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立法委員，可是他不上電視政論節目，即便是網路世界，他也是這幾年才開始學著進入；你在一般媒體上太少、很少能夠看見他，而他關注的公共議題屬性又不容易在網路上散播——就算我們提醒你「他曾經擔任民進黨青年部主任」，你還是會問：「嗄？誰？趙天麟？」
這樣吧，請讓我們先用一般媒體的報導模式提醒你，誰是趙天麟：
「高雄市立委第七選區，有『紅螞蟻』外號的民進黨新世代趙天麟一舉囊括近十萬票，壓倒性擊敗國民黨『爆料天王』邱毅，大贏近一萬五千票，讓支持者搶著放鞭炮，大呼：『爽歪歪！』」–《自由時報》2012/01/15
抱歉了邱毅，我們得麻煩您這位過去佔盡媒體版面的天王（想想他指著立法院議場發言台的太陽花說是香蕉的能力，佔據媒體版面的能力是一絕），來提醒大家那個叫做趙天麟的高雄市立委是誰，因為他曾經打敗您。但或許是媒體選材的關係，這兩個人提過什麼政見，完全沒有人記得。
我們再用另一個方式介紹他一次。
趙天麟，第八屆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在任期的倒數第二年，他決定停止上電視台通告兼任名嘴。在所有同僚都在拼地方服務的選舉年，他主動爭取擔任社福衛環委員會召委，他說，為的是能透過這個角色，促成他用力推動多年的《空污法》第 12 條能夠在臨門一腳的這個時刻，找到過關的機會。
在一個大眾輿論發達的社會，要成為選票市場裡的常勝軍，最好具備作一個政客的技巧與能力，至於是否要努力成為一個政治家，那就是個人選擇。作一個政客，你要爭取媒體曝光、你要跑紅白帖爭取選區好感。但如果你選擇作一個政治家，那就需要提出修法論述、需要擬定修法策略。兩者角色定位不同，趙天麟很努力想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他的辦公室研究助理人數比起同僚算多，狹窄的空間資料堆到處都是，採訪後我們持續觀察他在立院的質詢紀錄，比起其他立委，他一週三次的質詢時間，每次都上台，每次都問了滿滿的問題，週一（3/16 ）在社福衛環委員會在討論「中油丙烯外洩」事件時，上午中油副總陳明輝表示僅晚通報 6 分鐘，但當天下午，趙天麟就拿出高雄市勞工局的勞檢報告打臉中油副總。
趙天麟說，憲政、政黨、媒體… 種種堆疊，台灣一直陷在一種政治僵局裡，在「權力失衡」與「淺碟溝通文化」的現狀下，他這兩年試著找到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的尊嚴、同時也能找到選民投票後的公民尊嚴。不過，他倒沒清高的說，自己都不作選民服務。接受《BO》專訪的那一天，剛好是立法院本屆會期開議總質詢。30 分鐘質詢時間，他提出 3 個質詢項目，三點多下了質詢台，趙天麟小跑步回研究室跟我們聊了一個多小時，然後又小跑步離開趕去搭高鐵回高雄。他不上電視台通告，但每天南、北通勤，下班時間人一定在選區，因為地方關係的經營還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在台北上電視通告，就得窩在選區讓選民看得到、找得到。
即使如此，他還是做了一個相對辛苦的選擇。這一年他徹底消音，一直到最近中國記者柴靜發佈了一支揭露中國空污議題的紀錄片《穹頂之下》，社會開始關注台灣的空氣清淨度，趙天麟在積極推動《空污法》修法的作為，才有了一點媒體能見度。
「台灣人的呼吸問題」只是我們專訪趙天麟的開場白而已。在資料搜尋過程中，我們發現「趙天麟」這三個字能搜到的相關新聞少的可憐，這不是台灣立委界常見的狀況，他連像這種在立法院被記者隨機拉住針對某新聞事件發表意見的影片都沒有：
什麼都搜不到，難道趙天麟把時間都拿去做媒體不願報導的「正經事」？
