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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月薪兩萬五。

我非常熱愛那份工作,上司有才華,老闆有願景,同事充滿熱情與創意。當時第一個客戶是中華電信,董事長是賀陳旦。我還記得年度大提案的時候,董事長和我分坐在超級大的長會議桌的兩頭,我是一個廣告AE。

我當時的盤算是這樣的:我毫無經驗,也不是行銷相關科系,我來學東西還有錢拿,要好好做。在面試談薪水的時候,我的底限是一萬八,能夠幫機車加油、買菜回家、還學貸、貼補房屋租金就好。我現在往回看,我當時大約認為那份工作有五萬的價值。兩萬五薪水,兩萬五是我的職業訓練學費。

後來陸陸續續接觸不同的工作,其中一份工作月薪三萬五。如果用一天8小時、一週5天、一個月4週來算,請假一天會被扣薪1,750。我不是不愛那份工作,那份工作的本質是有意義的。但作為一份經濟上的收入,那份工作沒有前景;升遷困難,薪水養得起一個文青,養不起一個家庭,更養不出一個未來。後來我開始接外包,晚上找個咖啡店加班。如果一份工作薪資不夠,你又想要更多收入的時候,延長工時成為「被迫自願」的選擇。

這樣的生活當然比較辛苦勞累,但我當時還沒有過勞的感覺。可能是因為對未來充滿憧憬。但如果再怎麼延長工時,收入都不夠,那感覺是令人絕望的。

充滿絕望一:低薪,然後還沒有假日可以休

這幾天關注一例一休的議題,表面上是例假日與工時的拉扯、勞方與資方的對立。勞工權益是重要的,勞工權益的討論較多而完整,我不多所著墨,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本質性的因素之一,是低薪。

當我們只能低薪,過勞絕望的情緒還要面臨休假日被砍掉的感覺,情緒當然一發不可收拾。

當我們低薪,我們哪來的錢買好油?
當我們低薪,哪來的錢買房子?
當我們低薪,我們怎麼敢生兒育女?

這不是一般的理性政策聲音,這其實是失控的求救訊號。

而低薪的背後有兩個結構問題,第一是分配問題。

充滿絕望二:GDP 成長,但薪資不增反減!錢被誰拿走了?

林淑芬委員在7/6質詢時提到:

「從台灣聲稱是最富裕『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 那個時候所謂的企業的利潤大概占全國的GDP的比例是29.80%,那個時候的受雇人員報酬,占了51.04%,最富裕的時代喔。……再看今天2014年的統計來看,這個企業主所獲得企業的利潤它占GDP的比例已經從1980年的29.8,上升到34.62。但是我們的受雇人員的報酬卻也一路的下滑,下滑到剩下43.86個percent。我今天要講國家經濟的成長,勞工長工時的勞動,換來的卻是薪資的倒退。」

《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接受風傳媒專訪時,也提到「……台灣的薪資狀況……『嚇了一大跳』,他說對比於GDP,台灣的薪水低到不成比例,他笑說『我不曉得這些GDP到哪去了?但我確定它肯定去了某些地方。』一句笑語清楚點出台灣面臨的低薪困境:即使GDP有所成長但薪資不增反減。此外,他也提到人們告訴他台灣薪水與房價的對比也令他印象深刻。」

除了分配問題,第二個關鍵,是經濟轉型問題。

充滿絕望三:過了十數年,台灣竟沒能創造新的「高薪」工作……

如果我們沒辦法創造出附加價值更高的企業,怎麼提供薪資更高的工作?如果我們沒辦法創造新的企業或讓企業創新,我們怎麼創造附加價值更高的企業?企業為了不違法提高薪資,那是下下策,上策是企業為了獲利搶奪人才,主動提高薪資報酬。

薪資對企業來說,是費用。如果這個費用投入能夠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更多產值、更豐厚的利潤,企業自然會主動加薪,跟其他企業搶著加薪,搶奪人才,進一步帶動人力資源的優化。如果這個費用只是單純的成本,透過降低成本來榨取利潤,那麼確實的勞動檢查,就變成保護勞工的最後手段。

組工會、要求政府提高基本薪資、要求政府提高罰則,都是這個低薪壓力的合理結果。工作可以是自我實現的途徑,也可以是換取收入的折磨差事。當我們對工作或薪資失望與絕望的時候,我寧可多一點休假日,陪陪家人朋友,過上一個小確幸的日子。

而當過勞成為看不見盡頭的隧道,結果就是抗爭。

一例一休,真假兩例,工時與七天假日,需要理性思考、充分溝通,但這個角度只會落入零和賽局。所得分配和經濟政策,才有機會擺脫向下沈淪,創造價值提升的雙贏策略。

(責任編輯:鄒家彥)

(圖片來源:社會民主黨粉絲團;本文提供合作夥伴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