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 導讀》：自亞洲四小龍之首節節敗退後，台灣開始欣羨起蒸蒸日上的新加坡，許多政治人物常拿新加坡與台灣比較，柯文哲市長更是在日前表示想在八年內超越新加坡，看來看去，新加坡真的有這麼好，值得台灣一股腦兒的追隨嗎？還是說其實我們在拚命追趕超越新加坡的同時，卻已忘卻台灣自身擁有的優勢呢？

旅居新加坡十年的梁展嘉認為，新加坡社會的穩定源自民眾犧牲的部分自由，住在新加坡「並不是很快樂的事情」。中山大學政治所副教授劉正山也說，「台北市其實在很多地方早就超越新加坡了，星國的教育、政府也不一定比較好。」

蕞爾小國新加坡的魅力，讓過去不少政治人物愛拿它來比較，將它當做施政模仿對象，就連新官上任不到二個月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也難免俗。柯文哲日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喊出八年內要「超越新加坡」，直言未來全球的國家界線不再是涇渭分明，將變成城市與城市間的競爭，若結合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等四大城市， 就有機會與新加坡抗衡。

此言一出，引起不少社會討論，前總統李登輝也忍不住期許，若柯文哲真能改革台北市，八年內超越新加坡的目標達成，柯說不定有資格可以選總統。言談中，似乎也透露出不少對新加坡的欣羨與嚮往。

乾淨、安全的新加坡，某些部分並不如大家想的「那麼好」。

有錢有房、台灣人好羡慕

新加坡有多好？攤開統計報表，每一項數字都顯得驚人。新加坡人口僅五百四十萬、面積不到新北市三分之一，人均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卻能年年攀升，二○一三年高達五萬五千美元，世界排名第八、亞洲第一，將台灣的二萬美元遠遠拋在腦後。

新加坡在二○一四年世界經濟論壇（ＷＥＦ）全球競爭力排名中，位居第二，僅次於瑞士，台灣則落於十名之外。雖然新加坡是全球第二「擠」的國家，但新加坡人擁房率超過九成，甚至有八成五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居住在組屋（即公共住宅）。

這看在買不起房、搶不到社會住宅的台灣人眼中，著實難以想像，新加坡政府還會時不時發「小紅包」給公民，少則數百，多則上千，端看當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決定 撥多少款項。新加坡的好，讓不少台灣人趨之若鶩，甘願遠離家鄉，四處打探到新加坡當「台勞」的機會，也有許多父母想方設法把孩子送往新加坡求學，甚至移 民。

新加坡幾乎成為「進步象徵」的代表，通行全球的雙語教育、開放的移民政策、居者有其屋的公共組屋、乾淨明亮的城市風貌、安穩的社會、高效能的政府；當然，還有了不起的李家領導者──李光耀、李顯龍。

七折人生，分數決定一切

新加坡真的這麼好嗎？移居新加坡的梁展嘉，二○○四年便決定跟著太太到新加坡工作，那一年也正是李顯龍上台接任總理，梁展嘉在新加坡組屋實實在在生活十年，從住房、教育、移民、政治、媒體等面向，將生活中第一手觀察寫成《幹嘛羨慕新加坡？》一書。

梁展嘉如今「看破一切」，決定逆勢回到台灣，他認為，新加坡社會的穩定源自民眾犧牲的部分自由，它的高度競爭、政府的高壓管控讓居住在新加坡成了一件「並不是很快樂的事情」。

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分班，新加坡學生唯一要在乎的就是成績，分分計較，更會影響著未來一生，「小學離校會考」（又稱小六會考），就將人分為不同級別，上不 同的初中，一路篩選、淘汰，「有六分之一的小孩會被放到Ｃ段班，換句話說，你的人生在小學有可能就被放棄了。「日後翻身機會極低。

