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30 年代，台灣的女孩和她們的媽媽和阿嬤相比，上學的機會提高了。同時，工業化的生產方式提供了許多人力密集的工作，使得女性進入工廠就職的情形越來越普遍，台北的煙草工廠跟茶葉工廠的生產線上，幾乎都是女性的天下。而台北這樣的大都市中，隨著新式設施與服務的出現，許多需要專業技術的工作類型，也開始看見女性的身影。雖然女性踏入婚姻後繼續工作的比例並不高，但有些如車掌和接線生一類的工作，從此成了男性無從競爭的女性專利。
車掌小姐
在新興的交通產業中，女性也不曾缺席，雖然在台北與新竹等大都會中，1930 年代就已經有女公車司機的出現，但這畢竟只是會上報紙新聞的特例，而車掌小姐才是女性在通運界的代表形象。比起只需專心開車的司機先生，兩人一組、穿著西式制服的車掌小姐才是公車上真正的「總管」，賣票、收錢、報站不說，指揮倒車或是照顧老幼乘客的需求，全是她們負責的事項。
這些能俐落地在公車行進間迎風搭站門邊的車掌，以十七到二十歲的小姐最多，她們大多從公學校畢業後就開始工作了。如果排到了兩點半開始的下午班，那就得晚上十一點半才能收班回家。到了月底，辛勤工作的年輕車掌，大約能帶 25 圓的薪水回去貼補家用。
◎ 隨身攜帶的小皮包是車掌小姐的標誌，裡面收納了輪班時需要的器具。
百貨小姐
1932 年菊元百貨的開幕，為女性就業增加了「百貨店員」這項新選擇。雖然百貨店員 12 至 50 圓的月薪範圍僅比工廠女工略佳，但經過篩選的體態容貌配上時髦俏麗的制服，讓百貨小姐成為人們眼中光鮮亮麗的體面工作。
對 1935 年台北的民眾來說，上七層樓高的菊元百貨坐電梯、逛街、讓電影明星般的店員為你服務、介紹商品，別說在台灣，在當時世界上其他國家都還稱得上是走在時代尖端的都市經驗呢！
接線生
在自動轉接的電話系統於 1937 年來到台北前，人們拿起電話的第一個說話對象可不是你想聯絡的人，而是電話局裡被稱為「交換姬」的接線小姐。客戶得等她們親切地詢問想撥打的號碼，再將線路接上正確的插孔，對方的電話才會響起。
如果妳在 1935 年，是個十三歲以上的女孩，又接受過基本程度的教育，或許可以考慮應徵這個工作。不過除了得通過簡單的作文、算術測驗外，妳的聲音是否甜美，口條清不清楚也會影響妳能不能入選。
在電話局悶熱的機房中，接線生排排坐下，眼前是燈號閃爍的插孔，身後除了散熱的風扇外，還站著督導的主管。隨時要求即時反應的工作壓力頗大，但公學校畢業就能拿到 52 錢的日薪，表現良好還有獎金可領，仍讓接線生不失為年輕女性就業的好選擇。
護士、助產士
公共衛生的改善與醫事工作的建立是日本在殖民台灣之初便積極發展的項目，也因此護士和助產士在 20 世紀初期，就已是必須接受訓練講習與證照認可的專業了。
早期在民間協助產婦接生的女性被稱為「產婆」或「先生媽」，她們雖與婦女和新生兒健康息息相關，卻只是被鄰里間認為有助產經驗的婦人，當生產過程不如預期時，迷信與偏方往往是產婦唯一的倚靠。這種情況在日本政府將這項工作立法規範為「助產士」後有了改善。
從 1907 年開始，十六歲以上受過基本教育的台灣女孩都能參加講習訓練，在學習一定程度的西方醫療知識並通過考試後，就能成為合格開業的助產士，執行產檢和接生的工作。護士的情形也十分類似，在 1910 年代受到法令與訓練的規範後，曾受過公學校教育的台灣女孩，也能進入「看護婦學校」或參加官方或醫院成立的「看護婦講習所」，學習西式的醫事看護技能，投入職場。
雖然護士與助產士都是社會上少數擁有醫學知識的女性，但由於當時對護士的工作定位是以服從醫生並協助醫院雜務為主，在民眾眼中，總覺得獨自前往民家出診的助產士，比起護士地位彷彿更高一點兒。
到了 1935 年，全台灣已有二百三十五所公私立醫院，有照的開業助產士也有一千六百餘名。打從台灣有西式醫院開始，護士就是必須輪日夜三班的辛苦行業。助產士雖然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但得隨傳隨到，不分日夜地到產家接生。其實，日治時期的護士收入並不理想，月薪不到 20 圓的不在少數，論次收費的助產士一次接生能收 1-2 圓，如果願意離開都市，到鄉間擔任公設助產士，一個月則有 20-25 圓左右的薪水，比起自行開業更有保障一些。
◎ 穿著西式制服的是護士小姐，而台籍的助產士大多穿著漢服工作。
– 摘錄自《台北一九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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