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建瑜
「面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對外拓展，台商是要『趨吉』還是『避凶』？行政院僑委會委員長陳士魁表示，建議台商「避凶」，因為一帶一路不是一個經濟計劃，大陸宣稱 10 年資金投入 1.6 兆美金，但都是以貸款模式，多由大陸國企承攬建造基礎建設，而非到達援助國家本身，資金仍然圍繞在大陸國內。」
這場質詢立委不斷詢問什麼是「一帶一路」，主委只能模糊兩可的回覆，因為什麼是一帶一路，其實也真的很難說清楚。從路線圖來看，就是「陸上絲綢」跟「海上絲綢」之路；從外交關係上看，就是大陸透過「銀彈」方式，與各國展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從區域戰略著眼，是中國突破美國長期在亞洲霸權的象徵。尚有更多論述闡釋何謂「一帶一路」，所以理解「一帶一路」得理解提出者的思維跟經歷，以衡量大陸戰略的新思維，方能思索台灣如何在這大局下找到自己的優勢。
像是一帶一路這樣大規模的計畫可能奠定中國未來 20 年的戰略基礎，如同當年馬歇爾計劃奠定美國在歐洲的戰略基礎。台灣有必要了解其本質，方能在中國的大國戰略下，找到台灣獨特的自我定位來創造自己的生存方向。
上海正在學習簡易太極拳的人們（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 「一帶一路」始於中國夢的文化層面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喜歡談「中國夢」，航太發展也有「航太夢」，中共領導階層時常提及「凝聚中國夢」，即大陸從「韜關養晦」到「和平崛起」，到如今的「大國關係」，一步步建構「中國夢」，但核心價值到底為何？
必須從文化層面論起。中國結束文革後，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勳果斷命令南華寺出土並恢復供奉六祖靈骨，身為父親的習仲勳更是要求習近平要飽讀四書五經，特別觀察習近平每次在國際場合發言時，時常引經據典，這些都涵蓋一件事——「文化」重新建構。對習近平而言，中國走出去的前提是，文化建築程度，透過中國千年蘊藏文化以連結東亞、東南亞、南亞國家，包括台灣，才是「中國夢」的起始。
持「美國夢」（American Dream）並論，美國夢源於 19 世紀，相信一種論述，只要能到美國境內並努力不懈，不管是否為移民者，均有機會出人頭地，即「文化」建構，吸引點不是美國文化的本質，而是美國文化的外在面貌，使人相信在一個「美國夢」的框架下，就有機會出頭天，換言之，此為建立「自信」文化。
中國正卻乏此種「自信」文化，1980 年代的中國青年大多選擇出國留學時，習近平卻選擇留在中國，這與習近平的「中國夢」存在連結關係。對習近平而言，「中國夢」並非「美國夢」的翻版，他要建立的是中國文化的本質，而非中國文化的表面，所以從習近平接任開始，中國論述「儒家」思維的痕跡，不再僅是國內，而應用在對外關係上，這正是「一帶一路」的核心價值，至少在官方宣傳上。意即重新形塑中國文化，梳理古中國過往輝煌年代的痕跡，將文革所破壞的文化連結且重新對接。
海上絲路及陸上絲路（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 一帶一路戰略
與中國文化連結的起始，分別從「陸上絲綢」與「海上絲綢」，每一個據點分布均有過往歷史連結意義，不管從海上或陸上出發，沿途經過新疆、甘肅、福建和雲南等地，經歷維吾爾族樂器、桑皮紙、敦煌曲子戲、裕固族民族服飾、蘭州太平鼓、滇劇、白族扎染、水密隔艙福船製造技藝、掌中木偶戲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透過強調這些古老傳統的元素來襯托一帶一路不只有鐵和銀彈，還有更多軟性的內涵。