「以政論節目為例好了，我們已經快一年不上政論節目了。那時是下了很大的決心！因為有上節目才能讓家家戶戶都看到你，為加強你被「崇拜」的濃度，可是我覺得政論節目越來越激化；而且你的時間都被這個分掉了，『正事』就不一定有做了，當你在做正事的時候，新聞量、曝光量可能還降低很多。
我要把公信力再撿回來，重拾人民對國會議員這四個字的公信力。」
不上政論節目的立委，在這個時代下，我們能不能直接把他和「認真的立委」劃上等號？如果他是，那麼他如何在台灣行政部門效率不彰的狀況下嚴謹地推動修法？並且在目前扭曲的媒體環境下（沒有辛辣發言就沒有媒體版面，沒有媒體版面就沒有選票）獲得選民支持？專訪高雄市第七選區民進黨籍立法委員，以下是訪談重點整理。
採訪：張育寧 文字：吳學展 / 鄒家彥
《BO》（以下簡稱「問」）：委員我想先請你談一下，因為最近剛完成總質詢，你對這個會期的總體期待是什麼？
趙天麟（以下簡稱「趙」）：擔任召委，就有很多時間會被綁在立法院，在選舉年一般區域立委都會比較不希望擔任這個角色。我會選擇在上半年主動爭取當召委，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我擔任立委的這些年，推動的政見已經到關鍵的尾聲了，但現在的行政機關，進入一種類似看守期的狀態，可能去年大敗之後人心惶惶，所以積極度整個降低，很多案子如果不用更積極甚至強烈的手段，恐怕就會沒辦法在我競選連任之前完成。
譬如新光社區的油汙案，預算也好了、溝通也完成了、於法有據了，但就可以一直像鬼打牆一樣重新再來、重新再來、重新再來。在總質詢時我有提一個數字，「三個院長、四個部長、五個會期」，這個油污案就是一件很簡單的工作，但就沒辦法完成。我是社福衛環委員會，環保議題其實跟國營事業、特別是中油有直接相關，如果我擔任召委的話，比起一般委員擔任召委，對於中油的壓力是完全不可比喻的。我當召委，他就會很積極地辦這件事。我擔任召委，今天總質詢時，他們那個關鍵的報部轉院功能馬上就出來了，他們剛剛甚至說一個月內要完成。所以我要爭取召委。
空汙議題其實也是，這跟立法技術還有策略有關。
《空汙法》第 12 條其實是空氣汙染問題根本中的根本，從民國 87 年修正《空汙法》到現在，17 年來，經濟部一次都沒有同意過。
問：一個都沒有嗎？
趙：一次都沒有！就都不同意啊、通通不同意。所以從第 8 條到 11 條，所有總量管制的條文都形同虛設。如果把制定總量管制標準程序中的「會同」拿掉，以後只要環保署遇到空氣污染相關問題，經濟部頂多只能參與「會商」，也就是說環保署只要跟經濟部共同討論怎麼做總量管制，而不是說像現在是「會同」，只要一方不同意就不可能。
我現在的心情就是這樣，一方面要求行政部門透明化，二方面就是要找到解決方法。
透明化現在已經被我們逼得越來越透明了。像是懸浮微粒 PM2.5，被 WHO（世界衛生組織）公認是一級致癌物，所以環保署必須公開這個數字，但環保署把數字藏在網站不容易找到的地方——他們連這樣都要弄手段，所以媒體很少報導 PM2.5，只有報導 PM10、空氣汙染指標 (PSI)；因為沒有把 PM2.5 放進去，空氣不好的天數比較少。
我們之前花了很多時間，要把這個數字挖出來，後來是「臨時政府 (g0v)」用很簡單的方式把資料篩出來；我用這個公開資料去質詢署長，「人家不用花政府的錢就公布了，你政府的東西為什麼要藏在裡面？」他們只好立刻挪到網站前面，所以現在媒體都會引用了，環保團體也可以 follow，並要求學校要升空汙旗。
空污問題，雖然我們努力很多年，但還只是在曝露問題的階段而已，還沒完成。我們要把 PM2.5 變成新的指標，現在官方認同的還是他的空氣汙染指標 PSI，我們希望把兩者二合一，變成一個新的指標。一旦新的指標下去，政府會灰頭土臉，因為每天數字都可能不好看。
