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大紀元時報）
《BO 導讀》：搶救國文教育聯盟曾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重視國文，增加學校國文節數，並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恢復必修。
當時與會的東吳大學名譽教授劉源俊就痛批，當前的台灣文化是空心文化，年輕人沒有認同、沒有自信、沒有耐性、沒有願景、沒有志向、沒有主張，他擔憂台灣將變成下一個菲律賓。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也表示，台灣社會離道德越來越遠，應該要重新重視中華文化，但這些發言立刻引發網友撻伐：
這兩天把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撿回來重看一遍，對照到張亞中等人的這番似是而非的言論，真的讓人感慨良多。二十一世紀的民主台灣，對於語文教育的觀念還和五百年前的明朝相去不遠，我真不知道該把這種國文教育視為一種成功，還是一種失敗？
書裡有這麼一段故事：萬曆初期掌權的首輔張居正，曾經講過一句話叫「芝蘭當路，不得不鋤」；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再漂亮的好花，如果長在人們必經的馬路上，也不得不把它鏟掉。
這句話講的是當時的兵部左侍郎汪道昆。汪這個人官做得大，但最為時人所知的，是他在詩文上面的成就。當時的文壇領袖，亦即執「後七子」牛耳的王世貞，曾經高度評價汪是當世屈指可數的文章名家：「文繁而有法者於鱗（李攀龍），簡而有法者伯玉（汪道昆）」
然而汪道昆這個人文章寫得好，辦事的能力似乎不太行。
汪在嘉靖年間任官福建兵備道的時候，幫剿倭的戚繼光籌過糧餉；因此緣故被當時的文官集團評價為「曉暢軍事」、「文武兼才」。但時間來到萬曆初年，汪道昆領兵部左侍郎銜，巡視主持西北邊塞軍務，卻把很多帳目都搞得不清不楚。
要知道張居正掌政時期，改革的重點在於清丈財賦、循名責實、提昇行政效率；像汪道昆這樣的糊塗帳，自然是張居正開罵的對象。
而每次挨罵，汪就要上摺子為自己辯解，又喜歡在摺子裡面舞文弄墨。也許是看在汪道昆文壇領袖的面子上，朝中有些人就幫腔，說這個人文章寫得好，是難得的人才，還是放他一馬吧！但張居正正在改革的鋒頭上，哪能接受這樣的和稀泥？
於是他在寫給汪的一封信函裡有這麼一段話：「二三子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繫；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是乎？」；這段話的大意是：有些人老是講些廢話來擾亂政事，這實在跟朝廷的紀律大有關係。這類人文章寫得再優，只要擾亂了改革的步調，我也不得不把他炒了。有些人理解我，有些人怪罪我，想必都跟這件事有關吧！
黃仁宇先生寫《萬曆十五年》這本書，揭櫫的主旨是：「光講道德習慣，不能解決國家治理技術落後的問題」。
而明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科舉制度最為發達的朝代之一，人才選拔與培訓的管道，包括八股制藝取士、翰林院庶常制度，都把九成九的精力放在語文訓練上。
而且不是教這些菁英官僚的種子們，怎麼把公文書寫得簡潔明瞭、邏輯暢通、深中肯綮；而是把語文能力視為傳統、道德、習慣的載體，鼓勵大家在日常工作中，大玩「言必稱祖宗聖人」的文字遊戲。
事實上，明朝作為高度中央集權於皇帝一身的時代，卻不思推行一套有效的公文書寫作方法，使中樞的決策效率低下。明朝後期萬曆、天啟兩代，發生了嚴重的皇帝怠工的情形，這種無效率的文字遊戲恐怕也是遠因之一。
明朝疆域與行政區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從《萬曆十五年》的論點延伸出來，我們可以側面了解到華人與西方語文教育本質上的大不同：
西方語文教育，著重的是把語文作為表達思想、情感與邏輯關係的工具；東方卻更多是把重點放在如何用語文教育來灌輸統治者意識型態與延續舊社會的道德習慣。
也正因為華人老是把道德教條擺在邏輯實用的前面，華人社會裡的高級知識份子總是陷在「滿篇經典卻言不及自己的想法」的無窮迴圈裡面，連帶地整個社會也隨之停滯不前。
舉個例子來說吧！台灣 2013 年高考作文的題目是「慎己戒滿」
（//examinfo.pixnet.net/blog/post/57708126 ）
題目的引言裡面就照抄了一段論語；然後補教業者給的範文分成四段，每一段的開頭都照抄一段古人的話語，但也就僅止於秀一段金句，對當時的時空背景都沒有交代；就算稍作解釋了，也不見作者基於這些古諺之上，展開自己的想法。