梁展嘉說，新加坡人從小就活在高度競爭中，從學校到社會無一不打分數，而政府的管制更是從沒離開過，「國會議員、公務員全都是拿獎學金得主，但詭異的是，無論你出國學什麼專業，回來大都是做行政職。」換句話說，求學一切只為取得那紙文憑。

〇五年，梁展嘉應徵上「小學華文老師」，還沒開工，就先體驗到新加坡的「高度競爭」及「文憑主義」：若是非新加坡教育部認可的大學文憑，只能當二級老師，薪水一律打七折，日後加薪幅度也是一級的七折，但一級、二級的差別只在薪水，工作一模一樣。

梁展嘉雖是台大土木系、美國密西根大學土木所碩士畢業，仍被分到二級。據統計，新加坡人約只有二成能拿到大學文憑，其他八成就只能進入「七折世界」，「社會階級一刀劃分」。甚至，連開校務會議時，一級、二級教師還必須分開坐。

擔心新加坡的教育限制小孩的想像力，梁展嘉決定返台發展。

乖乖聽話，就可以有糖吃

梁展嘉觀察，政府雖對人民照顧完善，但相對而言，對人民的管制也相當嚴格。例如，新加坡政府為避免高速公路塞車，限制國內車輛數量，每年只開放少量「擁車證」（即行照），駕駛人要競標買證才能開車；又好比，伊斯蘭教信徒到校必須脫下頭巾，只為求在校內要服裝統一。

新加坡政府也可以不經法庭審訊，就援引內部安全法令來關押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嫌疑人；今年初，甚至開始研擬「禁酒令」，晚上十點半後商店不得賣酒，公共場所也不能喝酒，並祭出相當四萬七千元台幣或監禁三個月的罰責，為的就是避免民眾酒後鬧事。

新加坡政府就像一名什麼都管的家長，人民則是小孩，乖乖聽話，照著政府的遊戲規則走，就可以有糖吃。即使是監督政府的「第四權」媒體，在李光耀精心打造的 法令規章下，也很難有用武之地，報社每年必須更新營業執照，且是公開上市公司，股東持股有一定比例限制，不可過大，還得加入由政府控制的管理股，投票權更是普通股的兩百倍。

換句話說，一般股東對報社營運完全喪失發言權，一切政府說了算，政府牽制了「言論權」。

找出台灣優勢，別只會抄

「當台灣已經往更加民主化的道路前進了二十多年之後，是否還有必要回頭參考李光耀統治下的新加坡？如果真要參考，是否該以二○一一年以後的李顯龍版本為準才更為合理？」梁展嘉強調。

梁展嘉認為，若處於高社經地位，在新加坡生活是件方便、快樂的事情，因為政府的高效率服務，大致上只提供給ＶＩＰ，倘若只是一般老百姓，能否享有同等服務，那就不一定了，而新加坡的貧富差距也一直是在全球「名列前茅」。

相對來說，新加坡人也較不主動積極，遇到什麼事情都找政府處理，缺乏創造力，梁展嘉發現，「在新加坡，要創新可以，得先照政府的規矩來，這規矩可能是『好公民』 的德目，也可能是李光耀思想；在台灣，你同樣可以創新，政府通常懶得插手，最重要是能獲利。」

說穿了，其實就是價值觀的選擇。梁展嘉於今年初決定返台，就是擔心新加坡的教育制度限制他小孩的想像能力，也不希望從小就讓孩子成為只在乎成績的考試機器，「只要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小確幸，我就能怡然自得地生活下去，快不快樂， 僅取決於一念之間，心能安定下來的地方，就是人間天堂。」

中山大學政治所副教授劉正山提醒，該不該「效法」新加坡，其實是問錯問題，「如果以台北市的聲望，其實很多地方早就超越新加坡了，星國的教育、政府也不一 定比較好。」劉正山認為，這是「代工心態」，應該反過來思考，找出台灣自己所長，而非永遠要找「更好」的來學。（更多資訊，請見 1457 期《新新聞》）

(本文、圖片皆為新新聞授權；撰文：《新新聞》週刊作者林筱庭，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