但空氣懸浮微粒過高就是過高，這是事實，不是你把數字弄得漂亮，我們就沒有污染危險。
除了暴露問題、繼續透明化以外，解決問題也很關鍵，不然我心裡也很矛盾。
問：你是指會讓高雄看起來是一個問題很多、很不好的地方？
趙：我會想「我一直這樣曝露問題，會不會反而讓高雄置於一個不利的位置？」可是事實就是如此，也不能忽視。就像刑案，你壓案、吃案，數字很漂亮，但治安就還是不好。解決問題還是我的責任，最難的是你怎麼拿捏解決問題的方法。
《空汙法》第 12 條的修法推動，還是我們的終極目標，但修法過程遇到很大的阻礙，該怎麼折衝？上個會期總質詢完，行政院說不會再修《空汙法》第 12 條，他們要改用環保署下行政命令的「分區總量管制」的手段來做。他們是這樣說的：
「高屏比較嚴重嘛，那我就高屏先做，讓高屏區的企業先適用比較高標準的總量管制，這樣空污才能在短期內先有效控制。」
這樣的作法，我們雖不滿意但也只能接受，因為它真的比較快，就先做了。但是，從制度的完整角度來看，就像我這次總質詢時也講的，如果只是用短期的行政命令，會造成雙重的不公平，因為在高屏投資的成本會增加，同時間中部和北部卻可以用較低標準的總量管制，就制度的長期發展來看，這是不對的。
剛才總質詢時有說，高屏的總量管制在六月份一定要開始啟動，中部也要逐步開始進行。我的策略就是緊緊抓住這個事實，空汙法第 12 條修正不可以胎死腹中。雖然行政院說會持續研究修法，但我知道他們一定不會這樣做，但是我就是把這個話柄抓住之後，逼他落實「分區總量管制」，趕快完成。
問：不過對你來說，你最想解決的問題還是空氣汙染本身這問題，所以不管第 12 條重新啟動的動作快或慢、積極度夠不夠，至少在落實分區管制這件事情還是有進展的？
趙：我可以隔山打牛就可以 push，讓他有分區總量管制這個產物。我一直關心空汙議題的原因，是因為我從議員開始問政的方向，都是偏向婦幼、老人，這些族群就是受空汙影響最大的族群，高敏感族群。我們很精壯的人可能還好，可是如果是小朋友、老人家，或者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可能因此就生病了。我雖然辦很多親子藝文活動，可是那都比較屬於歡樂型的；「空污」這種東西是健康的議題，所以我就一直朝這個方向下去。
說實在蠻無力的，因為這種空汙議題是因為最近有中國記者柴靜的紀錄片《穹頂之下》，所以才稍微熱一點；在推修法的過程其實蠻寂寞的，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但很冷門的議題，冷門到不可想像。
像《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也是我關心的。外面是戶外的空汙，室內我們也有一套法律，叫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這部法立法通過不是在我的任內，我當立委之後，日出條款（第 24 條）準備一年後要開始實行；可是我們就發現，這又因為經濟掛帥，以及怕增加一些被公告場所的成本，所以環保署遲遲不敢公告。
法律已經規定一年後生效了，你這一年本來就要做好各種準備讓它生效啊！我們監督之後，還是一直拖一直拖，讓這法律遲了好像整整將近兩年的時間，才開始「準備上路」；接著又用什麼「半年輔導期」、什麼期各種名義拖延。現在終於要開始，包括四大場所，醫院、幼兒園、大眾運輸場所等等都要開始進行。
這個案子，我沒騙你，真的破我自己的紀錄——我開過不管幾次的專案報告、公聽會、記者會，一次都沒有見報過。
問：可是這對媒體來說是好素材呀？
趙：記者要的是花邊新聞。要不就是很辣的事情，例如誰打誰、誰罵誰、誰丟誰這樣，假設我要推這個法，我只要拿一個空氣清淨機裡面的東西去潑署長，那頭條就是我的。可是如果真的很理性地討論，一次都不會上新聞。
