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 10 月 25 日,依照盟軍太平洋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發布的《一般命令第一號》,台灣及越南北部的日軍向盟邦將領蔣介石將軍投降,台灣地區於台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典禮台上懸掛英、中、美、蘇四國國旗與聯合國旗。(來源:維基百科@台灣光復節)

文 /史努比

西方學者曾形容 1945-1949 年間的台灣,彷彿掉入了「twilight zone」。Twilight zone 當然不能翻成「陰陽魔界」,那是影集的名字,而是指處於兩者之間的模糊未清狀態,意思是說當時台灣地位處於極為模糊的狀態,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之後地位未定,但代表聯軍佔領的蔣介石,最終竟在中國內戰失利後將流亡政府整個搬了過來。

這段「時光縫隙」,造就了台灣的近代命運。

這麼說起來,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直到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於 10 月 25 日在台北向陳儀投降,中華民國官方聲稱恢復對台灣和澎湖列島主權,這 71 天的期間,堪稱是「時光縫隙中的時光縫隙」,因為在這兩個多月中,台灣人同時要面對混亂的認同,以及未知的未來。

二戰結束 70 年後的今天,馬政府的官方儀式將紀念「抗日戰爭」,稍後也將紀念「台灣光復 70 週年」。回顧這 71 天的時光縫隙,或許會讓我們更了解這是什麼樣的史觀衝突。

1945 年 10 月 25 日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前參加受降典禮的國民政府軍。台灣在二戰中隸屬於「太平洋戰區」,但國民政府在受降典禮橫幅上聲稱台灣屬於中國戰區,被認為是誤導。(來源:維基百科@台灣光復節)

  • 中國人?日本人?

台灣人之中有個無奈的玩笑:「祖父是清朝人,爸爸是日本人,我是台灣人,政府說我們始終是中國人」,不但說祖孫三代屬於不同國家的人,同時加上別人硬要加在我們身上的認同。

這個說法來自於 1895 年台灣在下關條約中被大清帝國割給日本,日本帝國則給予台灣島住民兩年時間選擇國籍;台灣人自然不願當日本人,但也無處可去,最終還是成為大日本帝國殖民地的屬民。二戰之後的 1946 年 1 月 12 日,中華民國行政院以「節參字第零三九七號訓令」規定「原有我國國籍」的台灣人民「於去年(1945 年)10 月 25 日起即恢復中華民國國籍。」

名目上,日本比較遵守國際法,但說到底,台灣人在 50 年間的兩度國籍轉換,基本上都沒有什麼選擇權。實際上的狀況則是,台灣人在 1952 年的舊金山和約之前,依然為日本國籍。

根據國史館出版,日本作者阿部賢介所著的《關鍵的 71 天──二次大戰結束前後的台灣社會與台灣人之動向》一書的描寫,台灣人在這段時間內的遭遇,帶有極為荒謬的辛酸。如今被國民黨政府用來宣稱「台灣光復」基礎、於 1943 年 11 月發布的「開羅宣言」,由於受到戰時資訊封鎖與日方宣傳曲解,幾乎沒有台灣人對其有任何了解,只有林茂生等極為少數人曾由廣播中偷聽到,私下討論,卻也是半知半解。及至日本投降前,也甚少台灣人真正相信日本會戰敗。換句話說,台灣人並不清楚倘若日本戰敗,台灣有可能被交予中國。

最諷刺的是 8 月 15 日天皇「玉音放送」,當初台灣人家庭擁有收音機者尚不及 5%,即使聽到廣播,不是因為訊號不清楚根本不曉得在說些什麼,就是因為天皇用語艱深難解,許多人還誤以為天皇要求大家奮戰到底,直到隔天才恍然大悟戰爭已經結束。台灣人就這樣有點困惑又震驚的結束日本皇民時期。

也許基於漢民族的血統,也許基於台灣人一向慣於附屬於大國羽翼之下的歷史,這一次台灣的「有力者」和仕紳,仍然沒有自己當家作主的願望。在美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戰後調查民情的訪談中,台中霧峰林家的林獻堂表示「最能接受的是中國」,羅萬俥、林茂生等人則表示台灣人希望成為中國的一部份、中國的一省,因為台灣太小。陳炘則說,台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希望成為中國的一部份大於獨立。

這樣子的聲音,造成美國認為台灣希望成為中國的一部份,而不期望獨立或接受美國保護,因此並未積極干涉台灣前途安排。某方面來說,這些有力者雖然在戰後協助維持了台灣社會的秩序,卻在更重要的面向上決定了台灣往後的命運,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結果。

與此同時,滯留在日本或太平洋戰區其他地方的台灣人,則面對更詭異的局面。在盟軍司令部(GHQ)之下的日本政府,依然認定舊殖民地的台灣人為日本管轄,台灣人則自認為戰勝國人民,理應受到優惠待遇,這種微妙的關係,造成了 1946 年 7 月在日台灣人和日本警察的武力衝突,也就是「澀谷事件」。

在台灣島上的台灣人,很快擺脫了日本戰敗的哀傷,基於脫離殖民統治的渴望,而熱烈投向其實並不熟悉的中國懷中,歡迎蔣介石部隊來台。儘管在基隆親眼見到如同叫化子的國府兵,某些人仍固執的找理由合理化中國軍的形象,連知名作家吳濁流也包括在內。接下來,日記由日文改為漢文書寫、瘋狂學習「國語」、倒掛中華民國國旗、將國歌誤以為是卿雲歌等等現象,顯示著台人對祖國的熱情似乎過了頭,幾乎失去理性思考能力。

