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Norbert Eder ,CC license）
一切事情的啟端
1990年 11 月 5 日
紐澤西州‧克利夫賽德公園
媽媽從床上把我搖醒：「出事了。」她說。
我七歲，是個穿著忍者龜睡衣的胖小子。對我來說，在天還沒亮就被叫起來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我己經很習慣了。可是只有爸爸才會這樣做，而且是為了叫我起來、跪在我那條有著清真寺尖塔的小毛毯上禱告。媽媽從來沒有天沒亮就喊我過。
這時是晚上十一點。爸爸不在家。最近他在澤西市的清真寺待的時間愈來愈晚了，但對我而言他還是爸爸，風趣、愛我、又溫暖。今天早上他還試著再教我一次怎麼綁鞋帶。他出事了嗎？出了什麼樣的事？他受傷了嗎？他死了嗎？我害怕極了，不敢猜想答案是什麼。
媽媽甩開一條白巾，它像朵雲一樣攤開來，然後彎下腰來把它鋪在地板上。「看著我，Z，」她說。那憂心忡忡的神情讓我幾乎認不得她。「你得盡快穿好衣服，然後把你的東西收拾到這條白巾上，再綁緊，好嗎？姐姐會幫你。」她往門口走。「快，Z，快，我們要走了。」
「等一下，」我說。這是我從我的太空超人毯跌下床後講的第一句話。「我要放什麼進去？什麼⋯⋯東西？」
我是個害羞又聽話的乖小孩，我想照媽媽的吩咐做。
她停下來看著我。「放得進去的都可以。」她說，「我不知道我們會不會再回來這裡。」
她轉過身去，然後走了。
我們打包好後，姐姐、弟弟和我下樓到客廳。媽媽撥電話給爸爸住在布魯克林的表哥，我們都喊他易卜罕叔叔，或只喊阿慕。她正很激動地在跟他講著電話，整個臉都漲紅了。她左手抓著話筒，右手緊張地撥弄著耳際鬆掉的頭紗。電視上正在播放新聞快報，我們成了插撥頭條了。媽媽發現我們盯著電視，趕緊過去把它關了。
她跟易卜罕叔叔又說了好一陣子，背對著我們。她一掛掉電話，電話立刻就響了起來。在大半夜這聲音非常刺耳，聲音太響了，彷彿它知道什麼似的。
媽媽接起電話。是爸爸的一個朋友從清真寺打來的，他叫馬默，是個計程車司機。大家都喊他紅人（Red），因為他的髮色。紅人聽起來急著要找爸爸。「他不在這。」媽媽說，然後聽了一會兒電話。「好。」她說完就把電話給掛了。
電話再次響起。可怕的噪音。
這次我猜不出是誰打的。媽媽說：「真的嗎？問起我們？警察？」
一會兒後，我從客廳地板上醒過來。在一陣混亂中，我不知不覺地打著盹兒。所有我們能帶走的、帶不走的東西，都堆在門邊，東西好像隨時要倒下來一樣。媽媽走來走去，一遍又一遍地檢查她的皮包。她把我們的出生證明都帶上了，萬一真有必要時，可以證明她是我們的媽媽。
那時媽媽急著要我們逃亡，我根本不懂是為什麼
我的爸爸，埃爾．塞伊德．諾塞爾（El-Sayyid Nosair），出生在埃及。我的媽媽赫蒂徹．諾塞爾（Khadija Nosair）在匹茲堡出生，在她還沒在本地的清真寺唸誦清真言、成為一個穆斯林之前，她原本的名字是凱倫．米爾斯（Karen Mills）。
媽媽看到我坐起來揉眼睛，就對我說：「你易卜罕叔叔現在要過來找我們了，」她聲音裡的煩惱現在又多摻雜了不耐煩，「如果他到得了的話。」
我沒有問我們要上哪兒去，也沒有人告訴我。我們就是等。等的時間遠遠超過易卜罕叔叔從布魯克林開車來到紐澤西的時間。我們等的時間愈長，媽媽跥步的速度愈快，我也愈覺得胸口快要爆開了。姐姐用一隻手攬住我，我努力讓自己勇敢起來。我也用一隻手攬住弟弟。
「啊，阿拉！」媽媽說，「我快要瘋了！」
我點點頭，像是我懂的樣子。
我爸爸是那位射殺別人的槍手