全球唯二國家有《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這法律，南韓說這樣不僅室內空氣好，還能增加經濟產值，幫到那些做空氣清淨相關的業者。當時立法的目的有這個，而且當時是行政部門主推的，結果反而推了以後不敢做，但現在已經我們逼得第一波公告的四個場所準備要做了。
我是 2012 年當立委的，那部法是在 2011 年通過的，當時的日出條款說一年之後要實行，我上任以後就挑這空汙議題、鎖定這個法案，所以才會讓我覺得很感慨。一個法律竟然可以是死的！後來我就用比較諷刺的方法問他們，「你乾脆告訴我們這個法律窒礙難行，那就修法、把十項標準放寬一點吧」，不要讓一部法律放在那裡又不做，這很奇怪。
問：這樣「法律擺著不推動」的狀況是很普遍的嗎？或者我們因為「缺一個法」，而行政部門為了讓修法加快，就用行政命令之類的狀況很多嗎？
趙：食安法是最鮮明的例子，我們的食品安全不是前幾年都是很大的問題嗎？當時是我們一年修了三次的食安法，結果呢？人們說，「奇怪，法律修了，但業者怎麼還是這樣？」後來才發現，為了體恤業者各種考量，法律的公告期程一直延後，例如你在產品內容上面一定得寫什麼，要標示清楚，但「為了要輔導業者」，所以他們說兩年後再開始，但這兩年內，食安可能就又發生問題了！
法律的感情跟民眾的感情沒有辦法搭在一起，你立法院不是修了？修了怎麼還這樣？因為修了但還沒上路呀！
行政部門就是有各種方法來「拖延」，例如香料業者就會來遊說呀。我們要求香料業者不能只寫「香料」，香料是什麼要寫出來，但業者就遊說、抗議，說這樣不符合國際標準諸如此類。
食安法是最鮮明的例子，透過「公告期程後延」、「輔導期」這些名詞，讓法律暫時沒有生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因為冷門到爆，所以行政部門一點都沒有壓力。
問：這聽起來拖了至少四年？
趙：你只要鍥而不捨，他們還是得做。
問：所以，如果一個法案從修法開始、修法執行、修過了，再到最後執行，這整個過程中社會大眾都沒有關注，整個修法成果很容易偏離最初的初衷。
趙：對，譬如說一個字之差又把法案放寬了，或者是最後乾脆就不做了。
問：但是如果你希望這個議題能得到大家關注，就得「夠辣」。
趙：對，但我覺得這就是「網路」的一個好處。因為不管怎樣，都有一些族群是長期關注某個議題，一有不對勁，他們就會把訊息散播出去；比如關心流浪動物的族群，就很積極地緊盯著，這就是很大的力量。但很多議題就是一個人或一群人在那裡，關心相同議題的社群無法被連結起來，改變的壓力看起來就不存在。如果讓這個渠道接起來，哇，那壓力就出現了。
問：所以你想要在網路上尋求這種正向的力量？
趙：對，讓這個力量跟我一起監督。就算開記者會沒有人，或者主流媒體不願意報導也沒關係，我讓關心相同議題的族群知道就好啦，他們會 follow、會 push、Ptt 會被推爆——如果有一個法律可以不作為，人們就會把壓力回傳給行政部門。
如果只用傳統媒體傳播這些議題，很可能遇到編輯台覺得這個不重要、收視率不夠高、賣得可能不會好而被捨棄，可是它明明是很重要事情，比如《空汙法》第 12 條，這談的是我們所有人每天呼吸的空氣！
圖：因為空氣品質不佳，所以消失的高雄 85 大樓。
問：我上個月到行政院幫官員上「網路文化」的課，這些行政部門給我的 Feedback 是，他們覺得自己好像怎麼做都會被罵，很無奈，導致什麼事好像都不敢做。我也在立法院跟幾個委員聊過，認真、努力的委員還是很多，但呈現在人民眼前的卻都是不好的樣貌，導致像是 318 太陽花學運的出現。
我想要問的是，能不能請你就這些年來看到的變化，談談中央的行政、立法部門，以及台灣社會之間，形成僵局的最根本問題是什麼？