受傳統國文教育影響的人們，看到文章一開頭就「引經據典俗話說」，直覺地對文章產生了好印象；這種作文概念，在中國發展了幾千年而深植於人心。
然而，這種沒頭沒尾的引述，真能幫助不具相關背景的讀者瞭解作者的想法嗎？我看答案恐怕是未必然。也許我們該問的問題是，作者在這篇文章裡究竟有沒有自己的想法？還是只是在堆砌古人的話語好掩飾己身觀點的貧乏？
同樣的題目，放在西方的作文考試，會怎麼考呢？以ＧＲＥ的出題模式，也許會有這樣的題目：「處理一件工作的時候太過於倚賴個人的經驗，而不對工作內容多做一次檢驗，往往會導致不符合預期的結果。試表達您對這個敘述的看法，並舉例說明之。」
這麼一小段題目裡面包括了幾個元素：
第一、引言有一個明確的陳述句（statement）；第二、要求應試者陳述自己的想法；第三、要求應試者應舉證支持自己的觀點。對照到上面高考作文「慎己戒滿」，引言裡面沒有一個明確的陳述句，而只是照抄了孔子的一段話。
其次，出題者又要求應試者「申論其意」，但「申論其意」是申論誰的意見？是孔子的，還是我自己的？而要用什麼元素來支持自己的想法？
又，西式學術文章裡面最基本的一個模式就是「標題句（topic sentence）」；簡而言之，就是每段文字的開頭應用簡短的，通常是敘述性、直白、不帶模稜兩可的感情的一句話，來概括整段文字的觀點。
而我們再看看上面補教業者給出的範文－「孔子說」是自己的想法嗎？我想這沒有直接的關係；「蘇軾說」是自己的想法嗎？我想也沒有直接的關係。問題是，為什麼標題句裡面，我們不能直接挑明「自滿會導致事情的失敗，這就是我的想法」，而一定非得要抓一句孔子，抓一句宋朝人的話來表達我的贊同？
這底下其實藏著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華人根深柢固的儒家意識型態。
更具體來說，就是柏楊在其著作裡面不只一次痛批的「儒家學派的基本思想是復古」。我們的國文教育界，把復古當做一種大前提，使得作文考試一直在鼓勵大家將古人的話語來連綴成章。而使用西式邏輯寫作（例如標題句－展開句－總結句這樣的基本模塊）來陳述個人思想者，卻被認為文采不足而得到低分。
但是引述古人的文字，能比平鋪直敘的一句話更能表達自己的想法嗎？更大的悲劇是，當我們習慣性地把照抄古語當作作文的必然，這是不是等於在潛意識地把自己的意見限縮在這幾句語焉不詳的文言文的框架裡？
而如果我們的國文教育體系，老是在獎勵大家用這種不直接的方法來寫作，某種程度上豈不等於是一種思想箝制？
我們常在歷史課本裡看到「八股文箝制思想」的論述。事實上，「八股」結構本身是一種很好邏輯寫作方法。制藝八股文之所以會演變成思想箝制的工具，是因為出題一定要源自四書五經的章句，寫作時，又僅限於引用程朱註釋，不得擅自生發、獨出新論。這種有標準版本的復古意識型態，才是限制士人思想發展的元凶。
這樣的復古意識型態放大到社會運作上，就會變成大家普遍性地因循舊慣而不切實思考切身相關的問題。像張亞中在記者會講的：「國文課本讀得愈多，就愈懂得孝順父母、友愛兄弟。」
但問題來了，「為什麼要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我認為如何算是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現代詮釋是什麼？」，這些基本該搞清楚的事情一概不提。
總而總之，國文課只負責把古人的話語唸過一遍，翻譯成白話文就好。至於怎麼把取捨傳統價值觀，做出現代的調整？這是你們年輕人自己要去憑空摸索的事情。我們的教育體系既不負責啟發下一個世代的人，也不打算培養他們思考這個問題所需的語文能力。
一味地復古只會讓社會跟不上外在環境的演變，滋生出許多善於利用「傳統」的大義名份來虛耗社會能量的既得利益者。這些人利用已得的利益，反過來扶持復古的價值觀，使得改革變得更加困難。這其實是台灣，不只是國文教育，而是整個社會該面對的最大課題。
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型塑一代人的思想，而語文教育更是「如何型塑思想」的方法論。像張亞中這干人，老把國文教育跟儒家復古意識型態混為一談，又拿一頂「學中文就是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帽子往自己頭上戴。
在我看來，守舊醬缸的國文教育，與瞬息萬變的國際競爭局勢，這兩件事情在邏輯上根本就有矛盾。真不知道這些人到底是怎麼得出這種論點的？
（本文轉載自 PTT；作者 cgi0911 授權；原文標題：Re: [ 新聞 ] 年輕人成「空心世代」 搶救國文聯盟呼籲增加古文課程；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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