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立委余宛如在立法院這個會期剛開始時，就因為提案修法，要讓立法委員可以帶三歲以下的小孩進議場，而引起高度關注。除了性別議題，余宛如身上還有很多種「標籤」，不只倡議「公平貿易」與「企業社會責任」，她本身就是公平貿易企業的創業家，而創業家的身份，也讓她成為「創業圈」在國會的代表。
在這資訊社會時代，互聯網、互聯網＋、物聯網、數位經濟、共享經濟…… 等名詞甚囂塵上，許多人期待這是台灣經濟再次翻身的機會，余宛如以「世代」的角度切入，「我們這個世代，跟上一代的觀念落差很大」、「新世代是軟實力的時代」，她更直指政府面對產業的態度以及端出的法規，不能再用「過去時代的想法」。
像是《公司法》中的大公司體制，像是董事會，這適合新創企業嗎？
而且，很多新創公司都是遊走法律邊緣，那我們要怎麼提供容錯和試驗的空間？這是文化問題！
- 創業圈代言人：申請創業補助程序，不能淪為作文比賽
作為立法院內少數幾位創業圈的代表，余宛如從民間走進國會，仍持續拜訪青年創業人士，「一定要跟第一線的人接觸，因為他們知道最真實的困難在哪」，最近接觸的單位包括：瘦身社群 iFit、直播平台 livehouse.in、創業家學校 ALPHA camp 等。新創圈的重要活動，余宛如也出席，例如台灣虛擬及擴增實境產業協會（TAVAR）最近的成立大會、之初創投（AppWorks）的demo day、以及TXA創新俱樂部的投資媒合活動。
除了台北之外，余宛如之前也經由台中市長林佳龍的協助，到台中了解當地創業青年遇到的問題。
光明頂的創辦人洪大倫就提到，新創團隊申請政府補助的程序，經常淪為「作文大賽」。
余宛如說，當她回到台北後，就召集相關部會討論，並提出要求：
1、簡化審查流程
2、避免申請計畫書淪為作文比賽
3、審查委員要一定比例具有創業經驗
4、鼓勵業者提升，往文創化、數位化與綠色化等方向發展
5、盡量多給小的創業團隊機會
余宛如之所以如此重視創業，背後的原因是為了改善「這個對年輕人不公平的社會」，而且創業也是這個時代必要的作為。
她認為，現在的社會資源和政府資源，多還是留在大的產業、法規也停留在過去的觀念，同時，在工業 4.0 的時代，製造業尋找廉價資源的思維已經沒辦法應付世界的變化，「中國現在也想要收購德國的工業 4.0 企業，因為製造業者都知道，已經沒辦法找到更廉價的土地、勞力和水電了，所以必須往上升級。」
在她心中，「創業」的定義是：
不是說賺了多少錢，而是你可以告訴我，你失敗了多少次，但你依然為自己的 vision 繼續往前。
- 政府扶植新創有解？首先要改變文官體系的態度
成為立委之後，余宛如更深刻的理解到為何政府總是「扶植新創不力」。
首先，她以金管會為例，提到文官體系對於 Fintech 的創新扶植不足，著重在保護既有的金融產業，不讓他們受到威脅，保守心態也讓他們沒有動機去做，「但是短視近利，反而傷害到我們長期的健全發展。」
我們就只好在質詢台上給主委壓力，然後再找主事的官員來辦公室開會，就跟他們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讓他們懂。
從台灣長期利基的角度看，我們應該發揮台灣既有的科技優勢，善用民間豐沛的創新力量，如此的戰略高度，才能帶領台灣走出悶經濟的困境。
而且，即使政府的確執行很多創新創業的政策，但余宛如認為，因為文官體系的運作邏輯是，「沒人願意負責、沒人願意犯錯、很怕被說是圖利別人」、「還有，光是文書和稽核的工作，就把大家壓死了。」她引用蔡英文之前在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年會（TiEA）年會上的說法，「破除文官想做事又怕犯錯的無力感，建立一個勇於任事，不會輕易放棄的文化，讓產業有更多創新的空間。」。
圖片來源：天下雜誌
再來，是 KPI 的問題。余宛如舉例，保守估計政府過去總共投入 33 億、補助了全台灣 130 間育成中心，「但 KPI 是什麼？報名人數有滿就好了嗎？」她接著舉出一個具體案例：
有單位拿了政府補助之後，被審計部要求做 20 幾頁的報告，向政府說明，「你孵化的新創團隊中，成功了幾個？」但因為審計部不懂創業，所以就只能提出這種標準。
- 改善創業生態，要改變文化、教育投資人、讓社會重視創業
但除了政府內部的革新，余宛如認為，要改善創業生態，不管是人才、資金或法規問題，最重要的還是整個社會的文化改革。
台灣要講創業生態系，前提要有鼓勵創新、重視人才的文化。
主張放寬外籍白領人士來台限制的余宛如解釋，真正的問題是，「到底新時代的社會和經濟，需要怎樣的人才？這不單純只是讓外籍白領或外國創業家來台灣而已。」
