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導讀：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於 2015年 12 月 12 日於印尼瑪琅（Malang）逝世，享年 79 歲。
他是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 Aaron L. Binenjorb 講座教授，是政治學名著《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他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這本書自從 1983 年問世以來，被譯成 31 種語言出版，是社會科學領域必讀的重要作品，更被認為是民族主義研究的經典之作。
安德森曾在 2003 年、2010 年來訪台灣，對台灣的處境與民族主義發表看法。當時他曾談到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安德森以愛爾蘭爭取獨立的經驗提醒台灣：
「就像愛爾蘭一樣，台灣在過去數百年中承受了許多苦難，然而台灣不應該重蹈愛爾蘭的覆轍，長期陷入地方主義和無法忘懷的怨恨之中」，他說「過去絕不應該被遺忘」，但對現在來說，「重要的不是過去的黑暗，而是在前方向我們招手的光明。」
（圖片來源：NASA’s Marshall Space Flight Center，CC license）
《BO》編按：2003 年班納迪克．安德森來訪台灣的演講，收錄自《想像的共同體》一書，因全文訪談有十一萬字，以下則是摘錄精華片段以饗讀者。
在這場演講的開端，我必須先承認我感到緊張而尷尬。我確信在座各位大多已經知道，儘管我出生於昆明，而且我的父親能夠流暢無礙地聽、說、書寫以及閱讀中文，但是我本人對於中國、臺灣、日本卻極端無知，而且也不懂這些地區的語言。因此之故，我希望各位能夠諒解我在以下的發言中所犯的錯誤，以及所做的種種預設。
以下我想提出的看法的靈感，得之於兩個來源。
第一個來源是近年來在歐洲、北美、俄羅斯、中東等地學術界對「帝國」這個概念，以及對於約略從 1750 年至今這段時間內各主要的世界性帝國的實踐經驗之比較，重新產生了興趣。這種對帝國的興趣有部分是衍生自近年來歷任美國政府的作為，以及如何將美國這種洋洋自得的全球性支配加以理論化的問題。
有些保守的美國學者現在對美利堅帝國的理念──他們指的當然是良性的帝國──公然引以為傲，以為這意味著美國在國際地位上的上升。另外還有部分則是衍生自民族主義的目的論式的威信（teleological prestige）的普遍衰退。［註 1］
在超過一世紀以上的時間之中，民族主義一直被廣泛地視為人類邁向後帝國時代的一個嶄新的、更美好的、更和平的世界的一大步。然而誠如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他的著作當中所呈現的，民族主義成為普世規範的二十世紀，無疑地也是人類史上最充滿暴力的、最具毀滅性的世紀。
從這個觀點之中，出現了一種將帝國美化，而且在某些地方，甚至還對帝國感到懷舊的思考傾向。在那些現在已經變成小國，但是曾經是世界級大國的歐洲國家當中，這種傾向最強。最好的例子是英國與法國，以及俄羅斯──如果我們將它視為歐洲的一部分的話。不過，在中國這種傾向也越來越明顯可見了。
在那裡，大量的知識和國家宣傳現在被專門用來歌頌那些在三十年前還被蔑視為殘暴剝削的壓迫者的帝王。如果在未來的二十年當中，我們在日本也看到對舊日本帝國的某些面向越來越公開的讚美，我也不會感到太驚訝。
日本佔領台灣，正好是日本歷經各國帝國主義的競賽時刻
關於官方民族主義，我們應該記住的重點是，它也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型態。
講到這裡，其實我今天演講的初步結論已經呼之欲出了。日本領有臺灣，正好發生在帝國主義歷史的一個特殊的時機：也就是各帝國主義國家剛剛開始有意識地相互比較的時刻。
後藤新平是一個不管從任何比較殖民的標準衡量，都會讓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而論者經常指出他對亞洲鄰近殖民統治所做的細密研究，但事實上他絕對不是唯一一個這麼做的人。