趙：有兩個點。一個點是權力失衡的問題，另外一個點是我覺得民主化之後，我們有點淺碟式的整體文化，這是大家共同的責任啦。
先講權力失衡。我們的總統制、內閣制定位不清楚，但在我看來我們真正的有權力者，是總統跟他的核心團隊。行政院長雖然是憲法上面的中華民國最高行政首長、他也有他的閣員，但是真正的權力者是總統，因為任命行政院長的不是選民也不是立法委員，是總統，而且這個任命不需要條件；以前任命之後，立法院要行使同意權。以前行政院長也有副署權，若總統要公佈法律，他如果不簽名是不能公佈的，有點雙首長制的味道。後來考量到效率不彰，加上我們是比較偏總統制的國家，所以就把這些都修掉了。
修掉之後就麻煩啦，因為這個行政院長跟行政團隊，會變成只聽命於權力的來源者：總統，他們不會聽命於人民或立法院，因為總統才能決定他的去留，所以監督就失衡了。
問：因為已經是「非直接」的監督了，而且對於這個被監督的對象，你們沒有任何可施加的壓力。
趙：對，壓力不直接，他們就算被羞辱也只是皮肉痛，畢竟去留總統決定就好。所以，總統如果是一個很有良心的人，或許執政效率會好一點，但總統如果是一個已經被蒙蔽的人，那就很慘。
另外，因為我們是五權分立，所以我們的調查權還有國會很多的權力都被 share 掉；分散掉之後，監察院那邊又因為是總統任命，所以監督力道很弱，或者是「選擇性監督」。這種狀況下行政院就更不怕立法院了。
不過，如果是這樣的話，行政院應該就很大啊，為什麼他們還那麼多苦水呢——因為我們是一個民主社會，立法委員也很強，「你不聽我的，我就癱瘓你啊，我就讓你的法律、預算不能過啊！」所以民眾的印象就是，政府沒什麼作為，立法院也沒什麼作為，只會杯葛。
但為什麼要杯葛呢？因為有強烈的民意要求要監督政府，只是那個壓力在實質制度上是施加不了太大壓力的，可是立法院還是得監督，既然我們是民主國家，所以立委就會用比較草莽、野蠻的方式修理行政部門。
在我來看就是，要把制度調過來，要不就是內閣制，要不然總統制，弄清楚一點。
如果我們要像美國，讓總統權力很大也可以，但你要直接來說服國會議員，總統要來立法院報告。總統要用誰當幕僚長，隨便——但我們可以對你提的法案或預算說同意、不同意。要不就像內閣制，就是全部都交給國會，但現在就有點四不像。
問：那所謂「淺碟式的整體文化」指的又是什麼？
趙：民情。我們的民情在我來看，有點封建又有點民粹。
封建是指，人民對官或是民意代表，有一種崇拜、重視，覺得跟他們沾上關係「很有面子」，因為官就是一種「名器」。人們期待民意代表是一個關心國家大事、為人民謀福的好官，然後三不五時也要「服務選民」，參加一些婚喪喜慶的活動——柯Ｐ是因為太另類了，才敢說他不做這些。
那其他人怎麼辦呢？
你就得花很多的時間回去顧選區。上帝是公平的，一個人一天 24 小時，如果你花很多時間照顧選區，你就得開始減少其他事情。
以政論節目為例好了，我們已經快一年不上政論節目了。那時是下了很大的決心！因為有上節目才能讓家家戶戶都看到你，為加強你被「崇拜」的濃度，可是我覺得政論節目越來越激化；而且你的時間都被這個分掉了，「正事」就不一定有做了，當你在做正事的時候，新聞量、曝光量可能還降低很多。
我要把公信力再撿回來，重拾人民對國會議員這四個字的公信力。
問：不上政論節目的這一年，你覺得獲得什麼？
趙：我覺得還不錯。我不再需要隨著不同的議題，不管懂或不懂就一直發言，所以，後來只要是我說出來的東西，人家就會很重視，因為那是你懂的、而且是深思熟慮後才決定要講的。我們逼自己在這一年裡面，跟所有重要的智囊和顧問一直對話、提出觀點，才能有那些表達出來的、被重視的意見。
而且我也不隨便接受專訪，言多必失，所以只要有受訪，大家就很願意報導我說的那些內容。
問：所以你跟媒體之間的關係，也做了蠻大的調整？
