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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六號正午,在北京五棵松棒球場上,中華台北和古巴正在鏖戰。原本不怎麼被看好的比賽,卻因為先發投手李振昌出人意外的精采表現,讓台灣球迷格外亢奮。突然,看台上的台灣球迷間響起一陣嗡嗡聲,還有人歡呼起來。球迷的長鏡頭和看台上便衣保安的攝影機同時舉起來,對著同一個方向。

「又拿出來了 !又拿出來了 !」

「在哪裡?」

「右外野,靠一壘那邊,上頭,出口旁邊。有沒有看到……」

「看到了 !看起來是耶……可是……不會吧……」

在本壘後頭的採訪席上,一群台灣記者急急地交頭接耳,紛紛打起手篷遮擋剛過正午的刺眼陽光,努力朝外野看台蒐尋著。因為,據說那裡有人拿出了一面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就這麼揮啊揮的。記住了那面旗大概的位置,一班台灣記者就轉頭跑出內野看台,繞著場外往那面「國旗」所在的外野看台狂奔。到了那個座位,一站定,看到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時,不認識的人傻眼了,認識它的人開始悶笑不停。

那個,其實是一面緬甸國旗。準確的說,是一面「當時」的緬甸國旗。它和中華民國國旗一樣都是「紅地」,左上角有四分之一的「青天」。但在「青天」中央的不是十二道光芒的「白日」,而是中央帶著一束稻穗的白色齒輪,齒輪外綴著十四顆五角星。遠遠地從內野往外野看去,真的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一模一樣。二零一零年十月,緬甸政府更換了國旗的式樣,「青天白輪滿地紅」走進了歷史。

這面旗拎在一個年輕女孩子手上,她穿著短褲 T 恤,一張華人的臉孔,但身邊的同伴有些外國人。她專心和身邊的幾位朋友注意著場中的動態。但她四周除了她朋友以外的人,注意力都在她身上。

和記者同時趕到的,還有幾個穿著藍底白領 Polo 衫,就是志願者制服的中年大漢。他們臉色緊繃、頂著平頭、挺著肚子,怎麼也不像一般的大學生志願者。幾天採訪經驗告訴我,這一群必定是保安人員。

球場的看台上布滿了或明或暗的保安。明樁身穿白色制服,背上寫著「保安」兩字,耳朵裡塞著一枚耳機。暗樁雖然穿著各色各樣,但並不難認。他們有兩大特色:不管是李振昌投出三振或是古巴隊打了全壘打,他們都面無表情,無動於衷。再者,別人在看球,但他們總在看別人。

還有的「暗樁」穿著志願者制服,但你一眼就能看穿他。因為一般的志願者絕大多數是笑臉迎人的大學生。但一有中華隊出賽,場邊的一大半「志願者」就成了留著大平頭、皮膚黝黑、神情呆滯的小伙子。

這群小伙子不會拿著志願者的彩色橡膠手圈,帶著無法拒絕的笑容拜託你:「能不能跟你換一個台北隊的 pin?」他們有時也會不小心說溜嘴,對一位台灣辣妹承認自己其實不是志願者,而是武警學院的學生。只要看到掛著證件的記者在和台灣球迷講話,他們必定不顧你感受的附耳過來。這時,你台語再爛都要硬著頭皮拿出來。

四局下半,兩人出局,古巴隊第七棒馬雷塔對準李振昌的第一球揮棒,一記反彈球正對著一壘手而去,彭政閔接住球,輕輕巧巧傳給補位的李振昌。四局結束,依舊是零比零。

台灣觀眾一陣歡呼,驚嘆李振昌竟然封住了古巴隊棒棒如同大砲一樣的打線。這面青天白「輪」旗滿地紅又在這個女孩子手上揮了起來,配合她搖晃著的身體,像是跟著心裡的音樂輕快地跳舞。她就是這樣,每當中華隊有好表現的時侯,她就拿出旗子來助陣。有時也把旗披在身上。不少人注意到,這旗子的側邊是撕破的,抽出來的纖維鬚鬚,隨著旗面被風吹得前後搖擺,像金魚的尾巴。

大漢們手上的對講機傳出了幾句短指令,內容聽不太清楚,但在她左、右、後的「包圍圈」卻開始後退,從「準備動手」的態勢變成了「待命監控」。有穿志願者制服的保安拿起相機對著她拍照蒐證。也有保安向身邊的記者同業打聽,這究竟是面什麼旗。

九局上,一比零落後的中華隊展開最後反攻,她也跟著場上中華隊球迷一起站起來,高舉手上的緬甸國旗,不再遮遮掩掩。但現場保安一直只是監控著她,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當比賽結束時,台灣的記者一擁而上,這才謎底揭曉。原來這個女孩子姓李,二十六歲,哈佛大學醫科學生,當時正在北京實習。她說自己在台灣出生,七歲移民美國;曾經回台灣念了初、高中,之後再到美國念大學。