到 1900 年的時候，至少在亞洲，大多數的殖民政權都在研究彼此的政策，有時候他們也會合作逮捕逃亡的反叛者，有時候他們會合作進行種種「改革」。當美國人領有菲律賓時，他們覺得自己被迫要表明他們會比他們所取代的西班牙人做得「更好」。當日本人占領東印度群島時，他們也覺得非講同樣的話不可。
在這十年當中，東南亞各殖民政權開始鎮壓那曾經在十九世紀的大半時間裡為他們提供了統治資金的鴉片交易。也是在 1900 年到 1910 年之間，這些殖民政權開始認真嘗試要建立國家經營的現代化教育體系。
當然，吳叡人指出在這點上日本人做得比所有其他競爭者都要廣泛而徹底，這是正確的。
各殖民政權也對彼此在處理娼妓、農村債務、婦女的處境、童工與奴工等社會問題的政策，做了相互比較。這個時候，國際聯盟尚未成立，不過在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我們看到了大量倡導國際合作與人道主義的國際組織、會議、機構的出現，而這些團體可說是日後國際聯盟的先驅。即使僅僅為了防堵被殖民者對這個趨勢所抱持的「天真的理想主義」，各殖民國也不得不派代表參加這些論壇，然而參與這些論壇的結果是，各殖民政權在某種意義下必須開始正視傑佛遜所謂「人類良善的輿論」──也就是國際上日益高漲的善待殖民地的呼聲。
殖民主義需要存在的正當性，於是開始不斷出現高等學校，甚至出現了選舉制度
在某個意義上，皇帝─帝國主義並不需要被合理化──它的存在自身就是合理的。然而其他的政治形式卻越來越被迫要尋找合理化的基礎。殖民主義越來越需要取得道德的正當性，而且必須展現足以證明其道德正當性的具體成果──就算只是統計上的數字也好。
高等學校和大學在 1910 年之後開始出現。大規模的考古學成果展示，大約從 1900 年開始。政治性結社雖然經常受到暴力鎮壓，但原則上已經不能禁止了。媒體儘管還受到審查威脅，但也開始發展了。於是，世界各地的新聞無法抑制地流入殖民空間之中。反對殖民主義的歐洲人和日本人開始現身在殖民地讀者的眼前。不可避免地，選舉制度開始被引進殖民地。
我們從叡人（編按：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的論文中知道，所有這一切，在臺灣都看得到。不過，這種情況在所有殖民地都看得到，並不限於臺灣。不過，（在前述這種殖民統治被迫改革或緩和的時代氛圍中，）如果殖民母國越是用「民族」而非以「皇權」來界定自己的話，就越容易使自己的殖民統治陷入一種開始令人覺得難以忍受的南非式種族隔離制度的處境之中。
「民族」統治「民族」，會成為一個絕對對立的關係
這就是在愛爾蘭的英格蘭人碰到的問題。在位六十三年的維多利亞女王╱女皇在 1901 年的過世，是一個轉戾點。
因為她的過世，附著於她本人的那種舊的意義下的（皇權的）合法性也隨之消失。於是（在愛爾蘭），現在變成是「英格蘭人統治愛爾蘭人」的問題，而不再是先前「在女皇普世統治下的數百萬子民」的情況了。二十一年後，在歷經充滿暴力的過程之後，愛爾蘭──或者說至少四分之三的愛爾蘭──獨立了。
這裡我要強調的重點是，「民族」統治「民族」不是一種帝國式的多層層級結構，而是一種絕對二元對立的結構。
事實上，就在與此大約同時，世界上幾個大帝國，如羅曼洛夫家族統治的俄羅斯帝國、奧圖曼帝國、霍亨索倫家族的德意志帝國，以及哈布斯堡家族的奧匈帝國都已經接二連三地灰飛煙滅。而在國際聯盟成立後，日本的天皇制帝國主義已經變成一個怪異而老舊的存在了──它已經不再「正常」了。
但是，日本人的政策也開始有了變化。滿洲國在名義上是溥儀統治的獨立國，而到了太平洋戰爭時，日本占領下的菲律賓、緬甸，以及部分的印尼，也被承諾將給予獨立。
我們通常都會習慣用一種太過侷限的觀點來觀察歷史的實際發展軌跡。比方說，大家通常會將林肯在 1863 年解放全美國黑奴的宣言視為巨大的里程碑或轉戾點。但是事實上，就算美國內戰的結果是南軍勝利，我們也很難相信奴隸制就可能被維持到二十世紀。事實上，奴隸制到 1888 年就已經在美國以外的世界各地絕跡了。同理，對於臺灣的個案，我們也可以提出一個類比的論證。
如果有人在 1922 年告訴知識豐富的日本人說，日本將在二十年後征服東南亞全境與中國東部大半領土，沒有人會相信他的。後來對日本打擊很大，並且促成日本極右翼政治興起的世界經濟大恐慌，起源於地球另一邊的維也納和紐約。我並不認為東京在 1937 年做出對中國展開全面戰爭這個極端愚蠢和代價昂貴的決定（這個決定結果也是導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內部政治鬥爭獲得最後勝利的主要原因），或者後來向東南亞擴張的決定背後，有什麼歷史必然性。
