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麼時候有了香港？香港人又是怎麼樣？…香港 香港 怎麼那麼香？…讓我去那花花世界吧！…1997 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 Hong Kong；1997 快些到吧！讓我站在紅勘體育館…」
在香港占中群情沸騰的夜裡，耳畔依稀響起中國歌手艾敬，在 1992 年一炮而紅的歌曲《我的 1997》，透過艾敬清亢嗓音、簡單吉他伴奏，加上 MV 中平劇旦角的異國情調，層層交織出中國人對「東方之珠」的無盡憧憬與嚮往。
- 香港發跡過程中的中國因素
香港高潮迭起的經濟發展向來擺脫不了「中國因素」。
香港原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在 1842 年因中英鴉片戰爭失利而割讓給英國，此後改以「自由港」策略運作，快速成為中國南方首屈一指的轉口貿易航運中心；不久後迎來了其發展史上的第一個轉折點：第二次世界大戰。
戰火無情，香港經濟因此受到重創，貿易停頓、生產萎縮。不過，受惠於戰後英國政府率先承認新生中國的遠見，香港成為睡獅猶酣時的唯一對外窗口，不僅重拾過往轉口港的競爭利基，更據以深化各種基建優勢與貿易網絡，透過其對中國貿易額的激增，經濟表現在戰後短短數年內再創階段新高。
緊接著爆發韓戰，聯合國對身為北韓盟友的中國實施禁運，以轉口港做為經濟主力的香港自然大受打擊。所幸，陸續逃離鐵幕的大量資金與人力紛紛流入香港，為香港奠定了發展勞力密集輕工業的堅實基礎，催促著香港從百年來的轉口港經濟，一舉轉型成出口導向的工業城市。
1960 年代晚期，香港逐漸面臨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強大挑戰（如同樣採出口導向策略的台灣與南韓），不得不改採經濟多元化策略因應；隨後，適逢中國 1970 年代末期的改革開放，有效助長了香港金融業、旅遊業、轉口貿易與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對香港升級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具有不可抹滅的正面影響。
到了 1980 年代初期，雖然一度曾受到拉美爆發債務危機、美國聯準會貨幣政策失誤所引發的經濟衰退波及，但在《中英聯合聲明》（1984 年）公布後、中國官方的五十年不變承諾下，香港經濟利空出盡，不僅金融、旅遊等產業發展更上一層樓，外界「意在中國」的轉口貿易又重新興盛，除長期盤據「亞洲四小龍」之首外，香港的人均所得（per capita）更早在 1987 年正式超越英國，這些亮眼佳績一直延續到 1997 年正式回歸之後。
檢視香港經濟發展簡史可以發現，「中國因素」無所不在、如影隨形。
換言之，如果我們分析香港奇蹟從何為來？不外乎兩大起源：一是「制度優勢」，來自於英治時期所建立的自由法治體系；二是「歷史機遇」（或說區位優勢），來自於與中國的密切往來及流動。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中國這隻酣眠多時的睡獅，顯然無法造就這顆耀眼璀燦的「東方之珠」。
- 1997 年，「中國因素」開始質變
而 1997 年回歸之後，對香港舉足輕重的「中國因素」開始質變，其影響不再只侷限於經濟範疇，更擴大到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等各面向。
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雖然許下「馬照跑，舞照跳」的五十年之約，但終極目標仍是同化香港，不是統一、而是統治，不再是萬中選一的特別行政區、而是在中國夢照拂下的普通領土。
因此，中國鋪陳出脈絡清楚的收編三部曲。
- 收編首部曲：往來頻繁、以商圍政
一是讓香港離不開中國，雙方交流愈頻繁、經貿關係愈密切，就愈能確保日後不會分道揚鑣。所以中國充分利用機會深化中港聯繫，從亞洲金融風暴、 SARS 危機，到最近的金融海嘯，北京當局總是竭盡所能支援香港、意圖攏絡人心，希望透過懷柔手段建立宗主母國的形象與威望。
2003 年六月，雙方更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准許 1,000 多項香港產品免關稅輸往中國，開放數十項香港服務業赴中國營運，多座城市的中國旅客得以個人名義到香港旅遊，安排大型優質國有企業赴香港上市等。
影響所及，每年有超過 1,000 萬人次的中國旅客到香港旅遊，具體帶來數百億元的消費與商機；中國國企在香港上市也吸引大量外資投入港股，使得港股總市值從 1997 年的 3 兆港元不斷激增，截至去年底計有近 24 兆港元。
