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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又如

五月二十日,有一本極具爭議的書將在台灣出版,來自連續殺人犯「少年A」的自白。

一九九七年,日本神戶發生連續兒童殺傷事件。十歲的山下彩花在路上被殺害,另一名目擊的女童被砍了兩刀,兩個月後才復原。三個月後,十一歲的土師淳突然失蹤,成為一顆放在校門口的頭顱,還附上一張挑釁的信件。只不過,更駭人聽聞的是,兇手是一名僅僅十四歲的少年。

為什麼要殺人?經過精神鑑定,少年A有性虐待取向與人際溝通的困難,可怕犯行被簡單歸因成幾個字。而他度過在少年觀護所的日子,重返社會,終有機會自白:

「他們都對我很親切,但他們的親切對我來講卻只是『屈辱』。我想要的是被憎恨、被痛罵、被傷害、被恐懼。」

「被叫做『怪物』、被更多人討厭、否定與拒絕,才是我唯一的願望、我的自傲、我生存的希望。」

少年A用十二萬字寫下一個殺人犯的養成,出版成書籍《絕歌》,去年三月在日本出版,狂銷二十五萬冊,卻也引起巨大爭議。有人認為他寫書是為懺悔、脫罪,謾罵的言論占了多數,仍然非常暢銷。

簽下《絕歌》中文版權、時報文化第二編輯部大眾文學線主編李國祥說:「重點不是原不原諒他、他該不該死,而是他從十四歲就想殺人,到底是為什麼?」

「這樣的書」為什麼會暢銷?

「最初始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想看。」但李國祥在洽談版權時很意外地發現他是台灣唯一的出版社代表,儘管充滿爭議,他仍覺得這本書會是思考的起點。

還沒討論到內容,從「要不要代理」,李國祥就面對第一個思考。出版書籍,內容還包括殺人的細節,彷彿是在幫兇手賺錢,「我們無法反駁受害者的血淚,但如果依照這樣的邏輯,沒有一本『這樣的書』能夠出版。」他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樣的書」?李國祥指出,社會上不乏描寫殺人犯的書籍,但幾乎都是側寫,對讀者來說是隔了好幾手的資料,像是在看昆蟲、植物百科般獵奇。可少年A正好滿足了未成年犯不能判死刑、有文學造詣、又有探索自己與表達的欲望等條件,我們才有機會窺見一個扭曲的心。

「這樣的人」存在於社會角落

透過書也才發現,少年A在法庭上的表現、對媒體的吐露,有時是為了保護家人,甚至操作輿論的謊話。對照到台灣社會,從湯姆熊割喉案的曾文欽、北捷隨機殺人的鄭捷,到內湖女童案的王景玉,人們對加害者的認識,僅被簡化成:想吃免錢牢飯、沉迷電動、啃老族、曾經被霸凌、看起來就不是好東西……,然後戛然而止。我們缺少理解的機會,讓真實沒入在簡化的表象之中,人人盼望的「預防」,成為原地踏步。

如果少年A不寫,我們怎麼知道這些人到底怎麼想?沒有殺人事件發生,沒有人會注意到他們,但這些人一直都存在。」李國祥指出,「在台灣,社會的做法就是把這些人打成渣渣,當成社會毒瘤切掉,彷彿就能把他們隔絕在正常的世界以外,佯裝一切與自己無關,但致病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日本是一個沒有自我、只有倫理的社會,跟台灣社會很像。」李國祥觀察,「當社會開始崩壞,人們又無法跟生病的社會斷開連結,就會一起沉淪。」少年A也在書中寫道,小學時歷經慘絕人寰的阪神大地震以及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對往後的思考產生了難以言喻的影響,「那麼輕輕鬆鬆地奪走那麼多條人命,死掉的人只不過是變成了數字,為何而活?為何存在?」

連少年A自己,都是在後來才明白,這一些細微的變化都刺激了他的性格養成。而急著把犯人與社會切割的台灣社會,又會形塑出什麼樣的怪物?

「生比死更讓我畏懼千百倍」

殺人案持續發生,「閱聽媒體的強力放送,對細節多所渲染,造成人人自危;社會氛圍多半一面倒地支持『治亂世用重典』,相信極刑可以防止這種事。」馬里蘭大學犯罪學博士楊曙銘在《絕歌》中譯版的序言寫道,當看見少年A說到被逮捕的心情:「面對『生』 毋寧比『死』更讓我畏懼千百倍」,對照著接觸過的少年殺人犯,「我更確定極刑對這樣的犯人,沒有嚇阻的功效,也許反而是他們渴求的精神鴉片。」

在日本的隨機殺人研究中,有個令人悲傷的結論:它無法被預防。除了少年A的自傳,他的父母也曾經出版《生下少年A——父母的悔恨手札》,將版稅捐給受害者家屬。但當時引起的巨大震驚,源自於書中的家庭看來如此正常,卻養出一個殺人犯。

有太多還沒辦法解答的問題。可通往和諧社會的路途絕不是一條筆直的大路,仍需要更多的明燈照亮四周的幽微,直到能看清悲劇的肇因不是怪物,而是人。

(本文由新新聞授權轉載,未經允許、不得轉載。首圖來源:Bong Grit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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