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此時此刻，我們需要認識「東方亞當斯密」？誰是「東方亞當斯密」？這位「東方亞當斯密」又能對現代社會做出何種貢獻？

 

世界混亂又失序，該是重新認識司馬遷的時候了

只要點進連續幾期的 Weekly-Insight 就會發現，世界轉動的速度遠超乎想像，從前一陣子的烏克蘭政變、伊拉克內亂，到最新的以巴戰火蔓延，無一不造成當地居民翻天覆地的大改變。

政經方面也不遑多讓，中國領導人密集啟動全球經貿訪問團，足跡遍及歐陸、英倫、拉美，更不忘拉攏好鄰居—南韓，挾其令人不容忽視的經貿實力，意欲與「重返亞洲」的美國分庭抗禮，在在都宣示著新一波的國際合縱連橫已然大肆展開。

這種混亂又失序的現況或許代表著，人類社會正再度進行「典範轉移」的歷史過程。

所謂「典範」，是指某一代人認知世界樣貌的標準答案。當既有典範愈來愈無法說明新現象、解決舊問題，就會開始出現衝撞現有體制的先驅者，試圖建立取而代之的新典範。

而經濟方面的典範轉移或許更加迫切。

當一個社會對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景況無動於衷，對少數金字塔菁英掌握政經權力，排擠其餘民眾社會流動機會的現象感到理所當然，對金錢與財富的追求慾望遠勝於其他天賦人權的堅持時，某種程度表示，既有典範出了令人難以忍受的大問題。

近兩百年來的全球經濟典範，無疑是由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發軔的資本主義體制，幾經後世學者延伸闡述之後，其基本輪廓變成了「追逐利潤極大」。

尤以 1976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詮釋最為經典—「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自己的利潤」：經營者只需專心為股東賺取最大利潤，無須理會其他如通膨、環保、失業問題等社會責任，就能發揮自由市場機制的最大效率。

但事實真是如此？最近紅遍半邊天的《廿一世紀資本論》（破碎的美國夢：21 世紀的資本），利用嚴謹且縝密的實證方式，研究英、美、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說明了資本主義其實存有先天性的重大缺陷，會自然而然不斷擴大貧富差距，直到無產階級再也無法忍受，競相響應揭竿起義的那一日為止。

換言之，如何援引外力矯正既有體系的制度盲點，讓人類社會得以和平且繁榮地運轉下去，是我們這一代人義無反顧的當務之急。

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或許就是一個可能起點。

司馬遷不只會寫史書，還是右派的經濟學家！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司馬遷，知道他是一位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但應該只有少數人了解，他其實也是一位不世出的經濟思想家。

史記中的《貨殖列傳》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涉及經濟問題的專門著作，影響所及，歷朝歷代的史學家都會專闢《食貨志》一章，以記載當朝的經濟活動與經濟政策。

所謂「貨殖」是指從事各式各樣的商業活動，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從中求財生利。而〈貨殖列傳〉就是用來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傑出人物，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與物質觀的重要篇章。

司馬遷自幼受父親栽培，立志做個「秉筆直書著青史」的正義史官，年紀輕輕便遊遍大江南北考察各地風土人情、經濟得失，頗有幾分今日田野調查的研究況味。《貨殖列傳》的中心思想可概略整理為下述三點：

一、自利是人類天性，可有效提升整體社會的經濟利益：

司馬遷認為求富是人的天性，「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只要能充分利用這種自然人性，就可以使其成為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最大動力。

他還說：當人人都認真追求自己利益時，市場上自然會出現「供過於求則價跌，供不應求則價漲」現象，價格升降不僅能調控供需，也能讓社會資源獲得最適分配，市場運行有如「水往低處流」一樣，不召而自來，水到渠成地創造社會最大利益。

