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年來,有一群年輕朋友一直努力舉辦二二八共生音樂節。除了原先本土社團支持,今年他們更決定採取群眾募款方式,來號召更多人來響應。

為什麼台灣的年輕人開始關心二二八?事實上,如果你去問現在的大學生,什麼是二二八?他們第一個想到的是不用上課的國定假日。對於大部分的大學生而言,二二八事件就是很久以前發生在大稻埕的緝煙血案(事實上,那是發生在二二七),他們的理解就是停留高中教科書的描述。如果你再多問一些,他們對二二八的印象大概不會是正面:那就 是一椿不光彩的歷史慘案,最好能夠早點遺忘;再多談,就是撕裂族群,激化政治對立。

事實上,二二八在當代台灣的意義不應該是如此,這也是籌辦共生音樂節這群青年所試圖扭轉的。

從台灣可以公開談論二二八開始,這個議題是「轉型正義」運動的形態出現,儘管這個詞彙在當時還沒有被創造出來。當威權統治的陰霾開始鬆動,暗夜偷偷流淚的人們終於有機會講出他們的傷痛,他們祈求知道歷史的真相,也要求蒙受的不義獲得平反。

在 1987 年,也就是事件之後的整整四十週年,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成立,他們要求訂定和平日、成立史料紀念館、釋放政治犯、追究刑責、政府道歉、認同本土等等。特別值得注意是,當這場舊政權的大規模人權侵害首度成為公共議 題時,主事者所設定的基調是未來的社會和解、而不只是針對過去的清算,這也是為何「和平日」的訴求成為最顯明的框架

然而,這樣前瞻性定位卻遇到了政治上的阻礙。只要是舊政權的加害者仍舊掌權,他們就儘一切力量來阻撓歷史真相的浮現,甚至持續深化加諸在受害者身上的傷痕與烙印。在 1988 年,行政院長首度在國會被質詢關於二二八事件,當時俞國華堅持主張政府沒有過錯,因為就如同滿清入關後,也沒有被所殺害的漢人道歉。儘管官方版本的調查報告在 1992 年就出爐,但是大部分的檔案文獻卻是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才被公諸於世。在 1995 年,政府終於通過了處理二二八事件的專法,但是卻堅持以 「補償」、而非「賠償」的名義來安撫受害者家屬,企圖規避政治責任的追究。

如此一來,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者不得不特意強調受害者的無辜,來彰顯舊政權的殘暴與不義。最常見的意象就是許多的台灣人領袖死不瞑目,含寃的英靈包括了一整個世代最優秀的菁英,例如政治領袖王添灯、律師湯德章、金融家陳炘、哲學家林茂生、畫家陳澄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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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於二二八事件長期以來被當成政治禁忌,等到受害家屬終於有機會討回公道時,許多人已經垂垂老矣。因此,從年輕世代來看,反平二二八似乎不過是歐吉桑、歐巴桑去算國民黨舊帳,而與他們無關。的確,1947 年之後的台灣,少了這些傑出人材,的確是更形黯淡失色。

但是這只是真實二二八事件一部分,而不是全貌。當王添灯、湯德章、陳澄波等人參與各地的處理委員會,試圖與當局協商,爭取台灣人的自治之同時,各地也有許多年輕人挺身而出,用更直接的方式來,來迫使國民黨讓步。這些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或許是高校生、大學生,或是從海外返台的軍人,他們參與了台中、虎尾、嘉 義、高雄等各地的起義活動。在那段混亂的日子裏,這些年輕人的參與曾維持一定程度的治安,避免流血衝突的擴大。甚至等到國民黨高層決定用軍事鎮壓來消解台 灣人民的政治渴望之後,真正敢與登台鎮壓的二十一師交鋒、參與埔里烏牛欄之役也是來自台中的學生軍,而他們的指揮官黃金島當初也不過是二十一歲的年輕人, 而當被號稱為「歐巴桑」的謝雪紅也還沒有年過四十歲。

二二八事件其實不只是受苦受難的歷史敘事,另一個比較少被看到的面向即是,許多年輕人在家園有難時,願意挺身而出。這聽起來像是國民黨所宣傳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與青年節,同樣是有拋頭臚、灑熱血的年輕人熱情,但是其中的差別十分巨大。中華 民國的肇建對於當時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但是二二八事件的苦難收場卻徹底形塑了戰後的台灣。

如果從青年的角度來看二二八事件,那麼比較貼近的類比倒不是發生於 1911 年的廣州起義,而是去年的太陽花運動 同樣是當國家發生了巨大的災難時,許多年輕人願意站出來捍衛家園,「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口號其實一樣是講得通的。

就如同黑箱作業的服貿協定激發了多青年的憤慨,許多人放棄了學業、辭了工作,1947 年的台灣年輕人所做的是一樣的抉擇。不只過,很幸運地,在經歷了民主化的洗禮,台灣青年抵抗不義不再需要拿起槍桿子,而是可以採用符合憲政原理的公民不服從。因此,另一個二二八事件容易被忽略的面向,即是那曾是青年理想主義的極致表現,不只是後來年長者的歷史怨懟

因此,如果你覺得談二二八,會引發政治對立,這肯定是錯誤的看法。馬英九在 2008 年當選總統之前,都曾認定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只不過,所謂「民反」不應該只是有消極意義的,畢竟那時的台灣人所追求的不外乎是貨真價實的民主自治,這個主張也是目前的台灣人民共同願望,不分藍綠。

再且,在現今的脈絡再談二二八,也早就超越了族群衝突、省籍隔離的格局。首先,在 1947 年之前,那些欺壓台灣人民的政府官員,許多人後來早就離開台灣,他們的惡形惡狀不應該成為所謂的「外省人原罪」。另一方面,所謂的「外省人」其實是是一個籠統的稱號,含雜太多因為不同的歷史脈絡裏來台灣的大陸人。舉例而言,1955 年之後才來遷台的「大陳人」,根本沒有享受到國民黨的蔭蔽。對於他們而言,被迫遷徙的苦難不會比台灣人的二二八更為沈重。

更重要的是,在現今的脈絡,再來談省籍與族群的分隔已經越來越沒有意義了。許多年輕人願意投身於眷村保存、反對拆除當初許多外省遷民登岸的基隆碼頭運動、將台北市長選票投給趙衍慶,他們根本不是出身於外省家庭。同樣地,去年許多投身於太陽花運動的青年,也有不少是來自於深藍背景,結果他們不得不從事一些「自己的爸媽自己救」的活動。

回頭來講二二八,這個歷史事件固然是台灣人民的共同的沈重負擔,但是也不應該只定位於悲情與冤屈,或者只是關於平反與算舊帳。這當然是轉型正義運動所乏追求的重要訴求,也應是任何台灣執政者所誠心面對的,畢竟他們所掌控的國家機器就是當初釀成悲劇的禍首。

從悲情到共生、從怨恨到和解,讓悲劇不只不會重演,甚至成為一個政治社群對於青年理想主義的共同肯定,這或許是不幸的二二八事件能對於當前台灣最重要的意義

希望透過共生音樂節等類似的活動,我們不只是悼念那些英年早逝的先賢先烈,感嘆他們的含冤受害,而是更一步去頌揚那股爭取民主自治的熱血情操。

 

(本文為何明修授權,原文刊登:獨立評論@天下 — 何明修:從悲情到共生──年輕人與二二八事件,不得轉載;圖片來源:tenz1225, CC li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