媽媽沒說的事情是這樣的。梅爾・卡漢（Meir Kahane），一個好戰的拉比（rabbi），也是猶太保衛同盟（Jewish Defense League）的創辦人，在紐約萬豪國際酒店的交誼廳演講完後，被一名阿拉伯槍手射殺。槍手逃離了現場，逃亡的過程中還對一個老人開槍，射中老人的腿部。槍手衝進一輛在酒店門口等客人的計程車，但又衝下車往街上跑，手上還持著槍。一個郵務警員剛好經過，與槍手對開了幾槍後，那名槍手摔倒在街上。播報員忍不住描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卡漢和那名槍手同樣都被射中頸部。兩人都性命垂危。
電視台不斷地播報最新情況。一小時以前，姐姐、弟弟、和我就像小時候天塌下來都與我們無關一樣地睡著，當媽媽聽見「梅爾‧卡漢」這個名字，她抬起頭來看螢幕。她第一眼看到的，是那個阿拉伯槍手的鏡頭，心臟差點停止跳動：那是我爸爸。
（圖片來源： Nicolas Alejandro Street Photography ,CC license）
我們必須要從謀殺的仇恨中學會教訓，不只要學會，是要強行植入。這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發生的現象，這是一個謊言，是一個一再被重覆述說的謊言，通常是對那些得不到消息來源、又不肯接受來自世界不同角度觀點的人所說的謊言。
這是我爸爸相信的謊言，而且他希望把這個謊言傳承給我。
一九九○年十一月五日我爸爸所做的事，毀了我們一家人。
我們的生活從此陷入一個不斷受到死亡威脅、媒體騷擾、居無定所、而且總是貧困的狀態。即使試了「從頭開始」一千次，情況卻總是愈變愈糟。我爸爸是一個全新型態的惡名昭彰案例，我們則是直接被拖下水。他是第一個在美國這片土地上殺人的伊斯蘭聖戰分子，他是在得到海外恐怖分子組織的支援下行動，而這個恐怖分子組織，也就是後來我們稱之的蓋達組織（Al-Qaeda）。
而且，他身為恐怖分子的生涯並未結束。在一九九三年初，我爸爸當時被關在紐約州阿提卡（Attica）監獄，他在獄中幫他昔日在澤西清真寺的同夥，策劃了第一次的世貿中心爆炸案， 同夥中包括奧馬爾． 阿卜杜勒． 拉赫曼（Omar Abdel-Rahman），媒體給他的稱號是盲人謝赫（the Blind Sheikh），他總是戴著一頂土耳其氈帽和一副旅人墨鏡。
那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於科威特的拉米茲．尤賽夫（Ramzi Yousef）、和約旦人伊雅德·艾莫爾（Eyad Ismoil）執行爆炸行動，他們駕駛一輛裝滿爆炸物的黃色萊德貨車，進入世貿大樓的地下停車場，他們的恐怖願望，也是我爸爸的恐怖願望：讓塔樓一壓毀塔樓二，使死亡人數攀升。他們製造出的爆炸，炸出一個三十一公尺寬的大洞，貫穿了四層樓，超過一千名以上的無辜民眾受傷、六人死亡，其中有一名懷有七個月身孕的婦女。
我幼年時抗拒著不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媽媽也竭盡心力、不讓孩子們知道爸爸的可怕行為。因為這兩個因素，我花了很多年，才能夠接受暗殺與爆炸案所帶給我的恐懼；我花了很多年，才有辦法承認，爸爸的所作所為帶給我們全家的影響，我是多麼的深惡痛絕。
在當時，那遠超出我們的承受能力。我滿懷著恐懼、憤怒，我厭惡自己，但卻完全無法處理。第一次世貿爆炸案後，我滿十歲，在心理層面上，我己經像是一台處於休眠狀態的電腦；我十二歲時，在學校被霸凌，開始起了自殺的念頭。一直到我二十多歲、遇上了雪倫，是她讓我覺得我和我的故事有存在的價值。這是一個被訓練去仇恨的男孩、和一個選擇了一條不同道路的男人的故事。