二、反對政府干預市場，主張自由經濟：

和亞當斯密一樣，司馬遷也主張「市場有隻看不見的手」，政府不該任意介入或意圖控制市場，他對經濟政策的看法是：「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這是指，第一流的政府自由放任，二流政府因勢利導，三流政府指引人民該怎麼做，四流政府不許人民做這、做那，最不入流的政府是與民爭利。

三、「利」與「富」是階段性目的與手段，仁義道德才是終極目標：

《貨殖列傳》介紹春秋以來的大企業家，可說是史上第一部富豪排行榜，首稱是「三致千金分散與貧交疏昆弟」的陶朱公范蠡，接著介紹畢生宣揚孔子理念的的孔門高徒－子貢，第三是「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的平民白圭。

這些商人都有著一個共通特點－「富、好行其德」，恰恰符合司馬遷所主張：「利」與「富」只是推行仁義道德手段的中心思想。他之所以為這些企業家們一一列傳，用意是為提醒後世子孫，就算你是一介布衣匹夫，只要「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依舊可以讓「智者有采焉」。

檢視《貨殖列傳》通篇可以發現，其主要脈絡與亞當斯密高度雷同，而且比亞當斯密早了約 1,800 年發表，堪稱是人類史上討論自由市場機制的第一人。

與亞當斯密不同的是，司馬遷極端注重「仁義道德」，此核心思想在文中反覆提及並加以印證（亞當斯密則是另著專書《道德情操論》討論道德與利他）。

不只追求個人利益極大化，首推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縱觀司馬遷的經濟思想，與漢武帝重農抑商的統治脈絡截然不同，反而比較吻合 18 世紀由亞當斯密漸次開展的古典經濟學；可能原因是：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的歷代君王均採取外儒內法的思想箝制，只要老百姓都甘於重義輕利、安貧樂道，就不會忌妒統治階級的窮奢極侈，也不會犯上作亂，乖乖地守著家中一畝田、一口井，生生世世為窮鄉僻壤中的匹夫村婦「不改其樂」。

身為史官，司馬遷拒絕全盤接受朝廷洗腦，忠實記載他的所見、所聞、所感，某種程度為後人保存了那個資本主義初初萌芽的古代中國形象，一個欣欣向榮、國泰民安、兵強馬壯的興盛社會，也具體而微點出了當今資本主義的根本盲點—被市場排擠的道德。

從司馬遷所推崇的企業家典型可以發現，其行為舉止與晚近崛起的企業社會責任／企業倫理思潮如出一轍，正所謂「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人富而仁義附焉」，企業如果只願窮盡一切資源，焚林而田、竭澤而漁，卻吝於與顧客、員工、股東、供應商、社會、自然環境等利害關係人雨露均霑、和諧共存，遲早會陷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困境而無法自拔。

如果我們賦予所謂的「仁義道德」一個時代新解：例如推己及人、以誠為本、守信重義、調和各利害關係人權益等，真正的「上富」就不會是追求個體利潤極大，而是追求整體社會效益極大，因為損人利己的零和遊戲固然能謀取短期最大利潤。

但因無法持久，頂多就只有短利格局，等而下之者，甚至可能作繭自缚、自取滅亡（最有名的例子是美國能源巨擘安隆公司、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但若是互惠互利、與各利害關係人謀求共生共榮，就能厚植自身的長期利基，邁向「利他就是真利己」的永續發展。

可惜的是，漢武帝為成就他夢寐以求的千古霸業，積極對外用兵、需錢孔急，逐一將重要工商業收歸國營，並對商人課以重稅，使得中國從此失去自由經濟的發展環境，直接形塑了流傳幾千年的「重農抑商」傳統，其間的利弊損益至今仍難以有效評估。

這也是我們將專欄名稱訂為「貨殖列傳」的用意，不僅希望為讀者深入淺出剖析各種經濟事件的來龍去脈、後續影響、隱藏意涵，也希望透過這個觀念平台，擴大追求富而好禮、公義社會的理念傳播，期待有更多的你、妳、你、妳願意與我們一起努力！

（本文轉載自合作夥伴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未經授權，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