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遠方走到盡頭，好似歷經一次寧靜到戰爭的旅程——美國越戰紀念碑為何被評為「當代最偉大建物」？

【我們為什麼選這本書】

改造城市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城市是我們傳給後代子孫的藍圖，裡面寄寓著許多人期盼的未來。

然而，一棟「好」建築物到底是什麼？是裝潢特別精美，還是不怕風吹日曬、特別堅固？讓美國知名建築評論家保羅．高柏格告訴你，建築對人類真正的意義。（責任編輯：黃靖軒）

文／保羅．高柏格（Paul Goldberger）

建築及結構會影響人類的品格和行為，這點無庸置疑。人建造了建築，建築再回過頭來塑造了人，為我們定出生命的道路。──溫士頓．邱吉爾

我知道，建築對我而言非常重要，但我無意宣稱建築可以拯救世界。偉大的建築並非桌上的麵包，也非法庭裡的正義。沒錯，建築會改變生活品質，而且影響往往十分驚人，然而建築無法醫治病人、教化無知，光憑建築也無法維持生命。

建築不過是提供一個舒適、令人開心的環境，讓上述事情得以發生。但雖然建築本身無法創造生命，卻以種種方式為現存的生命帶來意義。要討論建築有多重要，就必須了解建築以何種方式展現影響力。建築除了「遮風擋雨」的功能之外，其重要之處就和任何藝術一樣，都是讓生命更加美好。

一座腳踏車棚的重要不輸林肯大教堂：最平般的建築，對人類意義反而最重大

矛盾的是，最平凡的建築對人類的意義往往最為重大，像是頭上的屋頂，以及隨意造來讓我們躲雨、工作、購物、睡覺和玩樂的建物。建物是白話，是建築界的標準語言，但卻非本書的重點，但我仍想加以探討，原因在於我並不認同能明確劃分「嚴肅的建築」和「普通的建築」。

建築與藝術史學者尼可拉斯．佩夫斯納爵士（Sir Nikolaus Pevsner）寫道：「腳踏車棚是建物，而林肯大教堂則是建築。」但那又如何？兩者皆是建物，也皆為建築。

林肯大教堂這棟建築確實比腳踏車棚更複雜、更宏大，建造的動機也更為神聖。然而，每棟建築都訴說了背後的某些文化，每處結構至少都有些視覺趣味，也都能喚起某些情感和情緒。

雖然宏偉的大教堂所引發的討論比普通車棚還要多，但兩者同樣塑造了我們的環境。再者，與車棚相似的建物包括商場裡、高速公路旁、郊區城鎮裡的地方商用建築及住宅建築等，對我們所居之地的影響都比遠方的大教堂大得多。

這些建築都稱不上傑作，某些政治正確的評論家會不以為然，且為此感到痛心。然而，我們仍冒險忽略這些建築。麥當勞？拉斯維加斯的賭場？移動房屋、郊區的貨櫃屋、路邊商圈、購物中心、辦公大樓停車場？

這些建築可能很平庸，也可能充滿歡樂及巧智，但很少能給人超脫的感受，不過卻能讓我們知道自己是誰，以及自己想打造什麼樣的環境，而且往往成效頗彰，這讓大多數建築評論家大為難堪而不願承認。

美國的建築大多醜陋，但話又說回來，十九世紀的倫敦居民也覺得當時的倫敦建築多半很醜。美國今日的建築環境如此缺乏藝術性，可能正反映出我們的文化，就像巴黎和羅馬的設計也反映出背後的城市文化。

可以確定的是，想在今日認真討論建築，卻又想避開整體建築環境，絕對是緣木求魚。從高速公路到花園，從商場到教堂、摩天大樓、加油站，一切都是緊密相連、互相依存。我無意將二十一世紀之初的景觀浪漫化，但我知道，佩夫斯納的學術二分法再也無法成立。

建築在藝術和實用之間保持精準又不穩固的平衡，這當中的需求既不帶領藝術，也不追隨藝術；既不向藝術屈膝，也不比藝術優越。建築同時存在各種面向，而每件建築作品或多或少都得考慮所有面向。

兩千年前古羅馬留下的建築三要素，至今仍無人能超越

大約在公元前三十年，古羅馬的維楚威斯便寫下建築的三要素是「實用、堅固、喜悅」，至今仍無人超越，因為這三重定義剴切地總結了建築的矛盾：建物必須實用，同時又得與實用對立，因為藝術（也就是維楚威斯所謂的「喜悅」）在本質上並無世俗功能。