我們當然可以說，如果日本人當時沒有做這些傻事，其實不會有誰有足夠的實力去挑戰日本在臺灣和朝鮮的殖民統治──除了臺灣人和朝鮮人之外，不過，也絕非所有臺灣人或者朝鮮人都會這麼做。臺灣是日本的「金庫」，就如阿爾及利亞之於法國，或者緬甸之於英國。但是另一方面，就算日本沒有發動戰爭，我們也很難想像臺灣和朝鮮這兩個地方能夠繼續維持當時被殖民的狀況，直到今日。
若當時的日本賦予台灣自治權力，現今台日關係會更加緊密
愛爾蘭是一個可以用來和臺灣做比較的有趣的海島個案。倫敦當局在 1830 年代被迫終止對愛爾蘭天主教徒參政權的刑罰式限制。投票權快速擴張的結果是，男性全面普選權在 1860 年代達成，而這又不可避免地在英國國會內部創造了一個強有力的（愛爾蘭）投票集團，它甚至成為可以決定哪個政黨取得政權的關鍵力量。直到愛爾蘭獨立之後，英國政治才恢復「正常」。
同樣地，假設東京終於無法避免地必須做出政治整合的決定──換言之，也就是賦予臺灣和朝鮮成年男性選民日本國會議員的代表席次，那麼日本國會中的一個朝鮮集團和臺灣集團的份量，勢必會在國會裡創造一個反常而不穩定的情境。
遲早，東京當局會受不了這種狀況，然後會轉而朝在漢城和臺北設立地方議會、賦予自治權、自治領地位的方向發展，而且我認為最終會出現的結果會是，臺灣與朝鮮和日本維持某種「結盟」關係的獨立（allied independence）。
在殖民統治末期，巴黎當局之渴望擺脫阿爾及利亞，正如同阿爾及利亞人想要自己的民族國家一樣的熱切。在今天，倫敦和都柏林，以及阿爾吉爾和巴黎的關係就很正常，甚至還相當緊密。
中國地圖不只出現西藏、內外蒙古與台灣，而這其實民族主義者的幻想
在臺灣海峽的對岸，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一些不確定性以及一些全球性的趨勢。外國學者，以及甚至若干中國知識分子，曾經嘲弄一些 1940 年代以前在中國流通的怪異地圖，這些中國地圖出人意表地涵蓋了不只臺灣、西藏、內外蒙古，甚至也包括緬甸、越南，以及一部分的中亞。
這些地圖是民族主義者的幻想，而這些幻想，又是基於對先前數世紀當中，不同朝代的征伐或強制性朝貢關係的夢想之上。
事實上，緬甸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越南北部從唐代之後就不再是中國領土。臺灣在 1895 年就「丟了」。遠大於臺灣的外蒙古是在一次大戰後，而東北地區則是在 1931 年之後失去的。經過若干時日之後，北京已經接受了越南、緬甸、蒙古的獨立，同時也收復了東北。
我看不出有什麼強烈的理由，會使北京不會在經過一段時間後，也同樣調整態度，順應、接受臺灣的獨立。臺灣脫離北京控制已經超過一世紀，遠較蒙古更久。只要中國在國際政治體系的地位越來越正常，這種調整與順應，就越可能發生。
所有國家統治者都痛恨「丟掉」領土，但是他們的人民通常都會迅速地調整適應。現在在法國幾乎沒有人懷念阿爾及利亞，在英國也沒有人懷念愛爾蘭，而我敢說很少一般的中國人會真的「懷念」蒙古。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辦到的，不過這些人民總是瞭解民族和帝國之間的根本差異。
——2003 年 12 月 20 日，臺灣臺北。
［註 1］意指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具有歷史必然性的進步力量的威信。根據此種信念，民族主義必然將人類社會逐步推向進步的歷史終極目的（telos）。
（本文為《時報出版》授權刊載，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譯者：吳叡人；首圖來源：NASA’s Marshall Space Flight Center，CC license ；欲閱全文請見班納迪克．安德森作品《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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