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 導讀》：對中國歷史來說，蒙古人叫「元寇」，但 13 世紀初以遊牧立國的蒙古快速崛起，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不僅開創大元汗國，他重商、崇尚自由經濟…
現在回頭看這段歷史，台灣似乎該學學忽必烈，是怎麼做好「經濟立國」的？！
忽必烈政權的經營戰略
在忽必烈的國家內部，尤其應該注目的特點，是它一方面原以遊牧軍事力作為基盤的軍事 政權，但最終卻不倚靠軍事力的支配，而是將國家經營的主軸放在經濟的掌握上。與此相關者， 就是發揮了中華帝國特長的行政機構，它是聯繫這個軍事與經濟的仲介角色。
忽必烈及其策士們，很早就抱有經濟立國的思想，從一開始就考慮到創造世界性規模的流通、通商。而接收南宋及海外派兵，則是為了達成其目標的巨大計畫。至於利用既存的交通、 運輸網絡，一方面整備驅使水陸海的巨大流通機構之硬體設施，也屬於其前置工作。
既然是親自創造流通經濟機構，那就要將其中所得利潤課稅貢獻給國家財政。成為其核心推手的，是伊朗系的穆斯林商人勢力及其出身的經濟官僚。
忽必烈活用被稱作「斡魯脫克」（Ortogh）公司組織的這樣一個穆斯林商業企業家集團的量，促進物流與通商，也促進了產業化。然後，又將相關的有力人士晉用為財經官僚，以政經一致的方式推進經濟政策。
本來，蒙古境內，在成吉思汗統合高原之前，其周邊就有穆斯林，特別是伊朗系商人們來來去去。其後，當蒙古一轉移注意到對外戰爭，這些中亞、伊朗方面出身的穆斯林的活動就更加頻繁。以通商團為名，組成商隊開赴敵地，展開內情調查、攪亂工作和計略活動。在針對城市或國家政權的降伏勸告及交涉調停的使節裡頭，大致都有穆斯林參與。
支撐遠征軍及對外戰爭的各種物資調度和籌措，其輸送網的確保等等，也多由伊朗系的穆斯林商人、官僚們來負責。蒙古軍事遠征的兩個特徵即情報戰、補給戰中的每一項，都有穆斯林勢力極深程度的參與。極端說來，蒙古只要使勁地往以穆斯林商人為中心而準備好的通路行進即可。
在那之前，中央歐亞各地所到之處，就有伊朗系穆斯林商人們的活動據點。遠征的成功在途中就已得到確保。甚而，穆斯林的能力在征服後的統治與運作上得到更大發揮。特別是徵稅幾乎完全委任給穆斯林，那多數是以「承包」的形式來進行。
如此，對於這些穆斯林商業勢力來說，蒙古的擴大是與他們自身的利益直接連結。對於從伊斯蘭世界往東方去，已經個別地展開通商活動的穆斯林商人們來說，這些地區被置於單一主權下，在其庇護下得以安全、自由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活動是最理想的。
穆斯林商人可以說是為了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商圈和更大的利潤而利用了蒙古的軍事力、政治力。蒙古也利用了這些穆斯林商人的資本力、情報力、通商網更圓滑順暢地推動自己的遠征與擴張。就世界帝國蒙古的形成而言，伊朗系的穆斯林商人們是不可缺乏的要素
在極短的歲月時光中，蒙古得以達成令人驚訝的擴張，其背景可以明顯見到這樣一個軍事與通商的結合。而且，現在它更向海的世界發展。
忽必烈政權統合、組織化陸上與海上各股穆斯林商人的力量，並較過去更大地有效發揮他們的力量，讓他們成為「世界通商圈」的主要推進力。
忽必烈在政權建立後立刻就以阿合馬為首創造了專管經濟、財務的特別中央機關。其機關的名稱以漢字寫作「制國用使司」。「國用」就是掌管國家出入之用的職稱及其機關。就漢字的排列而言，不甚「文雅」。就現代風格來說就是「綜合財務廳」之意，可以說是令人感覺到一種直載了當的外來語味道。其發想的源頭恐怕是伊斯蘭世界的「迪旺」。
這個職務及官署，數年後被提升等級改名作「尚書省」。之所以要改稱作「尚書省」這個古典文雅的名稱，就是與中國傳統中央政府中書省同樣等級的另一個中央政府之意。
話說，過去的中華王朝裡頭只有統轄行政人事機關的中央政府而已（其名因時代而異），統轄經濟方面的中央官廳、中央政府的發想並不存在。經濟、財務專管機關並非沒有必要，但他們非常排斥將之突顯於政權的體面上。終唐末、五代、北宋之世，雖然有「三司使」這個經濟主管部門，但那完全是屬於中央行政部門的下轄組織，原則上是一不得已才設置的存在。
