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左維新成員李嘉宇，自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畢業後，與朋友共同創業，做起批發球衣的生意。
剛經歷過兩年「賺錢機器」的人生、現在 29 歲的他，在今年 3 月 20 日接到來自朋友的電話後，就放下公司的事情，前往立法院聲援太陽花運動，「害公司差點倒掉，我到現在還有些客戶的款項只收到二月」。
從高中就參加籃球校隊的他，認為體育能帶給人們更好的生活，「因為運動家精神要求的品德、負責與公平競爭，這些正是台灣社會缺少的」。
他才是真的在「搞運動」的人
李嘉宇在高雄長大，父親是公務員，「從小到大，我的學費都給政府補助八九成，上大學看到同學辛苦打工，畢業還要背學貸」，這在李嘉宇心中埋下質疑社會的種子。
在真理大學資管系念到大三後，李嘉宇轉學到體育大學的休閒產業經營學系，並在同個系所繼續讀碩士班。從高中開始接觸籃球的他，一路打到研究所，在碩二時從球員轉戰教練，帶著體大的一般男子組，於 UBA（大專籃球聯賽）拿下隊史最佳全國第五的成績。
他在研究所畢業前夕，成為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的青年代表，開始參與世界各國的奧林匹克委員會舉辦的研討會。在這段經驗中，李嘉宇深深感受到，「全部的與會者只有我們不能說自己國家的名字」。
有一次在馬來西亞的研討會上，我們在介紹台灣體育現況時，說「我們台灣代表怎樣怎樣」，中國代表就起來抗議，「You cannot say Taiwan, you can only say Taipei, Taiwan is not a country, Taipei is a city.」
從「運動」到「運動」
除了奧委會，李嘉宇也曾參與一些與體委會（現為體育署）合作的專案，他說，多數對體育有想法的人，都想投入官界或學界，「但因為體育界跟軍隊一樣，是很講究服從的地方」，因此有想法的年輕人也很難往上爬，取得發聲的權力。
因此，研究所畢業後，李嘉宇決定要自己創業，「才不用照別人的意思做事」，於 2012 年 9 月開始經營批發球衣的生意，但過沒多久，他就變成了一台「賺錢機器」。
經歷了兩年「賺錢機器」的生活，李嘉宇在太陽花運動的第二天，接到了研究所同學打來的電話，讓他意識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是只有賺錢」，便放下公司的事情，前往立法院聲援運動，「當時害公司差點倒掉」。
在太陽花運動後，李嘉宇開始了「白天參與臺左維新的組織工作，晚上才有時間處理公司事務」的生活，「我到現在還有些客戶的款項只收到二月」。
原本他擔心，在表現出「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立場後，他在「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參與會被冷落，「但後來發現奧會裡面有些人蠻支持的」。
李嘉宇說，雖然目前代表名稱都是「中華台北」，裡面還是有些人是希望正名的，而且對於獨派而言，這是個重要的國際發聲管道。
千瘡百孔的體育界
關於台灣體育發展的困境，李嘉宇舉了非常多的例子，他也下了重話，「台灣的體育政策，基本上就是政治人物的政治工具」。
李嘉宇的老師，曾參與 2009 年聽障奧運的籌備委員會，該籌備委員會是從馬英九當台北市長時就開始運作，但在 2006 年郝龍斌上任台北市長後，原本獨立於台北市政府外的籌委會，逐漸被市政府掌握，「原本的委員都是學者或廠商，後來就出現市府的政務官，而且每個聽障奧運的廣告都會出現郝龍斌」。
在校內，李嘉宇讀的是「體育大學」。但他以體育館為例指出，就算是「體育大學」的校方，也不夠重視校內的體育空間使用。
我們體育館是全世界數一數二大的學校場館，叫作漢堡館。NBA 火箭隊主場叫作 TOYOTA Center，這個冠名贊助，本來是要在漢堡館的。
我剛入學時也覺得體育館超大，但後來發現，體育館每個禮拜都租給企業辦晚會、演唱會或租給慈濟辦法會。學生根本享受不到這些資源，連代表隊都用不到，他們下雨天就只能在走廊練習。
「體育班」制度是在扼殺學生
關於體育學生未來的出路，李嘉宇也提到，除了國家代表隊，中華職籃在 1998 年走入歷史後，台灣就沒有「職業籃球」，目前的超級籃球聯賽 (SBL) 只能算業餘的，「SBL 的球員，如果他這季一開始在某一隊，那這年就不能轉隊的，他是用報名制。如果是職籃，那它是可以轉隊、被交易，球員的權益是可以被保障的。」
在體育人才的培育上，李嘉宇提出一個與傳統看法相異的意見。他認為，台灣的「體育班」制度，是在扼殺學生，只讓學生學習體育技能，而不培養其他知識，會讓學生無法面對畢業卻無法成為職業選手的困境。
像日本就是用校隊制度，而且學生要有一定成績才能參加校隊，這樣他們畢業後的出路比較廣。
由於台灣社會瀰漫極度重視學歷的價值觀，所以體育界得到的預算並不多。然而，這些有限的資源，又要分配給眾多體育項目，李嘉宇說，對於官員而言，「他們只在意較容易在國際賽事得牌的體育項目，通常是個人項目，而且資源也只會用在較有可能得牌的少數選手上」。
但李嘉宇認為，除了追求這種煙火式的政績，台灣更缺乏的是「全民運動」的推動。他說，馬英九本來說要在全國蓋 70 幾座國民運動中心，「那建設的立意是好的，但他當選後就開始砍經費，現在也不到 50 座，體育建設只淪為政治工具。」
李嘉宇也從自身經驗出發，他說，校隊教練通常都是退役國手，「但他們從小就很會打，他們就是菁英，不太懂一般生遇到的困難。」
所以我就認為更多的體育資源應該交給不是專業的人，或沒那麼專業的人，因為不專業的人也該參與體育，而且不專業的人才知道怎麼推廣給其他同樣不專業的人。
「運動家精神」讓他走上社會運動一途
從「籃球運動」跨足「社會運動」，李嘉宇認為這段過程是有跡可循的。他在碩二帶球隊的時候，對球員的品德要求非常嚴格，「你要先為自己負責，才能成為受人尊敬的球員。只要一次無故缺席，就直接退隊。」
如果我沒有那一段打球的經驗，我可能也不會參與社會運動。這樣講可能蠻矯情的，但就是因為體育就要求光明磊落、要求運動家精神、不能吃禁藥、要光明正大的對決。
我認為，運動家精神就是對自己負責。所以我也想推廣體育，讓更多人體會到這些精神，社會就會變好。
我以前也是會亂丟垃圾的人，但開始打球後，就沒辦法接受自己做這樣的事情。
圖片來源：李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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