趙：對，一開始他們蠻抱怨的，甚至會說願意每個星期都固定排你上節目，你指定什麼時段就給你什麼時段；突然嘎然而止，媒體剛開始會說我大牌，可是當他們發現我是通通都不去，就覺得好吧算了。
問：除了政論節目外，你和 Daily 新聞媒體的關係呢？
趙：如果只是要引口水戰的議題，我就不太講了，剛開始真的是受到一點衝擊，可是久了以後，媒體了解而且認同之後，我反而就有另類的收穫，比如正式的議題他們比較願意報導；但我還不滿足，因為我轉換的這個跑道還沒跑到終點，像剛剛講的那些修法議題，都還沒完成。可是我有自信，話語權會是我們的；像空汙議題，你就一定要問我的意見，因為我長期在關心。
問：關於「堅持做一個好的國會議員」，你覺得還需要多少時間，才能讓你跟這個環境，無論是國會、行政部門、媒體與人民間有更好的互動模式？
趙：我覺得今年選舉對我蠻重要的。選舉是個很好的伸展台，大家都會看著你。我做的這些都是分量很重、很重要的事情，選民願意打從心底認為我和人家不一樣：他是我們選出來的，而且他很認真在做事情。
對我最大的考驗是，事情有沒有做出來？
如果我不去上電視節目、不參與口水戰，成績還做不出來，那就冤枉了，選民會覺得選我要幹嘛？
問：美國的國會議員背後都有很強的智庫和智囊團在支援，可是在台灣很多立法委員是沒有這樣的資源的，能不能請你談談你如何配置、運用手上的資源，好讓你有足夠的知識或法案研究？
趙：我首先要解決台北、高雄兩邊分身乏術的問題，所以我請了比較大量的助理，儘量維持在固定人數；像我已經有五位助理選上里長，馬上就要再補五位進來。我現在住在高雄，每天通勤上臺北，台北這邊就維持足以應付問政所需的人數；高雄的人數更多，因為單一選區嘛，所以我非常綿密的經營地方組織，社團、工會等等。
這讓我很有安全感，現在已經有 60 幾個、大約一半以上的里都跟我聯合服務、掛我的招牌了，而且跟我一起掛春聯的，也達到七、八十個里了；這樣一來，我在做這些比較冷門但很重要的議題時就不用怕，因為他們都支持我，我唯一怕的是我交不出成績單。
我做到的是，地方服務很周全、基本問政還算 OK，因為助理都有基本能力，我們質、量都很多。但是妳剛講的第二個層次，我做的還不夠：智庫級的這種頭腦，現在還是不足，目前仰賴的還是黨團跟黨中央的智庫跟老師；我確實自己也有企圖心，想要成立基金會，下面創設智庫。
我本來想在這一屆就做這件事，可是這一屆又發生好多其他事情，例如，有一次被蔡正元提案要求砍掉立委的經費。這議題其實是個好議題，因為，我們一方面希望立委能夠專職，可是上次竟然是由一個財團立委說「立委錢太多，所以要砍經費」，結果砍下來之後，我們預算平均每個月少八萬，每個月就少兩個助理。這八萬塊對蔡正元來講無所謂，因為他的財源很豐沛，可是對專職的立委來說，就傷到骨頭了。
而且對於一個區域立委來說，我常想到很有趣的東西，我每天這樣高雄台北來回，而且晚上一定回高雄家裡，天天接觸這麼多選民、跑攤，可是選民每次看到我都會問，「啊你從台北回來喔？」好像我都住在台北，有時候都覺得這些高鐵坐得還很冤枉，哈哈哈。
問：「智庫」這樣子的資源，對一個立法委員 / 國會議員來說有多重要？
趙：基本上，這影響的層面很廣。在立法的技術部分，最後把它寫成文字是簡單的，因為助理都會寫，委員也都有這個能力。但是，每個文字背後都是價值、意識形態這些東西、遊戲規則，這才是重點。可是，遊戲規則要怎麼訂定？這就要有人去做研究。
我舉酒駕的法律為例，葉少爺事件發生在我的選區，我們去慰問家屬的時候，他們唯一的期待，是他們的犧牲要成為有代價的，所以我們就積極修法；修法的時候，社會氣氛就是一定要給他死、重罰、無期徒刑，當時網路上還成立了很多小社團在盯著立法委員，而且那陣子連續發生好幾件類似事件，所以整個社會氣氛非常憤怒。