若從經濟角度或政治角度，中國均為利用「一帶一路」的銀彈方式，擴張影響戰略，甚至將其與美國跨太平合作夥伴協議（TPP）等戰略相比，卻忽略一個關鍵因素，中國在推行過程中，不僅是輸出銀彈，與美國輸出自由與秩序的概念一樣，也輸出「文化」，此種影響層面及時間是更為長久。舉例而言，「一帶一路」的路程中，土耳其占據其中一站，維吾爾族與土耳其源於同一個民族，因此中國在推動上雖然面臨鎮壓新疆問題的困境，但中國對內形塑上，期待用「中間走廊」加強彼此宗教交流。
上述凸顯中國在「一帶一路」推行上，強調用文化交流思維著眼，不管歷史文化連結，或者重新形塑中國文化根基，都是中國未來推行政治經濟發展的基礎。簡言之，今日中國再有錢，沿路國家只是將其當做「暴發戶」；若今日中國是一個既有錢，又是與我文化有所連結，產生共鳴時，就能淡化暴發戶的負面形象，甚至形成「自然朋友」。
舉例來說，英國核電廠找法國朋友來幫忙，但資金短缺找來中國協助出資，英國社會在討論中國出資時，覺得「暴發戶」幫我們建核電廠，而中國部分人士也用「你們有錢嗎？」的角度著眼，此都狹隘這場交易的意義。中國如果將這座核電廠輸出成功，其實不只輸出錢，更成功形塑中國幫助西方朋友的形象，擺脫國際政治「矮人一截」的現象。同樣的，中國想幫各國建設高鐵，除技術輸出，商業結構創造政治經濟結構的連結外，官方也大力強調中國文化價值的形象，「敦親睦鄰」的大同思想，並以此作為核心價值。如此習近平在任內進行多國訪問，如同古代中國皇帝到處出巡，嘗試執行這種外交策略。
回顧歷史，一戰以前，奧匈帝國所把持的歐洲，看待美國如同「暴發戶」，更不用說日本，但實際上，以當時美國、日本實力，足以與歐洲相抗衡，但真正要等待戰爭過後，歐洲才真正認清美國即將成為大國的事實，直至凡爾賽會議時，美國更擔負起形塑國際政治的角色，形塑國家之間的價值基礎，更把美國所認為的外交文化價值推翻由奧匈帝國長期形塑的國際談判系統，更白話來說，就是奧匈帝國模式的談判方式，由皇室召開的國際會議決定整個歐洲的權力平衡，已遭美國打破而產生流動。
習近平和歐巴馬會面（圖片來源：Flickr U.S. Embassy The Hague CC Licensed）
- 中國儒家外交 VS 西方現實主義
所以中國可否如法炮製？近幾年學者不斷論述「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簡言之，就是對於政治經濟體制的不同認知，對他國干預程度等議題相論。但不得不承認，中國在輸出這項共識上，已逐漸獲得些許效果。西方過往在談判事務上，主要尋求強權國家決定一切事項，依據決議執行，但卻時常不如意，包括伊拉克、敘利亞等均為如此，伊朗亦是。最後，回過頭發現，還是得把真正當事國請來，妥善協商，而北京共識對此所強調為，國家自主與干預程度的論調，一方面尊重每個國家有其適合的發展道路，一方面來說即一國不願過度介入他國內政。
以敘利亞來說，敘利亞曾經是中東學習阿拉伯語的最佳地點，加上戰略位置致使成為融合多民族文化的地方，雖然形成少數民族把持權力，卻也是維持社會穩定的一環，但隨著民主價值的推展，被強逼而走上西方式民主時，所面臨的就是現今僵局，北京式的國際政治就是，尊重其當下的政治體制和風土民情，拒絕將自己的政治體制輸出到國外，為儒家所言的「中道」路線。
不管是伊朗核協議到北韓核武問題，甚至南海爭議，中國一直主張雙邊對話，聽起來很像西方式經貿談判形式，但鮮少用於國際政治的談判桌，尤其在霸權或多元體系政治思維下，會認為應該尋覓多國擔任調解者角色出面協商，對中國而言，多邊談判的基礎是彼此「勸談促和」的中國思維，而中國的雙邊對話，即當事人自己解決，屬兩邊家務事，無須他國插手，以「不干預」原則，符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之道」運用。
本文並非讚揚「一帶一路」有多美好，而是提醒看待「一帶一路」若只是從政經戰略思維，低估中國外交戰略思維的目的及所帶來的影響。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在運用軟實力和文化推銷、甚至是文化霸權的努力是長期戰略，更應注意中國外交手段成熟技巧的推展。
- 「一帶一路」台灣機會與挑戰
