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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滿 30 歲的陳威仲，是獨立樂團拷秋勤的成員，是「自己國家自己救」T 恤的設計師，也是該品牌「激進」的負責人。 「激進」是個潮牌、是營利組織，但也是社會運動的實踐者與包裝師。陳威仲作為幾乎「壟斷」社會運動場合的樂團拷秋勤的成員，又以自己的設計專長，協助社會議題的包裝，理所當然是個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但其「營利組織的負責人」的身分，又經常遭指控為「消費社會運動」，來聽聽陳威仲如何面對兩者之間的道德拉扯。

  • 音樂 x 設計．潮流 x 鄉土

「設計」這職業，在「智慧財產權」不被尊重的台灣，本來就是個辛苦的行業。從事「社會議題的設計」，在政治冷漠的台灣，必定更加辛苦。

陳威仲不否認自己是個「靠爸族」。在大學畢業前夕的 2011 年，他向父親借了第一桶金，創立「激進」品牌。「到現在就還是同一筆錢在那邊轉來轉去，我還沒辦法還我爸錢。」他一開始就直接說明了這間公司的營運狀態。

陳威仲從小在台北長大，其父親是典型的「從中南部上來台北打拼，事業有成」的雲林人，母親是國小的音樂老師，所以他和弟弟、妹妹在小時候就被送去學各種樂器，包括鋼琴、小提琴、打擊樂等等。

但都學不精，我連五線譜看不懂。

高中時，陳威仲本來是學資料處理，但他當時就認為自己要「接爸爸的班」，由於其父親從事服裝買賣的相關工作，陳威仲萌生「可以賣，那為何不自己設計」的念頭，便插班復興商工，也在這時候加入了「拷秋勤」樂團。

復興商工每一屆都有一項風行的事情，上一屆是玩塗鴉，我們這屆是玩 DJ，我就跟音樂人玩在一起。

從高中玩樂團開始，陳威仲就開始將音樂與設計結合，「當時我們就跟一些設計師聯名，把團的 LOGO 弄了 CIS 系統企業識別系統。」而拷秋勤樂團則致力於將潮流精神融入台灣的鄉土特色。

小時候經常在雲林老家聽到長輩談論二二八的事情，高中時加入了拷秋勤樂團，在大學主修多媒體設計的陳威仲，決定在畢業製作中放進「政治」的元素。

那時候老師跟我說，「你千萬不要做政治、同性戀這些議題」，但我就故意只做「政治、同性戀和統獨」這些議題。

當兵的時候，在下部隊的第一天，長官發現他自傳的經歷上寫著「拷秋勤」，便把他叫進房間聊天，「你是幫蘇貞昌的嗎？」（按：蘇貞昌代表民進黨參與 2010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還只是部隊菜鳥的陳威仲回答，「中華民國萬歲！」對話就此結束。

  • 看到「激進」會怕！

陳威仲說，拷秋勤剛開始與設計品牌接觸、並穿那些品牌的衣服上台表演，是因為這些友好品牌希望能靠著拷秋勤的人氣，帶動衣服的銷售。但後來他們發現，這種方式並未提升這些品牌的銷售量，「我們沒出錢，又害他們多囤貨，反而害了他們。」之後，拷秋勤便中止了這種合作模式。但學設計出身的陳威仲，又再次開始思考：

我自己就是設計師，為什麼不自己做？

他解釋，如果拷秋勤樂團在做的是「聽覺暴力」，這個設計品牌想做的就是「視覺暴力」。

你看到什麼東西會覺得害怕，看到「FUCK」你會怕嗎？在國外，別人看到一個黃種人穿著「FUCK」的衣服，他們會覺得很好笑。

我喜歡那種別人一看到就先「怕一下」的感覺，後來就想到「激進」這個詞。

在入伍前夕創業，讓待在軍中的陳威仲每天都非常焦慮，他也曾因為在軍中用手機監控各產品每天的銷量，而被長官禁假。

  • 「以前唱衰我的人，現在都不敢講話。」

從取名開始，陳威仲就已經確定了這個品牌的路線「是有立場的」。經過太陽花運動之後，「以前唱衰我的人，現在都不敢講話。」

國外的品牌有立場很正常，有反布希的，有反歐巴馬的。從 LA(洛杉磯) 來的牌子會反 NY(紐約)，NY 來的牌子會酸 LA。

陳威仲更直言，「但在台灣，有一個點，跟其他國家不一樣。」

國外很喜歡拿國旗來設計，但台灣不能這樣做，台灣的國情不一樣。我們的牌子都有做功課，我們就是獨派。統派要買，我還不想賣。

有些寫著台灣，下面又寫個 ROC，四不像，你要跟風，也要做功課啊。我們很清楚自己的立場，要符合台灣的立場。

陳威仲說，在與社運團體的互動上，他將「激進」定位成社運團體的擋箭牌。他認為，很多社運團體做 T 恤，只賣 390 元，但成本可能就要 300 元，「這是做白工」。若社運團體與「激進」合作，就能把價格拉高到 500$，「他們就把價格提高的責任推給我們就好，而且掛著激進的商標，激進會負責產品的品質」。

在品牌經營上，一方面「社會議題設計商品」的市場本身就不大，另一方面，陳威仲也想堅持潮牌的「限量精神」，因此每次向工廠下的訂單並不大，所以從設計完成到印製成品，通常要等待三個月到半年，「我們這種小單，就是要排隊排在最後面。」

如果要讓自己設計的商品跟上社會脈動的話，就要預測半年後會發生什麼事。

像是在太陽花運動中爆紅的「自己國家自己救」T 恤，陳威仲說，這件 T 恤是在 2013 年 5 月就設計好，7 月印出來，在大埔運動中的「818 拆政府」活動中第一次穿上台表演。

一開始只印了 60 件，到今年三月才把第一批賣完。

  • 參與社會議題？消費社會議題？

除了要面對「市場本來就小」的困難，「激進」作為一個包裝社會議題、行銷社會議題的「營利組織」，也經常遇到「道德上」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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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逼民反 T 恤在去年 10 月就設計好了，今年 2 月印好，我們找王雲祥來拍宣傳照，然後排上市時間，結果就碰到 318，那我們要不要上架？這樣算不算消費學運？結果我們就等到運動結束才出。

很多人說我們在炒新聞、消費學運、靠學運賺錢，這我不能接受。我認為名聲比營利還重要。

陳威仲說，「激進」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靠著旗下「拷秋勤」與「勞動服務」這兩個樂團接商演，以及在各音樂節活動的擺攤，而不是賣這些商品，「同樣的品質跟生產成本，其他潮牌會賣兩三千，我們就是壓到一千以下，其他潮牌賣一千的，我們就只賣五百，利潤真的很低」。

在 318 那第一個禮拜，我就趕快把庫存拿到議場裡面給大家。出關的那天，他們說要穿黑色的，林飛帆沒衣服穿，我也直接把身上那件脫下來給他穿。

陳威仲解釋，「激進」為了保障產品品質，而無法大量生產產品，「但又有很多人為了支持學運，而去買盜版的 T 恤，讓這些蟑螂賺到」，這又讓他覺得「盜版太多，不能不做。」

這些盜版商就跟台灣很多產業一樣，只想用比較低的價錢，大量製作品質比較差的東西，不願意花時間跟力氣做投資跟設計。但他們的量又多，加上台灣人多數沒有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觀念，讓我們這些認真做設計的，真的很難生存。

圖片來源：陳威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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