本來，歷代的中華王朝對於商業或相關的事物就很消極。他們設定古代的理想王朝、理想社會，無法完全自「以農為本，以商為末」的農本主義、自然經濟原理主義的價值觀脫胎換骨。無法捨棄鄙視商品或商品生產、流通的立場（雖然有「經濟」這個語彙，但那不是經濟的意義，而是「經世濟民」之意。要言之，就是政治。同樣地，「政治」一詞是「政事」之意。或者是統治的美稱。）
當然，那是一種表面上的大道理，卻也是一種頑固強烈的大道理。王朝與社會，地主與民眾，都受到這個道理制約。道理與真實，就如同月亮的表裡一般，一方面作為一個陰陽相鄰的一身同體，一方面一到了公開場合就只有大道理才會被推出檯面。所謂的中華王朝很明顯就是一個意識型態的存在。其實，商業到了唐宋時代就漸次發展，在南宋治下的江南裡頭，特別是城市區域及沿岸港灣的活絡盛況更令人目眩。但是，國家與政權則不採主動獎勵利益追求、積極參與的姿態。因為其政權本質就不是如此。乍看之下很清廉正派，但那只在表面上，在其裡層，其實政權及官僚士大夫都未忘記要徹底地吸噬商業及其相關的利益。要言之，是只管榨取的角色。對商業可以說還堅持偏狹、固陋的態度。
蒙古在這樣的原則裡頭本來就是自由的。他們沒有應該標榜的理想與原則，相反地是直視現實，重視經濟與商業。特別是忽必烈政權是將之推向前面，主動地培養以追求利益為本的商業、企業集團。其國家經營的中心機關則是尚書省。
以現在日本國政府的省廳機關來比喻尚書省的管轄與職掌的話，是相當於統合了總務、財務、文部科學、農水、經濟產業和國土交通機構。是過去中華世界裡頭無法想像的存在。尚書省及其相關人士，在漢文史料不常被提及是理所當然的。在表面原則上，國家政權若是意圖「賺錢」，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更何況，尚書省的主要班底皆由伊朗系穆斯林來組成，因此他們對於忽必烈政權經濟政策的非難，除了價值觀、文明觀的差異外，又加上了人種的因素。另外我們也不能忽視在南宋時代達於一個頂點的「華夷」思想，這種將人類以人種、宗教、文明、文化差異來強烈歧視的意識，特別在漢族士大夫影響下助長其面向。
藉由國家主導的自由經濟活動，國家社會得到發展，藉此人類的活動、精神與 行動的範圍，甚至是生活的方式，也有各式各樣的多樣化、活潑化。這般狀態酷似近代以降西歐的國家與社會，和資本主義的形貌，與我們現在的樣態也是共通的。忽必烈帝國的體系，作為它們的先驅，在世界上是極為值得注目的。饒富興味的是，其很明顯地具有撫育至今為止被歐亞陸上、海上經濟活動忽略的「周邊民」的面向，可以說是藉由經濟來從事的「教化」。總而言之，即使說是經濟政策，其真正意義也不僅止於此，在廣義上乃是一種帝國統治的戰略。
斡魯脫克為「公司」之意
穆斯林商人們創造出被稱作「斡魯脫克」的共同出資組織，透過大規模的資本力及提攜活動，進行所有的經濟行為。「斡魯脫克」在突厥語裡頭為「伙伴」、「組合」之意。在當時的國際語波斯語中發音為「斡魯塔克」，漢字則寫作「斡脫」，皆為「斡魯脫克」的音譯。
要言之，這個斡魯脫克就是現在的公司。穆斯林商人勢力創造大大小小的許多斡魯脫克意即公司來展開活動。其中也包括了在蒙古領土內建立和穆斯林商人幾乎不同地盤的各種畏兀兒商人或漢人商業勢力。然而，在資本規模來說，則顯然不敵「斡魯脫克商人」。
大型的「斡魯脫克」成長為從通商、運輸、金融到徵稅、兵站、軍需為止，甚麼都有所涉獵的企業體。在這個意義上，乃是接近於「綜合公司」。其下又形成中小型的隸屬「斡魯脫克」的系列集團，亦屢與其他大型「斡魯脫克」締結合作關係。而且，其活動範圍是超越一個「文明圈」，遍及於蒙古領下的東西。例如，可以說是旭烈兀汗國附庸國的安那托利亞的魯姆蘇丹國（Saljūqiyān-e Rūm）內部，也有斡魯脫克頻繁活動。其班底除伊朗系穆斯林外，還有畏兀兒、漢人，甚至還有歐洲人。正可說是「多國籍企業」。
（本文：八旗《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授權，圖片來源：中國網，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