回頭答覆最初命題，所以「一帶一路」到底對台灣是機會還是冒險？先不論如此，單從中國在實行「一帶一路」上，採取貸款方式，由中國國有企業承標或合作，獲利對象明顯導向中國內部企業，如同各方從經濟角色解析，「一帶一路」戰略是為解決中國短期內產能過剩問題，即供給面與需求面失衡，中國藉此拓展海外市場，如此一來，台商根本不是「一帶一路」的直接受益對象，不過間接受益的可能性依然很高，例如：搭建高鐵的鋼材、運輸等，台商可能位在其中一環，這是台灣的機會。
然而，如此機會可能預期僅短暫的，因為中國企業在海外對我台商的替代性越來越高，加上規模、價格等因素，已非部分以「低廉成本」為主的台灣產業所能競爭的，這就是風險。「一帶一路」最大的風險就是形成產業結構，取代台灣原本佔領的產業地位，所謂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如同當年歐洲的馬歇爾計畫改變且形成現今的金融秩序，而中國版的則是改變全球產業結構，並搭配「亞投行」的資金挹注，意圖突破長期以美國為中心的產業鏈發展模式。
亞投行的成立是「一帶一路」的「配菜」，中國近年來不斷成立類似的「配菜」，如與中亞國家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與東南亞國家成立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中國藉由上述組織，形塑亞洲安全觀，說穿了就是中國安全觀，中國藉由以中國為中心的組織，鞏固區域地位，致使壓縮台灣外交空間，更進一步而言，台灣將面對更邊緣化的問題，雖然這也並非如今才知，但政治上的壓縮，若再搭上經濟發展的壓縮，恐怕對以國際貿易生存的台灣更為不利。
新政府打算用「新南向政策」抗衡「一帶一路」，但如同新南向政策辦公室準主任黃志芳所言，要比資金，台灣比不上中國，他更強調新南向的重點在於「人」的連結，台灣面對中國在政治經濟的步步逼近，「人」的連結更為重要。台灣早期有許多東南亞的僑生，現今台灣社會有非常多「新台灣之子」，已逐漸成為台灣經濟發展主力，種種資源是中國現今面臨的最大挑戰，因為即便中國與東協國家政經結構多深化，社會存在的「反中情緒」成為東協國家內部潛在反動因子。而友善台灣的因子正是台灣下一個階段的優勢，因此很多人喜歡問，新政府的「新南向」與李登輝時代的「南向」有何不同？前者善用「人」，後者則著重「金錢」，而面對中國崛起的事實，錢不再是我國優勢。
「一帶一路」正起始於「文化戰略」，形塑中國儒家文化中的精髓與亞洲國家連結，而這就是中國想要以此解決各國「反中情緒」的潛在因子，並嘗試建構自身的軟實力。崛起大國往往被認為是「威脅」，可能藉由武力或強硬作為彰顯自身國際地位，而中國同樣面對如此情況，儒家文化思維戰略提供中國緩解惡化情勢，搭配「一帶一路」的政經工具，形成習近平主要的外交戰略，而台灣作為小國，要懂得「夾縫中生存」，看待「一帶一路」就如同看待美國主導的 TPP，各有利弊，如何從中尋找利，降低弊，正是台灣未來的戰略思維。
20 年後的台灣，不難想樣，面對的是強權中國，但台灣可藉由長期與東南亞及東亞國家之間的來往，維持多元文化的並存，不再是任何單一文化霸權競逐，冒險精神讓台灣得以繼續在中東、非洲尋找機會生存。台灣本是島嶼國家，從歷史經驗論，不論是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中國人等均奠基台灣的冒險精神，即便面對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搭扯，台灣惟藉文化多元性，才得以在國際社會的夾縫中繼續生存。
（本文由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授權轉載，原文標題：中國外交武裝文化思維：台灣如何面對一帶一路的挑戰。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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