「這個點子不是我想到的」,帶著一點點英語口音,她說,中古之戰是她第二次進場看球,上一次是中華對日本,那時並沒有準備任何「道具」。散場後,她在網路上看到這個點子,就在市面上買了一幅緬甸國旗,「花了我八十塊人民幣,遠遠看只有齒輪和稻穗不一樣,真像我們國旗。」

進場時,「安檢人員關切了一下」,她向對方力爭說,緬甸是國際奧會會員國,沒有道理不能帶他們的國旗進場。但安檢人員說,這面旗太寬,違反了北京奧組委的規定,她也當場就把旗撕掉一截。安檢人員再問她的基本資料,她表明自己是美國人後,才順利通關。

擔不擔心這樣做可能面臨的後果?她搖搖頭:「我沒想那麼多。」唯一怕的只有在台灣的父母替自己擔心,「拜託你們不要把我的基本資料寫得太清楚。」

這樣做是抗議嗎?她搖搖頭,「不是為抗議,for peace !」

一句「for peace」,道盡多少台灣球迷的辛酸。這種辛酸源自一個巨大的反差;來自場邊台灣球迷的心情,絕大多數帶著善意而來,和從日本、美國、法國、或者澳大利亞造訪的觀眾沒有一點不同。但在這場「中國人的世紀盛會」上迎接他們的,卻是他們怎麼也想像不到的差別對待,甚至是羞辱。

當馬英九意氣風發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兩岸關係立刻從陳水扁執政末期的冒進台獨路線急轉調頭。北京奧運,就好像早就預備好的,是為慶祝兩岸關係回暖而安排的一場奢華的宴會。

雖然馬英九稍早在投票前幾天,曾經以「蠻橫無理、愚蠢、自以為是」的重話回應中國總理溫家寶對「公投入聯」的批評。馬英九甚至撂話,若中共繼續鎮壓西藏人民,他當選總統後將不排除停止派團前往北京奧運。但六月底兩岸海基會和海協會制度性協商恢復,雙方代表江丙坤和陳雲林彼此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一握手,中共高層似乎已經,至少表面上諒解了馬英九的「選舉語言」。台灣當然也沒有抵制北京奧運。

兩岸氣氛是好轉了,但回過頭來看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奧運,其實是操練兩岸新關係的第一個實驗場。這場實驗從台灣的「政治定位」開始。

談「兩岸政治定位」,不只是「九二年有沒有共識」這一類的言詞之爭,而是牽涉一連串更實際的「操作型定義」。雙方當下就面臨到的操作問題是:在奧運這場的場合,會員國的元首必定受邀到場,但馬英九一定是到不了北京的,總統不去,誰來「代表」中華台北?這位代表是民間人士?還是政府官員?或者其實是官員,但用一個民間的身份?這位代表(或代表們)吃飯時坐哪裡?看比賽時誰陪同?乃至於在中國中央電視台轉播時,應該得到什麼級別的「出鏡」(上鏡頭)時間?

在共產中國,絕大多數事物都難逃政治安排,「政治」的操作型定義之一,就是一套被絕對遵守的森嚴規則。只習慣西方式民主的人,開始進入中國時都要跨過這個不低的門檻。但這套規則的存在也有好處,就是只要能一窺門徑,由「外」就可以看到「內」,由「形」而可以掌握「神」。

在冷戰時代,台灣或西方的中共問題專家,可以從《人民日報》上照片的排位座次,或者領導人名字出現的順序,察覺北京高層政治權力變動或轉移的線索。這種移植自前蘇聯研究的「克里姆林宮學」( Kremlinology ),當時就被直接稱為「北京學」( Pekingnology )。

直到今天,「北京學」仍然是研究中國或處理中國新聞行之有效的知識架構,甚至包括在兩岸關係的領域。從中共政權在北京奧運這樣的「世紀慶典」上,如何選擇、安排它所認定的「台灣代表」,就能了解它對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台灣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架構。

「誰來代表台灣」這個問題,事實上在二零零五年連戰、宋楚瑜訪問中國大陸後,中共就開始部署鋪陳。在「黨對黨」的思維下,國民黨和當時仍有一定政治實力的親民黨就是「台灣地區代表」,因此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國、親兩黨主席吳伯雄和宋楚瑜就被安排在「元首區」,而其它包括新黨主席郁慕明等台灣貴賓則安排在「貴賓區」。

為什麼執政黨的主席、前主席,甚至於一位非執政黨主席,都可以在奧運場合代表「中華民國」、「台灣」或者「中華台北」?在當時的情境裡,沒有太多人提出這個「反高潮」的問題。因為二零零八年兩岸關係的政治架構,早在二零零五年就已鋪排完成,馬英九政府一上任,已經沒有選擇,必須概括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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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八旗文化》授權刊載,作者:  李志德  書名:《無岸的旅途:陷在時代困局中的兩岸報導》圖片來源:youarelee,CClicense 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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