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選這篇文章】
為什麼里約明明條件不甚好，卻如此積極申辦奧運？為什麼許多國家願意花大錢成為奧運舉辦國？本次選文清楚說明，我們是怎麼掉到奧運的迷思與詛咒之中…（責任編輯：黃佳玉）
- 二〇一六年奧運
雖然世界杯有三十四天，奧運只有十七天，但辦奧運的複雜度比世界杯要難上許多。世界杯只有七百三十六個運動員，奧運有一萬零五百個運動員。世界杯只有一個冠軍，奧運有幾十個冠軍。世界杯的轉播時數只有幾百個小時，里約奧運的轉播時數將高達五千個小時。奧運時，人群和車輛集中在一個城市，不像世界杯分散在十二個城市。
二〇一四年世界杯的種種缺失將在二〇一六年奧運放大數倍。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千五百名奧運村的工人大罷工，當時正值國際奧會官員來參訪，他們聲稱里約是有史以來準備工作最落後的城市。國際奧會決定派出監督小組到里約設立工作室，在最後兩年內監督所有工程的進度。提朱卡區的奧運高爾夫球場因為環保問題，到二〇一四年六月都還沒有種上草皮，而草皮至少需要兩年時間才能長好。
在帆船和水上運動場地的瓜納巴拉灣，污染程度即使以巴西寬鬆的標準來說都太過嚴重。巴西環境部長波丁侯 （Carlos Francisco Portinho）說，里約根本不可能達到向國際奧會承諾的減污標準。波丁侯在二〇一四年五月寫信給巴西體育部長雷貝洛（Aldo Rebelo）說，就算立刻撥下減污設備所需要的七千萬美元經費，也還要至少十年才能顯著減少污染。同時，有好幾個運動協會對巴西的水質表達擔憂，尤其是水中含有會導致A型肝炎、霍亂和痢疾的污染物。由於里約新棒球場進度落後太多，國際棒協已經開始在二百七十五英里外的聖保羅另尋球場。
在巴西《集體》雜誌的訪問中，巴西著名的記者、電視名人和足球評論家朱卡.佛瑞評論道：
我認為對一個根本沒有體育政策的國家來說，如同體育部長所承認的，舉辦奧運根本是完全沒道理的事。這就像連馬都沒有就要套上馬車。
體育應該同時考慮公共衛生和疾病預防，如同世界衛生組織所說，每投資一塊錢在民主和全民體育上，在公共衛生上就可以省下三塊錢……我擔心的是辦奧運的這些人就是當時在里約辦泛美運動會的同一批人。我沒有理由相信結果會不同。我們要記得，我們花了原來高出十倍的預算，從四億變成將近四十億，而對里約卻什麼都沒有留下。
瓜納巴拉灣沒有按承諾減少污染，弗雷塔斯潟湖也沒有減少污染，從泛美村到伽利略機的捷運也沒有蓋……馬里亞海洋公園很爛，室內自行車賽場很爛，巴西最現代化的英根豪球場沒有用在世界杯。馬拉卡納拆掉一座球場又蓋一座新球場。這些花費缺乏透明度讓我害怕，會給里約留下什麼也讓我害怕。我們看到違反法律把居民強制遷移，用軍事手段讓人離開家、離開工作、學校和所有的一切。
和世界杯時相同，里約的奧運工程進度相當緩慢。國際奧會一再表達憂慮。在二〇一四年三月的三天參訪之後，國際奧會代表團用外交詞令表達他們的看法:「某些比賽場館有所落後，現在已經沒有再拖的空間」。隔一個月，國際奧會副主席柯特斯（John Coates）表示，「坦白說，我們非常担心。他們真的在很多方面都沒準備好」。
原本的計畫是仿照巴賽隆納在里約四大區塊做建設，包括體育設施、捷運化公車系統（BRT）、地鐵、港口清理、新的高爾夫球場、提朱卡區的奧運村、新的下水道系統、機場更新和博物館等等。奧運村有三千六百間豪華公寓。新的交通路線旨在連結機場到旅館區、旅館區到奧運場館（例如伊帕內馬海灘到提朱卡區）以及奧運場館之間。這些路線既不符合民眾的需求，也不符經濟發展所需。
尤有甚者，連接四大區塊的跨奧運高速公路對人道和環保都構成挑戰。這條二十三公里的的高速公路造價六億三千四百萬美元，需要遷移八百七十五個家庭。它還會摧毁二十萬平方公里的大西洋灌木林，這是巴西最大保護區和最大都市公園內的瀕危物種。居民們被遷到二公里外的地方，他們抱怨新的公寓比不上原來的住房。一名六十二歲的婦女告訴里約的報紙說，「我本來的房子有三個房間，三套衛浴，一個廚房和一個客廳，還有可以做生意的空間。他們給的公寓太小了。…….我知道他們想要我們搬走，但我就是不想搬」。
- 要麵包還是競技場？
辦奧運和世界杯的最主要理由是會帶動經濟發展，但客觀的學術研究都不支持這種說法。短期間的大筆花費完全無法用微不足道的比賽收入來打平。真有好處也得是長期的，但這也令人懷疑。很多「據稱」的長期收益都不可量化，有些收益則實在太長期了，無法直接歸功於為期數週的比賽及其建設。通常只能留下花了幾十億美元興建又要每年花幾百萬去維護的白色大象，還有未來十到三十年都還不完的巨額債務。
就算真有效益，也不能只拿辦比賽的花費來計算其報酬率，我們還要算進機會成本，例如投入的土地和人力資源。每一個主辦城市都該自問，稀有的土地和其他資源的最佳長期用途到底是什麼。今日低度開發的土地看似沒有用處，但五到十年之後就不一定了。如果在這些土地上蓋滿體育館，那其他用途的可能性就沒有了。
