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挑選這本書】

柏林圍牆倒下20年了,或許其他國家的人們沒想過的問題是:合併之後呢?國土融合了,但人民之間的對立鴻溝卻未曾減少,東西德相互抱怨瞧不起,但也不得不漸漸習慣彼此的存在。明明是同一個國家分裂出去的兩地人,卻如同陌生人——東西德合併了,真的就成為一家人了嗎?或許德國的轉型之路依舊遙遠……

(責任編輯:林芮緹)

狀如玩具的特拉比(Trabant)車,列成一排,等待「東德之旅」。

這種貓腰縮頭才能坐進去的小車,全身塑膠,只有兩缸,曾經是東德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但從訂購到取貨最長要等上十六年。柏林牆倒塌之後,特拉比車很長一段時間仍是東德人的日用品,二十年間,漸漸變成歷史的收藏品。眼前這些殘存的特拉比,多數保持軍綠色,也有些換上了戲謔的豹紋。

「你去後面那輛大車辦簽證!」柏林新聞官克利斯蒂·坦茲勒指指我。

「簽證?」

「哈哈,別太認真了!」說著,他塞過來一個蘇式軍用袋,裡面是兩瓶Wostok ,蘇聯火箭命名的飲料。

一輛運兵車被改裝成了媒體登記處。車廂裡掛滿蘇制軍服。幾個越南記者興奮地試戴皮帽。坦茲勒遞過來一張做舊的卡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通行證」,聲稱持有人可以去往西柏林。「拍照!」記者們手持一紙簽證合影,坦茲勒給予鬼臉配合。

「紀念柏林牆倒塌二十周年」的日子,政客齊聚,媒體雲集。新聞中心為外國記者準備的特拉比車隊,令記者本身成為路上風景,不斷有行人舉起相機,還招來了警車。

「誰超速了?」坦茲勒通過無線電,向每一輛最高時速60公里的特拉比喊話,「啊,原來是有比我們更重要的車隊要通過!」二十年後,同樣是寒冷潮濕的11月,柏林一片嬉鬧。俄羅斯套娃、翻毛帽子、東德員警制服,都是最熱門的紀念品,鐮刀斧頭旗在地攤上飛舞。

空氣中是香腸和熱紅酒Gluhwein的味道。施普雷河兩岸,大喇叭裡嘹亮抒情的是英國紅星Katie Melua、美國樂隊Red Hot Chili Pepper,露天大螢幕翻滾著時裝、潤膚露,還有紙巾廣告。「這些歌曲不過是娛樂,跟紀念活動沒什麼關係。」前一天,跟柏林市政規劃局的一個朋友走過這裡,她告訴我,柏林政府快破產了,無力單獨承辦國際盛事,必須抓到一切廣告和贊助。

「嘿嘿!簽證呢?」特拉比塑膠車蓋忽然被人猛敲。一身軍綠大衣的瘦高小夥,大帽寬皮帶,掂著警棍,氣氛陡然驚恐:「這裡是查理檢查站!」

瞬間,全車都明白了,這是表演。小夥繃著滿臉嚴肅,要來每張假簽證,誇張地重重蓋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2009年11月9日。」

「要不要來點特別照顧。」他拍打警棍。一圈相機攝像機包圍中,他不介意加演。「我們得走了,趕時間。」領隊催促著,假員警不再開玩笑,逐一蓋戳了事。

圍牆存在的二十八年間,十萬人嘗試各種辦法越界。其中一萬人逃脫,201人遭射殺。查理檢查站作為景點保留了下來。兩邊大街上,美國士兵和蘇聯士兵的畫像仍高高對峙。

一條窄窄的銅線鑲嵌在水泥地上,上面刻字:「柏林邊界,1961—1989。」抬腳,就跨過。一切即輕又薄,好像二十年前發生的東與西的分割與合併,不過是歷史的一個玩笑。但是,走在勃蘭登堡廣場,隨便去問一個德國人,你就知道這個「玩笑」的分量。

