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運世代從政會墮落嗎？那些民進黨教我的事

走上政治這條不歸路，不少學運世代對於身處的政治結構、政治文化，其實有著高度的自省，並且憂慮學運世代能否掙脫既有派系與體制的限制。

羅文嘉在長期位居權力要津後，決定從陳水扁團隊「單飛」，並重新反省所謂的「學運性格」到底是什麼。他認為「學運世代的操作方式太融入既有體制，這對學運世代當然是反諷。

學運世代在大學時還分什麼民學聯與台大，進社會後角色都調整，就是新潮流、扁系等，我擔心學運世代的性格、理想本來就不清楚，進到現實位置被吸納後，就更不清楚了。」

郭正亮也認為，民進黨內的學運世代，幾乎只有新潮流系／非新潮流系兩種，而且絕大部分學運世代都在新潮流，只有他與羅文嘉、馬永成等人不在新潮流內，因此學運世代的從政思考很難超越派系利益。

屬於新潮流系的段宜康，則比較憂心政治結構與政治文化的問題。他說學運世代不見得更有能力解決台灣面臨的問題，因為當前政治生態與媒體環境不容易培養出深思熟慮的政客，所以一代比一代更急功近利，更重視媒體效果，「大家只在乎報紙標題、新聞鏡頭，以及如何在叩應節目中傷害對方，而不是思考對國家長遠看法。」可能會有少數幾個例外，但無法改變整個學運世代的參政特質。

段宜康甚至悲觀認為：

「我們無力挑戰這個結構，只會在其中愈陷愈深，看不出誰有大力改變的企圖。當所有人都踐踏草皮時，如果只有你繞道而行，最後草皮還是會長不出來。如果說當笨蛋草皮就可以救得起來，那還可以當，但就是救不起來，還要當笨蛋？對學運世代來說就是這個樣子。」

學運世代的青春悲喜劇

從成長學習的角度來觀察，這是學運世代得天獨厚的幸運，接下來的世代已經沒有這種可遇不可求的政治機會結構；但從接受考驗的角度而言，這也是學運世代必須承受的殘酷現實，因為學習的空間被壓縮得太短、太快，不少人還沒有機會成長就已陣亡淘汰，這也是學運世代某種程度的不幸。

在很多缺乏政治機會結構的時代與國家中，包括學運在內的所有異議反抗運動，最後常常是以鎮壓悲劇收場，台灣五○年代白色恐怖、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對運動都是顯著案例；

台灣學運世代幸運遭遇巨大政治機會結構，但又被迫提早壓縮成長學習的過程，則像是一齣青春悲喜劇，而且早就注定不會以悲劇收場。

僅就年齡而言，現在三、四十歲的學運世代歷經另一個十年生命歷程之後，不論主觀上願不願意、客觀上是否具有足夠視野與能力，都將成為台灣社會各領域掌握權力、資源的最重要「接班」力量。

因此，對於學運世代來說，年少時代的激情狂熱雖然已經遠颺，未來卻還有數不清的挑戰需要克服，才能共同努力讓這齣青春悲喜劇的結局以喜劇收場。

他們快速墮落了嗎？

學運世代從政者可能是最務實的一群人。

因為沒有前幾個世代的濃厚悲情意識，所以學運世代被認為較能務實面對台灣社會內外問題。然而，也因為學運世代曾經被社會賦予高度理想性與正義感的德道光環，因此，學運世代從政者在進行權力操作與面對權力誘惑時的「務實」態度，也容易被外界視為理想性降低、快速墮落。

隨著近年來「馬永成喝花酒與占用官舍風波」、「劉一德國代延任自肥案」、「李文忠緋聞案」等媒體報導與抨擊，「學運世代墮落了嗎？」已成為學運世代從政者最常被同儕與社會各界質疑的問題，也是學運世代從政者必須面對的時代考驗。

政治環境令人迷失？

相信學運世代逐漸妥協甚至墮落者，無非是從「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角度出發，再加上民進黨已經執政，因而認定學運世代在掌權後已逐漸背離當年理想。

另一種說法，則是所謂的「環境決定論」。不少人看到民進黨近年人頭黨員弊病叢生、初選風氣日益敗壞，加上台灣選舉文化漸趨惡質、地方基層民代素質低落，因而認定學運世代從政者在這種選舉邏輯、政治文化中根本無法獨善其身，並且會逐漸「國民黨化」、「地方派系化」。