即將開通的「滬港通」也是同樣邏輯。國外投資人對這樣的安排其實十分買帳，希望藉由香港這個擁有清楚明白法治制度、公開透明市場準則，與國際金融技術和地位的中間人，協助世界外資「走進去」、中國內資「走出來」。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2014 年世界投資報告》：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於 2013 年吸納的直接外來投資（FDI）高達 770 億美元，居世界第四，僅次於美國（1,240 億美元）、中國內地（1,240 億美元）及俄羅斯（790 億美元）。在向外直接投資流出方面，香港則排名全球第五，金額達 920 億美元，僅次於美國（3,380 億美元）、日本（1,360 億美元）、中國內地（1,010 億美元）及俄羅斯（950 億美元）。
只是，按照這樣的態勢發展下去，會不會侵蝕到香港原先傲視中國所有地區的「制度優勢」？以中國上市企業在世界各地的假帳弊案頻傳為例，如果香港監管機關無法保持第三者公平客觀的超然立場，維護中國唯一法治淨土的金字招牌，精明的國際投資者恐怕很快就會棄香港而去，另闢蹊徑（或有限度地）前進中國市場。
- 收編三部曲之二：扶植勁敵、造成威脅
二是扶植足以與香港並駕齊驅的重量級對手，例如上海。中國改革開放超過卅年，香港早已喪失當年身為唯一對外窗口的「歷史機遇」（區位優勢），但香港自由經濟根基紮實，人民法治精神根深蒂固，一時間難以動搖，除透過各種讓利手法鯨吞蠶食外，就是培養取而代之的競爭勁敵，迫使香港自發性向中國靠攏，以求取中南海的關愛眼神，至少給予各城市公平競爭的起跑基礎。但是，如此不免會加速減損香港的制度優勢，從法治大道走上人治歧路。
上海的快速崛起有目共睹：以市場消費力為例，上海的人均所得從 1980 年代初期的 1,800 美元，跳升到去年的近 15,000 美元，成長幅度超過八倍，雖然仍僅為香港人均所得 38,000 美元的四成；但若綜合考量人口因素（上海人口約為香港的三倍），上海的經濟量體實已超越香港，加上上海的年經濟成長率幾乎是香港的兩倍左右，後續發展潛力與追趕速度不容香港輕忽小覷。
況且，上海還擁有中央政府刻意扶植的優勢，例如去年十月成立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擺明是複製另一個香港，具體內涵包括：融資成本低（區內利率比區外低約 20%）、跨境投資效率高（區內月內完成、區外無限期）、通關流程大幅簡化等，力促上海也成為一個「區域金融中心」，甚至憑藉低稅率、超待遇等優勢，吸引跨國公司地區總部、貿易、物流業等遷往上海。
雖然上海來勢洶洶，但至少香港目前還擁有兩大長處：高階成熟的的金融人才與公開透明的監管制度，是上海在短期內無法望其項背的絕對領先，前者或許還能透過重金挖角／重點培訓的方式突破，但後者則涉及中國整體法制缺失的浩大工程。
簡言之，只要中國制度仍獨厚少數國有企業、服從「政大於法」的人治精神， 上海就始終只能自滿於中國境內龍頭的夜郎自大，無法進一步升級為國際性金融中心。
只是，這樣的現階段領先足以支撐香港，堅守他們長久以來引以為傲的「制度優勢」嗎？讓我們看看今年三月由英國《經濟學人》公布的一份「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行榜」：香港以境內富豪財富占 GDP（國內生產毛額）約八成的高水準，勇奪世界第一，並遠遠把第二名的俄羅斯（富豪財富占 GDP 約為 20%）拋在腦後。
雖然這份調查的統計方式過於粗糙，連《經濟學人》自己也承認有其侷限性；但在香港與中國愈來愈密不可分的前提下，在大型央企、太子黨、紅二代等特權階級的商業網絡愈來愈複雜多元的趨勢下，該調查結果抑或仍有其預警價值。
- 來不及實現的收編最終回
最後才是水到渠成、由內而外地徹底接收香港。筆者猜想鄧小平原本打算在五十年時間內，從外透過一波波綿密不斷的以商圍政，輔以扶植強勁對手（上海）的方式，迫使香港由內自發性靠攏中國，進而達成同化香港的終極目標。
只可惜現任習大總理操之過急，激發出如今進退兩難的「雨傘革命」：強力鎮壓的成本太高，更會造成外資大舉撤出的反作用力。但若答應佔中要求，形同打開潘朵拉的盒子，讓其他地區如新疆等，都有了比照辦理的正當訴求。
惟今之計，似乎只能以拖待變，坐候抗議氣勢一而衰、再而竭，或許先拿特首梁振英當隻代罪羔羊。後續變化著實得視中國當局是否心口合一主張「大國和平崛起」，及有無認真看重「法治優於人治」的普世原則。
香港，從一顆服膺西方市場規則，以自由、法治與國際化揚名於世的「東方之珠」，轉變成一個處處具有強烈中國特色的海港都會城市，這樣的改變無疑是短多長空，對國際投資人也是一大警示：前進中國的信任成本恐大幅提升，人治世界的資產與交易安全可能朝不保夕。更可惜的是：光彩奪目的東方之珠肯定回不去了…。
艾敬的歌聲又輕輕響起：「…讓我去那花花世界吧！…1997 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 Hong Kong…」此時此刻，傘花怒張的香港，還是廿年前中國人期待的同一個香港嗎？
（本文轉載自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原文昨者：儂白蒂；版權所有，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