曾經,台灣人是那麼毫無理由的渴望著當中國人,今天的我們多麼難以想像。當然,僅僅兩年後的 1947 年,228 事件也以令人難以想像的程度重新改寫了台灣歷史。

二戰時遭轟炸的台灣總督府(來源:維基百科@台北大空襲)

  • 815台灣獨立事件

1945 年夏末這兩個月多一點的時期,在 70 年後的今天已很難窺得全貌,有些真相也和我們的一般理解不盡相同。在阿部的研究中,雖然一般印象認為台灣社會治安在 8 月 15 日至 10 月 25 日之間極為優良,事實卻是在 9 月中總督府統治權力因交接而逐漸消逝後,即開始惡化,賭博、掠奪、毆打日人等事件均曾發生,所以只能形容為「整體治安還算不差」。

經濟方面,也因為日本勢力愈消逝、國府接收愈接近,而呈現混亂局面。

說台灣人那麼輕易的就接受中國統治,可能也不符合真實狀況。被稱為「815 事件」的台灣獨立案件,是 1895 年的台灣民主國之後,再次於「政權交替」之際發生的台灣獨立事件,也是第一椿台人在(尚)未遭受國民黨壓迫之下即萌生獨立念頭的案件,卻很奇怪的不為人熟知。

1946 年 3 月間,台籍名人辜振甫(富商辜顯榮之子)、許丙(貴族院議員,許博允祖父,力晶集團創辦人黃崇仁外祖父)、林熊徵(板橋林家成員,華南銀行創辦人)、簡朗山(總督府評議會員,桃園人)和徐坤泉(小說家,澎湖人)五人以「受台灣軍唆使,陰謀台灣獨立」遭到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警總)逮捕。4 月 27 日以違反波茨坦宣言的戰犯身份被解送軍事法庭,直到 1947 年 7 月,被各判以 1 年 10 月至 2 年 2 月不等的刑期。

原來,在日本投降的一週之內,也就是 1945 年 8 月下旬,官方說法是這幾名仕紳拜會總督安藤利吉,並探詢台灣獨立的可能性,但遭到安藤極力勸阻,警告勿輕舉妄動;有研究指出,安藤曾表示在主權移轉之前,台灣絕無獨立之可能,也不能獨立。結果這個運動從未開始就已結束,只停留在口頭上,在 8 月底之前已消失殆盡。

比較有趣的是「受台灣軍唆使」的指控,也就是國民政府指稱有兩名日本陸軍少佐煽動台籍仕紳發動 815 事件。根據戴天昭在《台灣法律地位的歷史考察》一書中表示,當時還滯留在台的 17 萬日軍裝備齊全,屬於精銳部隊(因日方預期美軍有可能考慮登陸台灣),無法接受敗戰事實,因此不排除這個可能性。然而後人的訪談調查顯示,台灣人和日本人兩方面都否認是由己方策動,此事件遂成為無法解開的謎團,和 1895 年的台灣民主國一樣曇花一現。

五個台籍名人被判的刑期,和後來的白色恐怖案件相較,出奇的短。戴天昭認為,這是因為宣判時間為 1947 年 7 月,228 事件剛過未久,國府深怕民眾對台獨意識有太多認識,於是輕判草草了事。

無論這個事件由日方或台方策動,都說明了台灣在那段時光縫隙之中,確實存在著某種可能性;至少有一部份人思考過這種可能性,而非全盤接受命運的安排,只是缺乏充分的信心、決心和準備,因此從未付諸行動。錯過了那機會,它將永遠不再來。

1945 年 10 月 10 日,葉榮鐘等人攝於台中驛歡迎門前,歡迎國民政府來台。(圖片來源:清華大學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 //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main-track.htm)

  • 2015:另一個時光縫隙

在這兩個多月的時光縫隙中,台灣人從中上層社會到下層社會,無疑都經歷過一場大震撼。誠然,當時的民眾感受亦是多元的,有人懷日,有人愛中,有人為舊時代的逝去感到不安,有人為新時代的到來感到欣喜,但我為當時的台灣人感到無奈,50 年的時光裡,必須強迫自己經歷兩次徹底的思想改造。兩度改變自我認同。

當我想起,自己從未有機會問過日治時期擔任郵局局長的祖父,日本總督府和國府交接的那段時間到底是種什麼感覺,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留下他必須拼命學北京話,以應付「新長官」的印象,心中感到無比惆悵。那絕對是一段無與倫比的歷史時刻,但是經歷過 228 事件和長達 38 年的戒嚴與白色恐怖之後,竟已離我們好遠好遠。

台灣文學家和作家葉榮鐘曾經這麼形容當時台灣人的心態:「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上的實感」,大家都認為中國是祖國,卻一點都不了解中國。對於許多後來遭到國府處死整肅的台籍仕紳,知名歷史學者李筱峰則寫道:「或許他們不喜愛的,正是他們熟悉的;他們期待與寄望的,卻是他們陌生的」。

猛一回頭突然發現,現在的我和 70 年前的祖父,彷彿正在經歷有點相同的事情。今天的台灣與中國,宛如 70 年前一般正在微妙的快速接近。我們之中,有人一樣的對「新中國」充滿著無限遐想和期待,有人和 70 年前仕紳一樣,認為台灣和中國畢竟同文同種、文化相近,理應結合而非分離,還有主張「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總統。

國際上,台灣依然是無人懶得打理或根本無從介入的議題。和 70 年前不同的是,當時人們在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迷惑著,今日的我們則在台灣人和中國人之間爭吵不休。

如果這真的是台灣的另一個時光縫隙,台灣會不會又錯過了什麼?這一次我們又能作出正確的選擇嗎?

(本文為想想論壇授權刊載,作者:史努比,原文標題:【開往台灣的慢船】終戰台灣──1945 年夏末的時光縫隙,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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