儘管如此，也有不少學運世代認為上述論點皆言過其實、缺乏比較基礎。

首先，他們從權力操作的角度回應，認為學運世代真正稱得上是「權力核心」者，不過是過去的羅文嘉、現在的馬永成與林佳龍等寥寥數人，大多數學運世代從政者根本都還沒有進入權力核心，自然也談不上「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

其次，他們也認為「環境決定論」不足以掩蓋學運世代的「個人努力論」，學運世代雖不乏在台灣惡質政治文化中沉淪者，但不能因為少數案例而以偏概全，學運世代即使沒有很大的翻轉或超越，也談不上妥協或墮落。

最後，不少人從「人性」的角度出發，認為台灣社會在過去十一年已發生各種世俗化轉變，身處其中的學運世代又何能獨善其身？學運世代的變化，毋寧是人的成長過程中極其自然的部分，雖然不可能視而不見，但也不必過度誇大。

透過下列學運世代從政者的自我反思，以及學運世代同儕的旁觀期許，或許可以提供讀者進一步思考的線索。

選舉是必要之惡？

輔選經驗非常豐富，現在是總統府參議的郭文彬，對於台灣特殊的選舉文化，有其相當傳神的觀察：「一九七七年蘇洪月嬌選省議員時，她的選舉就是在印好的報紙上寫『冤枉啊』，這樣就當選了。

八九年周柏雅選台北市議員時，未婚妻葉琦玲的爸爸問他需要多少錢，給他三十萬，也當選了。

但是，我冒味地講，到了九八年黨內有人選台北市議員時，花了超過八千萬才當選，也有所謂新世代的立委，別人說花了超過一億，他自己承認就超過七千萬。從蘇洪月嬌到周柏雅到現在，是世界變了、民進黨變了，還是什麼東西變了？

選舉是非常現實功利的東西，學運世代當然有人走上花大錢這條路，為什麼？因為要贏。但選舉就是這樣，不要說學運世代，長扁當年選舉時，也都是花了很多錢。陳水扁如果必須常常為錢煩惱，不可能會有今天的發展。但我不同意學運世代墮落這種看法，學運世代與黨內其他人相較，只是為了生存而必須妥協。

「學運世代其實都還存有理想，都差不多，也墮落不到哪去。」

台北縣議員沈發惠則對台灣選舉生態侵蝕人性有非常深沉的感觸。他說，民進黨的基層真的是很爛，他自信問政表現可以獲得有理念的老黨員肯定，但很多普羅工人、無業遊民、社會底層的黨員，卻是「不給錢就跑票」。

由於政治文化太過惡質，沈發惠說，他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基層公職，

「雖然有人比國民黨公職還爛，民進黨與國民黨的距離也愈來愈小，但民進黨的公職還是應該努力做得比國民黨優秀。過去十年，學運世代雖然因為找不到社會改造可能性而苦悶，但卻仍然積極尋求出路，所以只要有一絲光線，就會奮不顧身去嘗試。除非我們真的做了社會道德價值無法接受的事，像貪汙舞弊，否則沒有人可以說什麼是對是錯。」

桃園縣議員鄭文燦也說，台北知識文化圈跟地方是兩個世界，在生活方式、語言詞彙上都不一樣，學運世代以前強調「下放地方」，事實上，在地方耕耘的人很辛苦，沒有媒體報導、資源保護，只能做苦工，但實際政治工作中，理論只占一小部分，做苦工才是大部分。

他因而強調，

「堅持與否只是一種語言，落在具體現實中就是如何操作而已。比如說，很多參與工運的人當選公職後都會了解，你的選票不可能完全來自勞工，你會有很多中小企業朋友、小生意人，你的支持者會很多元化，這是無法拒絕的，你無法拒絕你的選民，只能在心中過濾哪些形象不好、財大氣粗、有爭議性，但很難用傳統觀點來看這些事情。」

台中縣議員劉坤鱧長期在地方發展的煎熬則是，在地方上一定會面臨地方派系與山頭勢力的「選邊」問題，否則根本很難發展，更別說是實現理想。

劉坤鱧說，學運世代想要保持理想性，只能自我要求，「全台灣的地方議會大概只有我還到處兼課教書，我不是為了微薄的車馬費，而是為了強迫自己不要隨波逐流，否則地方民代很容易就會腐化。」