我花了一輩子的時間想要了解，到底是什麼把我爸爸拉進了恐怖主義，我無法釋懷自己身上流著爸爸的血。我說出自己的故事，是想做點有希望、有幫助的事：即使是成長於狂熱主義的年輕人，也能夠擁抱非暴力。我沒有什麼偉大的主
張，但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個主題，目前為止，我的生命主題是：每個人都可以選擇，即使你被訓練去憎恨他人，你仍然可以選擇寬容，可以選擇同理憐憫。
我爸爸的選擇，幾乎要毀掉我的一生，卻也是讓我重生的唯一機會
我七歲時，爸爸因犯下那滔天大罪而入獄，那幾乎毀掉我的人生，但是，那也讓我的人生有了機會。他無法從獄中灌輸我仇恨，更無法阻止我去接觸那些被他妖魔化的人，讓我有機會發現他們也是平凡人，我能夠關懷他們、他們也會關懷我。偏執無法戰勝親身經歷，我的身體會抵抗偏執。
我媽媽對伊斯蘭教的信仰始終未曾動搖，即便是在身為罪犯家屬的審判期間也不曾動搖，她和絕大多數的穆斯林一樣，絕非狂熱分子。在我十八歲，終於見識到一點點的世界，我告訴媽媽，我發現自己再也不會用一個人的出身或身分、來判斷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不管是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同性戀或異性戀，我會看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來下判斷。她聽著、點頭回應我，用她的智慧說了我聽過最有力的九個字：「我已不願憎恨他人了。」
媽媽有很充分的理由覺得累。在我們這段旅程中，她比任何人都辛苦。她不僅會穿戴起包住整個頭髮的頭巾，還會戴上叫作 niqab 的面紗，把除了眼睛以外的部分全部遮起來。她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而且生怕被人認出來。
最近，我問媽媽，在一九九○年十一月六日那天早上，她和易卜罕叔叔走出貝爾維尤醫院時，知不知道我們一家人接下來會如何。「不知道，」她毫不遲疑地跟我說，「我從一個過著正常生活的母親角色，一腳踏進失序狀態，失去隱私，要躲避媒體、要和政府周旋、和 FBI 周旋、和警察周旋、和律師周旋、和穆斯林激進分子周旋。就好像有人劃下了一條線，而我跨越了它，從此踏入不同的生活。我完全不知道接下來會變得多困難。」
我爸爸現在在美國伊利諾州的馬里恩監獄裡，終身監禁外加十五年不得假釋，他的罪名包括參與煽動陰謀、勒索謀殺、企圖謀殺郵務警員、以武器謀殺、企圖持槍械謀殺，以及非法持有槍械。坦白說，我對他還是懷著某種情感，可能是某種我無法抹去的同情與罪惡感吧，即便它薄如蟬翼。我很難想像，這個住在牢裡、我曾經喊他爸爸的男人，知道我們全都因為恐懼和羞愧而改名換姓時，心裡是什麼感受。
二十年來，我沒去探視過我的爸爸。請聽我娓娓道來。
（本文為《 天下雜誌出版》授權刊載，作者： 扎克．伊博黑姆（Zak Ebrahim）、傑夫．蓋爾斯 (with Jeff Giles) ，譯者：洪瓊芬 ，書名：我的爸爸是恐怖分子（TED Books 系列）， 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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