最重要的是，建物在建造時還得遵守工程法則，也就是說，蓋了之後還必須屹立不倒。

建築確實有這種種衝突，但維楚威斯卻不將之視為對立，而是視為共存。他的觀點提醒我們，建築物必須同時有用、建造穩固、令人賞心悅目。此外，維楚威斯也並未明確將三大要素依重要程度排序。

想像三者的重要程度依序遞增，固然並無不妥，但維楚威斯真正想傳達的訊息中，其實暗藏著一則幽微注腳：三者互相依存。沒有堅固和喜悅就不可能實用，但喜悅也有賴堅固，因為堅固不僅讓建築物屹立不倒，也讓建築藝術達到頂峰。

金字塔、希臘神廟、羅馬水道、哥德式教堂的建造者，都同時是建築師也是工程師，對他們而言，這些原則是一體的。建造聖母百花大教堂的布魯內雷斯基、設計聖彼得大教堂的米開朗基羅，也無不如此。

因此，建築既是藝術，也不是藝術。在不同的情況下，建築可能不止是藝術，也可能稱不上是藝術。這是建築的矛盾，也是建築的榮耀。建築的角色是提供庇護，這點與圖畫、小說或詩迥異，而建築在實體世界中的真實狀況，也有別於我們平常所認定的藝術。

建築不像交響樂，建築必須有某種實用功能，必須提供空間讓我們工作、生活、購物、禮拜或娛樂。有些我們平時認定為實用的事物，也可能創造美感，例如飛機、汽車或烹飪鍋。可是建築又不同於這些，當建築成功達到美學目標時，我們會期待這棟建築所能提供的感動將遠比精心設計的烤麵包機還要深刻。

我們不可能一直留意四周的音樂，若我們無時無刻不被音樂包圍著，那麼，即使是最美妙的聲音，久了也會聽而不聞。建築也是如此。建築無所不在，最後迫使我們視而不見。

我們無法總是全心專注在建築上，但我們也無法完全不注意。

所有建築，無論是登峰造極的藝術，或是僅具最薄弱意圖的普通建築，都塑造了我們生活的世界。建築跨越了現實與夢想之間的鴻溝，且必須把有一隻腳踏入現實世界中。

想掌握建築，等於要涉獵文化、社會、政治等所有領域

想掌握建築，就等於要涉獵幾乎所有領域：文化、社會、政治、商業、歷史、家庭、宗教、教育。將建築視為藝術雖會為我們帶來無上愉悅，但那也只是建築體驗的面向之一。將建築環境理解為建築與其他各種可能功能發生互動的形式，也會讓人得到強烈的滿足。

建築同時具有個體性及社會性，不止是種物理性真實，也是種社會性真實。同一棟建築在兩個人身上可能會引發不同感受，畫作或交響樂也是如此，但建築卻有一項特殊之處，即加強社會互動，即便我們對建築的評價互異，卻也會在無形中獲得共同經驗。

建造建築或使用建築，都需要眾人一起投入。小說只要有一個人獨自讀完，就能達到最大意義，但如果是音樂廳、博物館或辦公大樓，甚至是私人住宅，其意義卻大多來來自室內的社會行為，以及建築的實體形式與這些社會行為之間的複雜關係。

我們可以盯著空無一人的音樂廳數小時，欣賞其實體形式，但看到的就只是一片失去用途的真空，於是我們也等同幾乎沒有看到這棟建築。大教堂也是如此，建築的朝聖者多半是在安靜的時刻造訪，在無聲中獨自領受格外的親密感，然而教堂中若充滿作禮拜的信眾，就能感受到教堂的另一層崇高意義。

建築也是文化的終極實體展現。美國的白宮、國會山莊，英國國會大廈，埃及的金字塔，法國的艾菲爾鐵塔，德國的布蘭登堡門，莫斯科的聖巴索大教堂，澳洲的雪梨歌劇院，還有美國的帝國大廈和金門大橋。

這個清單還可以列上數千項，甚至也不一定要是著名建築，小地方的郡法院和市政廳都有相同特質，也傳達相同訊息：建築是功能強大的圖像符號，比任何藝術都更能代表共同經驗，也比共同文化經驗的其他層面更能引發共鳴。

建築作品一旦具備圖像符號的功能，意義就與其他建物有所不同。雖然我們的文化中有許多符號正變得日漸無力，但建築符號的力量未有稍減。以白宮和國會山莊為例，雖然今日的選民仍一如往常對建築內的政客、政治活動冷嘲熱諷，但建築物本身的吸引力不曾衰退。

