍帶著東邊人的一絲拘謹，溫和親切。女兒踩著單腳踏車離去，響亮地講著英語。

二十年後，走在柏林的每一個德國人，都是一張歷史的碎片，隨風飄蕩。伸一伸手，你就可能觸動一段錯綜曲折的人生。

廣場角落裡，一個戎裝青年的照片吸引了我：大蓋帽，雙目炯炯，頸上掛著勳章。一個頭髮稀疏、上了年紀的人在旁邊抽煙。他在推銷這個青年軍官的自傳，英文注明寫著Gerhart Schirmer，二戰時期戰功顯赫的德軍中校，遭英國人活捉，送到蘇聯軍中關押了十年。他稱，蘇聯人強迫他和其他幾個人在薩克森豪森改裝毒氣室，偽造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現場。戰後，德國人對猶太民族的負罪感比海深，這本自傳成了禁書。

自行車邊的人猛抽著煙，雖然海報是英文寫的，他卻無法與我交談。我不知道他跟作者是什麼關係。也許這個故事太過敏感無從核實，自行車前少有人問津。但是無論如何，它忽然讓我想到，在柏林，糾結的不只是東西對峙的冷戰。希特勒剛剛退出舞臺，鐵幕就已降下，那些年裡，德國人連幕間休息的機會都沒有。

「我在東，還是西？」走在柏林，我總是問，這裡曾經是東柏林還是西柏林呢。除了刻意保留的幾條街道——馬克思大街（當時叫「史達林大街」）筆直寬闊，列寧廣場（現在改名為「聯合國廣場」）——兩邊是一望無際、一模一樣的公寓樓和毫無差別的窗戶，方正、扁平、均衡、淩然。

除此之外，對一個初來此地的匆匆過客，東西差異並不明顯。看到一家法國餐館「慶祝開業25周年」的橫幅，我想這該是西柏林。博物館雲集之處，必定是東柏林。「因為佔領區是美國人劃的，他們對歷史古跡不感興趣！」有人揶揄。在東德主幹道「林登（菩提）樹下」，蘇聯的印記只剩了俄羅斯航空標誌上的鐮刀。

然而，東西德的融合絕非無縫。上海作家陳丹燕曾經描寫特拉比汽車行駛在西德高速公路上的情形：

後面跟著的汽車鳴喇叭，要它讓路，所以，它們常常是知趣地開在最慢的那條車道上。掛著西德牌照的車刷刷地擦過它們的身邊，用一百四十邁的速度遠遠地把它甩在後面……雖然它們如願自由行駛在西德的高速公路上，隨便可以在任何一個出口下高速公路，進入紐倫堡、斯圖加特或者漢堡，但它們反而變得局促而不快……

邊界初開，東西柏林經歷了巨大的經濟落差。二十年後，西柏林漸漸變為高檔住宅區，東柏林則因為房租低廉，成為整個歐洲年輕藝術家的天堂。東柏林咖啡館的早餐以豐盛和漫長著稱，這裡無人早起，半數人口都是藝術家。藝術家提供不了太多稅收，柏林欠下很多外債，靠借貸發展。柏林牆倒下之初，世界為之興奮，跨國企業摩拳擦掌，但是這裡不具備商業城市的氛圍，十五年後，索尼影視中心（Sony Center）黯然出售。西門子盤算了很久，終於也沒有來。

失業率成了東西德國人互相指責的理由。西德人抱怨東德人搶走工作，東德人抱怨資本主義打碎鐵飯碗，讓他們失去了安全感。連德國的中東移民都抱怨自由了的東歐移民過來搶生意。

「相比十年前，柏林牆倒塌後二十年，東西德國人的差異還是在縮小。」住在西柏林的貢特拉．揚森到東柏林探望女兒，我們在一家餐廳鄰桌，攀談起來。1990年，他嘗試在東柏林投資，損失慘重。儘管如此，他還是認同國家統一是積極的一步。女兒雷娜特·賽博爾德·揚森生在西德，留學美國主修音樂，現在和大多數藝術青年一樣，居住東柏林。

「那麼，你現在是東柏林人了？」我問。

「不！」雷娜特幾乎要把嘴裡的義大利菜吐出來，「Once Wessi，always Wessi（一朝西德人，永遠西德人）！我不過是住在東邊。」她又重重搖頭，說「Ossi」（東德人）和「Wessi」舉止思維差異很大，不是同一種人。

「怎麼不同？」

「怎麼說呢，就是東邊和西邊，資本主義的人和社會主義的人，一看就知道了！東邊的人不會獨立思考，懶惰，還有些粗魯……不過，我不是沒有東德朋友啦，年輕人也在變，變得像我們……」

陳丹燕繼續寫道：

東德的知識份子說過：「我們並不是合併，是西邊把我們吃了，可我們就卡在他們的喉嚨口，讓他們吐不出，咽不下……」說這話的人，在冰涼的藍眼睛裡閃爍著蠻橫、恥辱、不屈和惱羞成怒。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拜訪革命：從加德滿都、德黑蘭到倫敦，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由八旗出版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