蘇珊娜.哈更獨自來到這裡,就是為了「看看節日的勃蘭登堡門」。「當時我和丈夫被派到日本東京,在國有企業工作,國家信任我們,是少數可以出國的人……」她勸說丈夫從東京逃去西德。但丈夫不願意,命運的爭執以離婚收場。蘇珊娜帶女兒潛回西德。剛開始躲在遠郊,不敢住柏林市。

離婚後三年,柏林牆倒塌,前夫已經在日本另組家庭。二十三年來,蘇珊娜沒有再婚,仍冠著夫姓。她說:「如果預知會發生什麼,也許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日漸偏西,紅色天光,像一塊巨大的紗巾溫柔包裹。勃蘭登堡門的燈忽然亮了,頂上女神駕馭馬車的雕塑,好像突然被吹了一口氣,金光四耀。馬首永遠朝東,指向俄羅斯或者蘇聯,因為柏林被認為是西方的最後一道防線。

地上的婦人,在節日的廣場,慨歎東西分割的荒謬。蘇珊娜的面孔圓潤紅亮,現著飽滿的倔強。忽然,三個年輕人手把手蹦跳著,走過我們身邊。頭上套著紙盒,醉漢一般繞出弧線。他們的嬉笑、尖叫,挽救了哀傷的徒勞。

兩德統一後,蘇珊娜立即搬回市區,「柏林人一定要回柏林的。」她現在在(沒有了邊界的)東柏林教授德語,女兒在西柏林學校教書。蘇珊娜常向女兒提起,還是東邊的教育品質高。「芬蘭的學生水準全歐洲第一,因為他們拷貝了過去東德的方法。」蘇珊娜這樣認為。

當年執意逃脫的身份,今天成了牢牢抓緊的認同。我問她心裡是不是仍然刻著「東西德」的分界。「兩邊的差距在縮小。」她笑笑,「統一當然是好事,你看,東德人默克爾當了總理!」

「誰能料到那天晚上的事情呢!」二十年前那一天,23歲的大衛.吉爾從東柏林去外地開會。身為基督教家庭孩子,他向來被排斥在「體制」外,不能接受同等教育,永遠不可能有晉升的機會。

他父親是當地教會負責人。當時的東德,基督教勢力是最大的反對派,從事地下抗爭。統一之後,德國政府中第一批東德政治家,正是來自教會,也就是現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前身,總理默克爾所屬黨派。

「晚上聽說牆被拆了,第二天一早立即返回柏林,我在鑿開的洞裡來來回回走了好幾遍,仍然不敢相信。」裹在黑大衣裡的大衛,藍色眼睛放出光亮。身邊一個金色頭髮的小女孩拉扯他的衣角。「不好意思,我女兒要回家了。她們剛從美國回來,我妻子是美國人……」23歲的時候,大衛還沒見過美國人。圍牆倒下後,他去了美國念書,現在是一名律師。大衛仍帶著東邊人的一絲拘謹,溫和親切。女兒踩著單腳踏車離去,響亮地講著英語。

二十年後,走在柏林的每一個德國人,都是一張歷史的碎片,隨風飄蕩。伸一伸手,你就可能觸動一段錯綜曲折的人生。

廣場角落裡,一個戎裝青年的照片吸引了我:大蓋帽,雙目炯炯,頸上掛著勳章。一個頭髮稀疏、上了年紀的人在旁邊抽煙。他在推銷這個青年軍官的自傳,英文注明寫著Gerhart Schirmer,二戰時期戰功顯赫的德軍中校,遭英國人活捉,送到蘇聯軍中關押了十年。他稱,蘇聯人強迫他和其他幾個人在薩克森豪森改裝毒氣室,偽造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現場。戰後,德國人對猶太民族的負罪感比海深,這本自傳成了禁書。

自行車邊的人猛抽著煙,雖然海報是英文寫的,他卻無法與我交談。我不知道他跟作者是什麼關係。也許這個故事太過敏感無從核實,自行車前少有人問津。但是無論如何,它忽然讓我想到,在柏林,糾結的不只是東西對峙的冷戰。希特勒剛剛退出舞臺,鐵幕就已降下,那些年裡,德國人連幕間休息的機會都沒有。