但由於台灣年輕世代長期面臨低薪的困境，這樣的主張讓余宛如成為網友批評的目標，在一旁的助理提到，「PTT 上有個 ID，不管文章內容有沒有直接的關連，就會推文說余宛如是外籍低薪白領勞工之母。」
在資金方面，余宛如認為投資人也要被教育，「要讓他們理解新創企業的價值是如何產生的」，但台灣過去都在投資製造業，相較於矽谷天使投資人的功能，「除了投資，他們的 connection 也很重要，但台灣過去的 connection 並不在這些產業。中國甚至有專門訓練天使投資人的課程。」
同時，余宛如認為台灣需要更多元的籌資和融資方法，「台灣雖然有創櫃板，讓資本額一千萬的企業能上去籌資，但股份仍然不能在公開市場上交易。」
對於「創業」議題來說，法規、人才、資金都是問題，但余宛如也提到，更困難的事情是，「新創圈給人的感覺，就是一個小圈圈，我今天即使被罵，也沒有人會關注我為什麼被罵。」
如果新創圈有更多的聲音，相信可以引起更多有意義的討論。
不只社會資源集中在舊的產業，余宛如說，多數主流媒體也較不關心新創事業，她能做的就是在立法院內，多跟記者溝通，甚至介紹新創團隊給記者。
- 要批評「亞洲矽谷」、「新南向政策」的人，就儘管來吧
台灣創新創業過去在政府眼中總是爹不疼娘不愛，或部分政務官即使有心、執行成效卻有限，這種窘境，隨著民進黨在競選期間拋出「亞洲矽谷」和「新南向政策」等議題，似乎出現一絲曙光。
然而，新政府雖然將數位產業或扶植創新擺到優先順位，但「亞洲矽谷」一事仍然遭到質疑——新政府到底能否放下「硬體／園區優先」的思維、能不能擺脫（無效）KPI 的枷鎖、網路基礎建設是否準備妥當、最重要的人才從哪來……
又或是「新南向政策」的具體實踐方式為何？東南亞是個語言、文化、族群異質性極高的地區，如何能用單一政策囊括？台灣現有超過 50 萬的新移民，在此政策中的角色是什麼？
作為執政黨的立委，余宛如樂見這些批評的出現，「這都是很好的參與，政府拋出構想，釋出善意，接下來就是看怎麼跟新創產業結合。」但余宛如也為新政府抱屈，「在 520 之前，長達四個月的交接期很難熬。」
從執政團隊成形到順利運作，至少需要三個月的時間。但交接期間主政者擺爛，準執政團隊無法介入。
但余宛如也說，她完全理解，政黨輪替後，整個社會都抱有相當高的期待，希望能趕快看到改變。
除了樂見各界提出的批評，余宛如也強調自己贊同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我們過去就是親美、親中或親日，但其實在地理位置和全球佈局上，更應該跟鄰居交流。」
東南亞市場之所以重要，她認為一個重要的指標是：「在整個大亞洲區，東協的中產階級消費水準正在快速提升。」
事實上，台灣已經有許多企業過去了，包含新創團隊。
余宛如接著解釋台灣在此政策上的優勢，「像是 Made in Taiwan 在東南亞還是很有市場地位，或者他們對台灣的印象，就是一個還不錯的民主國家」，在文化連結上，余宛如認為，除了台灣有為數不少的外配、新移民第二代，在東南亞也有許多客家人、講中文的華人、或是已經在那經營很久的台商。
這個政策，其實就是繼往開來，把過去的關係收攏，同時再發展出新的關係。
- 七人團隊，要服務「興趣廣泛」的老闆
創業在台灣長期是弱勢議題，余宛如又直接背負著許多創業者的期待，再加上因為自己「興趣廣泛」，讓僅僅 7 人的辦公室天天都很操。
余宛如辦公室的 7 位助理，一位負責行政、一位負責選民服務、五位負責法案，助理的背景也非常不同，除了前國會助理、或來自民進黨青年部等傳統政治部門，也有原本在科技媒體《數位時代》工作的年輕人。
另外，我這個會期在財政委員會，需要有這種專長的人幫我整理相關資訊，我透過朋友找到一個很資深的媒體人，聊過之後覺得想法契合，就請他加入團隊。
但問到這會期至今的「具體成績」，余宛如說，她提的所有案子都還沒三讀通過。
她解釋，「這應該算常態。因為一個會期，每個委員會平均有 100 多個法案要處理，但我們審查一個法案就要花掉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還要加上質詢和考察的時間。」
余宛如說，團隊已經很努力，但在第一個會期就通過的法案，通常是重大法案，例如《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課綱微調案或《集會遊行法》
爭議越大的法案，反而越有機會被提出甚至通過，像是我在會期初提的在議場帶小孩，雖然引起很大的爭議，但贊成的人也很多，所以其他立委在一兩個月內提出相關提案，最後總共有 20 幾個相關案子。
這樣的經驗，讓余宛如感受到，「關心新創議題的人，在整個社會中依然只是一小部分，所以要首要工作，還是要讓關心新創的聲音能夠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