建築物會倒塌，但象徵意義永不消逝──就像作為美國象徵的雙子星

2001年9月11日之後，世貿中心雖然倒塌了，作為美國象徵的地位卻不減反增，悲劇氛圍促使美國擁抱如此巨大、現代的商業大樓，賦予該建築各種象徵意義，這當然是首開先例，這些象徵意義通常只有更傳統的建築才能擁有。（911事件已事隔多年，但紐約的人行道仍有小攤販兜售世貿中心的照片，就像過去他們也賣過麥爾坎．X和金恩博士的照片。）

我們並不意外，雙塔要等到殉難之後，才真正獲得美國人喜愛，也才被視為徹底的美國象徵。

一如林肯紀念堂，這是因為美國人對現代主義的態度向來有些矛盾，一方面希望自己被當成先進的文化，確切說是世上最先進的文化，同時又發現自己必須把一隻腳留在傳統才能感到安心，就如同傑佛遜在往前邁進的時候，靠的是採納、重塑過往，而不是完全與傳統決裂。911事件之前，對許多美國人而言，威廉斯堡才是更自然的國家象徵，而不是高聳入雲的玻璃鋼材盒子。

與歷史切割的危險，在另一座重要的代表性建築上可清楚得見，即華盛頓特區的越戰紀念碑，由林瓔（Maya Lin）設計，1981年完工。這可能是美國第一座獲得象徵地位的現代公民紀念碑。

這件事值得詳細討論，不止因為林瓔設計紀念碑時，還只是21歲的學生，更因為過程十分精采。林瓔的作品是兩面大約70公尺長的黑色花崗岩牆，以V形擁抱著一片緩坡草坪。當評審在競圖中選出這件作品時，許多人感到大惑不解，不是因為她的年紀，而是因為作品太過抽象。為什麼沒有紀念雕像？傳統慣用的符號在哪？

林瓔的提案，是把1963-1973年間在越南喪生的57,692名美國人姓名刻在花崗岩上，以建立連結感及親近感。然而，某些人似乎覺得這樣還不足以去除紀念碑那冰冷、缺乏感情的抽象性，因此建案最後妥協，在離牆稍遠處加上一座士兵雕像及一根旗桿之後才得以繼續施工。

但紀念碑一完工，大家便發現真正擁有感染力的，仍然是林瓔原先設計的那兩面姓名牆，而那些唯恐牆體表現力不足而另外加上去的元素，則顯得濫情而流於表面，成了畫蛇添足。林瓔的原始設計比美國今日的其他抽象建築都還要具有表現力。

越戰紀念碑呈寬闊V形的兩道牆設置精妙：一道指向華盛頓紀念碑，另一道指向林肯紀念堂，讓紀念碑（以及背後隱含的越南悲劇）連向華盛頓特區的地標，也因此連向美國史詩。紀念碑並未高高隆起，從遠方看並不起眼。

很少有偉大建築作品像這座紀念碑一樣，無法一眼看到，要找到只能靠路標。從國家廣場走去，這片意義非凡的華盛頓特區軸心綠地逐漸退居背景，而紀念碑逐步浮現，原本只是一縷銀線，然後逐漸擴大。

一開始只是一片薄薄的花崗岩與地面相連，渺小而不起眼。等你走到牆邊，地面向下傾斜，才覺得牆體逐漸拔高，亡者姓名也越來越多，一一依照時間列出，然後忽然間，牆體變得巨大，籠罩著你，你彷彿走進地底深處，陷入戰爭的深淵，而華盛頓特區已經消失。

然後，你走到紀念碑的中心，轉個彎，又開始慢慢向上移動，朝著光線、太陽、城市走去，你才明白自己已經經歷一趟救贖，至少是象徵上的救贖。

以傳統角度觀之，越戰紀念碑沒有屋頂，沒有門，也沒有室內空間，根本稱不上建築。它也無意偽裝成建築。然而，它將建築技術運用在無比崇高的公民目的上，且運用得相當成功，當代的其他建築幾乎都難以望其項背。

確實，設計在二十世紀末仍然可以是凝聚社會的力量，而這就是最重要的明證。在越戰紀念碑，紀念性創造了真正的公共領域。這裡所謂的公共，不僅指公眾共有，更指智識和情感的共鳴。

民眾覺得紀念碑訴說了公眾的故事，型式又能觸動他們的靈魂，因此是屬於公眾所有。這座紀念碑的力量足以打動背景、政治觀點迥異之人，而且在社會似乎已徹底崩解的時候，還能完成艱鉅任務，創造出共同經驗，讓人們產生交集。

（本文書摘內容摘錄自《我們的城市改造，寄寓著誰的美好未來？》，由合作夥伴 大家出版 授權轉載，並同意BuzzOrange編輯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Jauher Ali Nasir CC li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