喝花酒與緋聞風波

基層民代固然難為，實際掌握權力與資源的官員，是不是更難扺抗權力的誘惑？曾因台北市議員秦慧珠窮追猛打「喝花酒風波」，而黯然辭去台北市政府副祕書長職務的馬永成，後來又因以總統府參事身分進住政府首長官舍引發爭議，他對媒體太過強調道德檢驗的看法則是：「有的東西是必然存在的小惡，我也同意⋯⋯。媒體到底在傳達什麼價值？如果這些價值對社會整體沒有幫助，媒體是會被淘汰的。」

同樣是官員的林正修，則是這樣看待「學運世代是否墮落」這個命題：

「我不覺得誰可以說誰墮落，我覺得這是自我要求與訓練，學運世代如何在以喝酒文化代表感情認同的政治生活圈中自我要求，而不要出現醜態，不能貪汙及以權謀私，這非關道德，是自我要求，就像健身一樣。

多交女朋友沒關係，但不要去風月場所的方式，我不反對緋聞，但反對對女性不尊重， 不要只把責任推給環境，是你自己喜歡啦。我不願講學運世代墮落，而是世俗化過程中，一定有人調適不良，應該要自知進退，不要明明是墮落還說調適得好，那是最糟糕的。」

至於學運世代政治人物近年頻傳的緋聞八卦，也被坊間媒體影射的立委賴勁麟則強調：「我覺得台灣的政治愈來愈八卦，尤其是立法院，立委認真問政，媒體覺得不重要，反而是八卦的東西大家有興趣，一個傳一個，完全扭曲。之前的確有一些雜誌來問我，有關於所謂的『緋聞』，我的態度是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有也不怕你報導，沒有你們還報導是侮辱自己雜誌。」

鄭文燦則是這樣看待十年前後的時代差異：

「反對黨人士的緋聞，會被當做革命時代愛情故事，執政後國會議員的緋聞，則會被當成八卦，甚至是墮落的象徵。但事實未必如此，是檢證的標準不一樣，否則以前的緋聞故事比現在更多。

但這也是執政的考驗，學運世代政治人物必須面對輿論的高標準檢驗，輿論以前對舊政府是低標準檢驗，對新政府則是高標準檢驗，所以壓力特別大。而且檢驗來源不是反對者，是以前革命的同志與夥伴。」

至於眾多學運世代曾經參與的「國大延任自肥風波」，時任民進黨國大黨團幹事長的劉一德強調，當時民進黨高層曾集體做出「只要廢國大，延任也可以接受」的共識，只是在輿論強烈反彈下，林義雄、陳水扁等領導人全部退縮，最後只好由負責執行的國代本身承受外界責難。

但當時銜陳水扁之命上陽明山溝通的羅文嘉，事後則有這樣的感觸：

「那次很痛心，我碰到一個學運世代，不講名字，我說延任案不對，他回了一句，意思是說我怎麼還那麼天真，好像是說我怎麼還把理想真的當一回事。我那時很後悔，還幫這個人站過台。過去只要學運世代需要站台，我都會去，因為你不會對其他人有特別期待，對學運世代會，但現在也會多一些失落。」

彼此監督防腐化

對於學運世代從政者的表現，當年野百合學運五人教授團成員、現任台北市勞工局長的鄭村棋說，學運世代最可惜的是，有相互較勁，沒有形成相互監督、期許。

鄭文燦、羅正方、鍾佳濱等人也不約而同強調「集體監督防腐化」的重要性。然而，政治部門之外的學運世代又如何看待自己的「監督」與期許呢？

現在是中研院助理研究員的范雲說，有一個研究指出，學運世代與過去朋友愈來往，就愈不容易變質，因為你不希望被你互動的人否定，所以學運世代會有一種自我監督與相互監督的力量。

「這當然不是對每個人都有效，有點唯心，但多少有點影響力，像沈發惠見到我們就會開玩笑說自己是『小政客』，但友情也會讓我們對他有 一些同情式理解。所以，學運世代互動在消極面是建立檢驗標準，積極面則是建立集體提升的力量。討論出某些更高價值，才能動員所有人。」

范雲並強調，如果很多學運朋友進入政治領域就容易墮落，在政治圈外的朋友就應該思考如何改造制度與環境。「否則我們批判人家，很可能只是因為我們不在裡面，很幸運，但我們的批判其實沒有比較高級或道德，換了我們可能做得更糟。」