我們當時在研究修法的時候，就找了律師團。我們目前外面那些智囊團，包括律師、會計師等等都真的比較偏向選民服務，但律師畢竟有相當的層次跟底子，所以我們就會跟他們一直溝通，我們也找犯罪研究專家，例如警大的學者，找他們來公聽會…… 好像有點偏題，但我的意思是說：這些人不是我們長期的智庫，我們就只能臨時去找他們。
他們在做的事情，就是智庫在做的事情。比如律師，他能告訴你說，在法律層次裡面，這個狀況到底是算故意還是過失，這個爭議會放在法律的哪個層次處理，他會分析並且告訴你。
日本的法律跟我們比較像，是大陸法系，而且有傳到台灣來。日本的酒駕罰則是一年以上、十五年以下，那他們就解釋，當時也是為了應付日本的社會氣氛，但是一年到十五年，最低刑是一年，法官在判的時候，大部分都判一年、兩年而已，因為卡在「比例原則」。相較於酒駕，殺人罪最高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但如果是酒駕撞死人，他到底是「故意」還是「過失」都還有爭議，如果就判到十年，跟殺人罪一樣高，那比例就失衡了。
所以律師的建議就是「最低刑比高刑還重要」，大部分酒駕案件判出來的結果都是易科罰金，或兩年以下可以緩刑，所以很多人都沒有得到教訓，反正花錢、和解就算了。所以你只要把最低刑訂到三年以上，就不能易科罰金和緩刑，然後再抓最高刑是七年，七年是介於「故意」和「過失」之間的最高點，所以我們就提案三到七年。
這些背後都是學者、教授提供知識給我們。當時提這法案的過程很艱辛，因為民眾很不滿意，而且就有一些亂來的立委提一些無期徒刑、死刑，就只是用來滿足當時的社會氣氛；最後通過的是我的那個版本，通過之後就有效果，酒駕率就整個掉下來，因為你只要撞死人，不管賠多少錢，就是一定得關。被關這件事情，對很多人的恐懼感，是比罰錢多很多的。以這為例，如果沒有智庫的話，就沒有能夠長期幫忙做研究的人。
問：沒有培養智庫，遇到問題的時候，他們也不見得能跟著你的脈絡去提供好的建議。
趙：而且這個案子後面還有發展，我自己覺得也應該要好好思考該怎麼辦。後來被關進去的人多了很多，雖然酒駕人數降低，但還是有人肇事，而且肇事的那批人就都會被抓進去關，所以現在監獄人滿為患，而且致死率高——有嚴重酒癮的人，他就是一定要喝，而這法律對他來講是沒意義的，他被抓進去之後會比毒犯還慘。因為吸毒是「病」，獄方會給你藥物、減緩你的症狀，但是酗酒沒有被當作「病」，只是犯罪，所以這些人不會有藥。但從你進監獄那天起，你就不可能碰到一點點酒，然後酒癮立刻就發作，所以死亡率很高，很多人去幾天就死了。
問：這目前沒辦法解決對不對？在法律規範上並沒有照顧到這個層次的問題？
趙：矯正系統、監獄系統，基本上是中古世紀虐待囚犯的思維衍伸出來的，而且我們社會支持。
社會認為，你不做壞事就不會被關啊、幹嘛對犯人這麼好。所以，在那個地方，我們是超過世界標準的壅擠，傳染病叢生，疥瘡也傳染得很厲害，那是很殘酷的，因為那很癢。在裡面看病，現在有健保已經稍微好一點了。可是，像這種問題，如果我現在去關心酒駕被關的人的健康，社會可能無法諒解，就會說你不可以去做這件事。
問：所以在選擇上，在台灣作為一個國會議員其實有很多要權衡的地方。
趙：因為我們的社會就像剛談的「淺碟」，民主、但不深化。大家看熱鬧的事情很多，人人都想表達意見，而且每個人都認為我可以表達意見，但是意見卻發揮不了作用，所以大家就會有很強烈的暴戾之氣。
問：我們的觀察是，也許是談的不夠多。每個人都有發表，可是發表的內容也是淺的、深度不夠；當然媒體必須負一部份的責任，因為媒體多數只追很淺、很辣的東西。
趙：我們就沒有「娓娓道來」這件事，什麼都要快、狠、準。那些敏感的議題，例如民進黨在兩岸議題的論述上，假設我們一定要退讓一些，其實綠的民眾也不一定聽不進去； 或是九二共識這東西，如果仔細仔細講給藍的支持者聽，他們可能也不一定這麼討厭。