「我在東,還是西?」走在柏林,我總是問,這裡曾經是東柏林還是西柏林呢。除了刻意保留的幾條街道——馬克思大街(當時叫「史達林大街」)筆直寬闊,列寧廣場(現在改名為「聯合國廣場」)——兩邊是一望無際、一模一樣的公寓樓和毫無差別的窗戶,方正、扁平、均衡、淩然。

除此之外,對一個初來此地的匆匆過客,東西差異並不明顯。看到一家法國餐館「慶祝開業25周年」的橫幅,我想這該是西柏林。博物館雲集之處,必定是東柏林。「因為佔領區是美國人劃的,他們對歷史古跡不感興趣!」有人揶揄。在東德主幹道「林登(菩提)樹下」,蘇聯的印記只剩了俄羅斯航空標誌上的鐮刀。

然而,東西德的融合絕非無縫。上海作家陳丹燕曾經描寫特拉比汽車行駛在西德高速公路上的情形:

後面跟著的汽車鳴喇叭,要它讓路,所以,它們常常是知趣地開在最慢的那條車道上。掛著西德牌照的車刷刷地擦過它們的身邊,用一百四十邁的速度遠遠地把它甩在後面……雖然它們如願自由行駛在西德的高速公路上,隨便可以在任何一個出口下高速公路,進入紐倫堡、斯圖加特或者漢堡,但它們反而變得局促而不快……

邊界初開,東西柏林經歷了巨大的經濟落差。二十年後,西柏林漸漸變為高檔住宅區,東柏林則因為房租低廉,成為整個歐洲年輕藝術家的天堂。東柏林咖啡館的早餐以豐盛和漫長著稱,這裡無人早起,半數人口都是藝術家。藝術家提供不了太多稅收,柏林欠下很多外債,靠借貸發展。柏林牆倒下之初,世界為之興奮,跨國企業摩拳擦掌,但是這裡不具備商業城市的氛圍,十五年後,索尼影視中心(Sony Center)黯然出售。西門子盤算了很久,終於也沒有來。

失業率成了東西德國人互相指責的理由。西德人抱怨東德人搶走工作,東德人抱怨資本主義打碎鐵飯碗,讓他們失去了安全感。連德國的中東移民都抱怨自由了的東歐移民過來搶生意。

「相比十年前,柏林牆倒塌後二十年,東西德國人的差異還是在縮小。」住在西柏林的貢特拉.揚森到東柏林探望女兒,我們在一家餐廳鄰桌,攀談起來。1990年,他嘗試在東柏林投資,損失慘重。儘管如此,他還是認同國家統一是積極的一步。女兒雷娜特·賽博爾德·揚森生在西德,留學美國主修音樂,現在和大多數藝術青年一樣,居住東柏林。

「那麼,你現在是東柏林人了?」我問。

「不!」雷娜特幾乎要把嘴裡的義大利菜吐出來,「Once Wessi,always Wessi(一朝西德人,永遠西德人)!我不過是住在東邊。」她又重重搖頭,說「Ossi」(東德人)和「Wessi」舉止思維差異很大,不是同一種人。

「怎麼不同?」

「怎麼說呢,就是東邊和西邊,資本主義的人和社會主義的人,一看就知道了!東邊的人不會獨立思考,懶惰,還有些粗魯……不過,我不是沒有東德朋友啦,年輕人也在變,變得像我們……」

陳丹燕繼續寫道:

東德的知識份子說過:「我們並不是合併,是西邊把我們吃了,可我們就卡在他們的喉嚨口,讓他們吐不出,咽不下……」說這話的人,在冰涼的藍眼睛裡閃爍著蠻橫、恥辱、不屈和惱羞成怒。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拜訪革命:從加德滿都、德黑蘭到倫敦,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由八旗出版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