另外有一種說法是，我們不能只因為辦奧運的花費大於收入就說不划算，因為大部份的花費都屬於國家長期發展的基礎建設。這種說法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可能是正確的，但這需要非常謹慎和聰明的規劃，而大部份的奧運都做不到。
一九九二巴賽隆納奧運的規劃就很謹慎。但巴賽隆納是從 1975 年佛郎哥政權結束時就開始規劃了。佛郎哥時代嚴重忽視加泰蘭地區，巴賽隆納歷經數十年亳無規劃的工業發展。這個海港城市被群集的工廠、倉庫和鐵路與地中海分隔開來，再加上缺乏交通運輸和基礎建設，讓這個建築、文化、歷史、氣候、地理條件無不絕佳的城市，居然成為觀光界的遺珠之憾。
新政府自一九七〇代末開始思考如何改變巴賽隆納，並從一九八〇年代初開始規劃。當初規劃時還沒有要申辦奧運，是後來才把奧運當成能促進計畫實現的動力。是巴賽隆納利用奧運，而不是奧運利用巴賽隆納。
如果其他城市能模仿巴賽隆納－其實已有許多城市嘗試過卻失敗了－那本書所討論的許多問題都可以避免。問題是，其他城市並沒有巴賽隆納得以成功的條件，而且很多國家的政治體系根本沒有做長遠規畫的能力。
一九八四年的洛杉磯也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但原因完全不同。從一九六八年的墨西哥到一九七六年的蒙特婁，當時的奧運形象是很差的。一九八四年的奧運根本沒有城市要申請。國際奧會完全沒有籌碼，這才讓洛杉磯和彼得.烏伯洛（洛杉磯奧組會主席）抓住良機。洛杉磯不花政府一毛錢在奧運上，所有損失都由國際奧會負責。國際奧會對場館也只要求少量的建設經費，而這些錢都由烏伯洛找來企業贊助。最後盈餘是二點一五億美元，也為奧運重建了形象。
從一九八四年開始，申辦奧運變得越來越競爭。花錢越來越多，計畫也越來越不完善。由於在財政和經濟上根本沒有好處，我們就更該仔細檢視主辦奧運要付出的機會成本。
土地是最重要的成本。辦奧運是一件大事。一八九六年在雅典剛開始時，只有二九五名運動員、四十三面金牌和七個比賽場地。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奧運有三千九百六十三名運動員、一百二十九面金牌和二十五個比賽場地。1964年的東京奧運有五千一百五十一名運動員、一百七十二面金牌和三十三個比賽場地。到了最近一次二〇一二倫敦奧運時，有一萬零五百名運動員、三百零二面金牌和三十三個比賽場地。國際奧會規定所有比賽場地的總面積至少要達到一千六百六十英畝。對於像巴賽隆納這種小城市來說，這就要佔掉百分之七的土地。如果再加上綠地、大面積的公共空間、停車場、道路和交通設施，總面積將高達四倍。二〇〇八年的北京奧運就佔地八千四百英畝。辦一次夏季奧運要用這麼大片的土地，機會成本非常高。
如果巴西沒有花五十億美元把舊場館拆掉蓋新的，就可以在主要城市蓋大眾運輸系統或城際鐵路，這對巴西經濟會有什麼影響？如果倫敦不是在東倫敦蓋奧運公園，而是把錢拿去補貼住房、給文創產業和零售業減稅或增加職業訓練，這又會對當地的就業造成什麼影響？這些交換權衡的問題是永遠討論不完的。
有一種經常聽到的說法是，就算有更好的發展計畫，也不會有錢。在民主體制中，政治僵局和黨派之爭常常讓預算無法過關，但舉辦奧運和世界杯就可以突破僵局。但問題是，如果一個國家的決策過程本來就阻力重重，就算辦了奧運和世界杯也不可能有效的執行預算。威權主義國家沒有政治僵局的問題，但依然有決策過程盲目偏差的問題。
不管在民主國家還是威權國家，辦活動都是在迎合當地企業家的利益。奧運和世界杯的背後是營造商、工會、保險公司、建築公司、媒體、投資銀行、律師和餐飲旅館業的利益。這些利益團體常會綁架當地的奧運組委會，聘請顧問公司做誇大不實的經濟效益評估，低估支出和高估收益，再製造出政治共識。有一份研究指出，在二〇一〇南非世界杯之前，南非五大營造商的平均盈餘從二〇〇四年的一點五八億盧比增加到二〇〇九年的十六點七億盧比，增加了十點五倍。
奧運和世界杯的諸多工程當然會在短期創造出就業機會。但這有兩個問題。
第一，由於政府必須在未來幾十年償還債務，這就會減少政府投資及公共工程的就業機會；第二，這些工程經常是從其他地方甚至國外進口勞工，所付工資少得可憐。此外在比賽結束後，通常只有上層階級會去使用這些場館、滑雪道、高爾夫球場和公路。因此，舉辦超大型賽會通常只會強化既有的權力和不平等結構。
（本文書摘內容摘錄自《奧運的詛咒》，由合作夥伴八旗文化出版社授權轉載、編輯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Si B，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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