問：你現在開始經營官網，是不是就想開始做「娓娓道來」這件事？
趙：對啊。現在網路世界再長的文章大家有興趣都會看，但你如果沒有提供，他們就沒得看。這是雞生蛋、蛋生雞嘛，所以我們先把這個輪迴先斬斷，開始提供這些東西。
問：既然提到網路世界，談談你怎麼看待網路吧。
趙：這問題比較像是問心情嗎？對於網路，我要承認其實我有點緊張，因為我實在不擅長。2008 年以前，我根本就是摩登原始人，沒有智慧型手機，電腦也只會 MSN 那種最粗淺的，PTT、臉書全部都不會。
我 2008 年開始擔任謝長廷競選總統的發言人，結束後小英上台，我當青年部主任，開了很多檢討會議，很多網路高手給我們鞭策了一番；他們認為民進黨在網路這方面落後太多太多了，他們覺得民進黨是最應該接觸網路的——他說了一個本質的點，以前民進黨做的文宣都很精采，因為我們是改革的、民主的、年輕有活力的、突破威權的，所以我們有創意又有靈魂，國民黨就是很死板。
可是從 2008 年開始，國民黨轉變腦筋，用金錢換來好的作品，找好的導演、找好的寫手，創意不亞於民進黨了，而民進黨又剛好有點瑕疵，所以模糊了，兩邊在創意戰上好像開始不分高下，甚至他們略勝一籌。
但網路的部分，國民黨還是停留在拿網軍來攻擊人，沒有靈魂，甚至他們的文宣也沒有靈魂，就只是用錢砸出來的。
民進黨其實本質上還是一個改革的政黨，所以進入網路世界是最好的，因為網路是自由的、開放的、最透明的、充分的、最直接的地方。而這樣的地方，需要一個具開放心靈和靈魂的政黨，才適合。
民進黨要打開我們原本禁錮住的包袱，所以我們就不成立網軍了；以前還說要成立網軍，後來才發現，每個人都是網軍——你看，我們那時候多死板，要求黨工不可以在上班時間上網，那一刻起，全部解放，民進黨一百多個黨工都是網軍了！每個人都有臉書，我們那時候還去學噗浪。
是啊，我們明明這麼年輕，可是卻過得這麼老邁，所以所有新東西就慢慢做、慢慢學，後來用臉書上癮了。但對我來講，我還不是網路的重度使用者，我好像就是重度使用手機、臉書，僅此而已，像 PTT 我也很少去看。網路很深，裡面很多很精彩的東西其實我都不懂。
對於網路，我除了緊張也很興奮，我很願意進入這個世界去對話。我會緊張的原因，是因為我不懂，我很怕我們有這個誠意，但是沒有做好的話，一來是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二來是怕被嫌棄，就那個對話被開啟了，但人家覺得你很假掰、你根本不懂、你說了也沒有做啊，覺得你只是在消費我們、根本是來沾我們的光的……，這就是我很緊張的地方。我有心想要做，但怕自己能力不足，反而適得其反。
問：你會怎麼開始關注與網路有關的「政策」？
趙：我的目標，第一個是希望「讓婉君當召委」這件事能落實。當固定開會日期全部列出來之後，從議題開始、到內容，我就是真的參考、蒐集網路上的意見；不一定要從大海中，找個完全不成熟的議題從頭做起，這樣也不尊重國會殿堂的重要性。
當然可以讓大家自由的提意見，再把最多人重視的事情拉進來，這樣就能從零開始；如果是已經成熟的議題、只差臨門一腳的，就可以趕快加速完成。
我希望我能讓這件事占整個會期的一定比例，這樣就不愧於我們講說「讓婉君當召委」——這是真的、不是做個樣子、現場直播而已，要直播的話現在立法院就有了啊。
我也虛心希望，可以更深入地跟網路高手做更深入的合作，我不希望他們只是一個包裝紙而已，而是真的可以改變我們腦袋的思維方式！把網路當作是真正的介面，而不是只是增加形象的工具，可以透過網路去了解民意。
圖片來源：趙天麟辦公室、miss_millions，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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