王時思也這樣自我檢視：

「我在社運團體，好像就在比較純潔的地方，說什麼不太有人敢反駁，但我不太喜歡這種感覺。我覺得大家是害怕面對過去的自己，所以才會害怕面對我。

比如說當縣議員就是要去喝花酒？我當然認為這種說法是屈從，但他們就會從實務角度說，如果不這樣做，可能連選都選不上，更別提政治改革這些空洞的事。

我會被一直提醒，因為我運氣好，可以在社運團體存活下來，所以我不太願意用這麼嚴厲的角度去看他們，但我的確對他們很多行為很不舒服。

我不是比他們純潔，而是不需要面對他們需要面對的考驗，如果我也要面對，不一定能通得過。如果迫不得已，我必須離開社運進入政治，那才可以公平比較，是別人墮落還是任何進入那個領域的人都會如此？」

長期在婦運領域的孫瑞穗則這樣看待所謂的「相互監督」：

「學運朋友進入中央、地方政府後，我希望他們能堅持當年的理想性格，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改革不必打折扣。

我對朋友們的期許，跟我常常問自己的問題是一樣的：『是你改造了機器？還是機器改造了你？』

運動成果最重要的，其實是關於人的品質的改造。如果政權成功轉移了，但人心還是一樣壞，人依然沒有想像力，我就覺得這個運動有缺陷，很假。就像你搞了一個偉大的公園給老百姓用，但回家繼續打老婆，我還是會瞧不起你！

但話說回來，大家也應該要學會放輕鬆，說彼此監督太沉重了！」

天使與魔鬼的綜合

回到「學運世代是否墮落」的最初命題，今年決定參選的郭正亮借用社會學家韋伯的話形容自己心境，「韋伯說：『政治是天使與魔鬼的綜合，天使有理想，魔鬼有權力，不可能光是某一端。』對於政治人物來說，怕熱就不要進廚房。我不會覺得有些人墮落，我會覺得有些人失去了很好的機會，很可惜，但也只是可惜。」

或許，所謂「天使與魔鬼的綜合」，就是政治工作中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更是人性中最真實。學運世代當年固然滿懷改造社會的崇高理想，但進入政治工作的繁複、繁瑣操作中，再崇高的理想也必須做出實踐策略上的修正與調整，中央層級的政治資源分配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基層民代必須面對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黑白兩道三教九流等現實挑戰。

但是，儘管學運世代未必存在相同的價值觀與終極關懷，「必須比國民黨做得更好」終究是學運世代從政者不容置疑的自我要求準繩。

如果學運世代從政者只是以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為藉口，以種種「環境決定論」、「人性演變說」為由，卻坐視自己的行徑與過去極度厭惡抨擊的國民黨官員、民代愈來愈像，甚至做出與年輕時代理想完全背道而馳的政治決定，則這種自欺欺人的妥協墮落，也終將無法通過時代的考驗。

儘管現實政治環境、選舉生態的確充滿讓人向 下沉淪的誘因，但學運世代從政者卻沒有悲觀或退卻的權利，能夠堅守「比國民黨做得更好」的底線，其實只是最低標準，若能透過個人努力達到向上提升、耳目一 新的高標準，將更是難能可貴。

〈本文選自全書，曾琳之整理〉

 

作者：何榮幸

書名：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

1966 年生，台大社會系畢業，學生時代曾任《台大法言》等多份刊物總編輯、台大學代大會首任議長、創立「傳真社」並兼任社長與總編輯。

1991 年進入新聞界，曾任《自由時報》市政組組長、《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兼調查採訪室主任，現任《天下雜誌》總主筆、「獨立評論@天下」網站主編。

長期投入媒體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創會會長、《目擊者》雙月刊總編輯、媒體改造學社執委。曾獲曾虛白新聞獎（新聞評論獎）、吳舜文新聞獎（深度報導獎、文化專題報導獎）、卓越新聞獎（新聞採訪報導獎）等獎項。2006 年擔任台大新聞研究所第一屆「傑出記者駐所講座」，現任台大新研所榮譽講座／兼任 實務教師。

著有《學運世代》、《媒體突圍》；合著《我的小革命》系列、《不只是林書豪》；執筆《彳亍躓頓七十年》；策劃《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台灣久久──台灣百年生活印記》等書。

（Photo: Lindsey B, CC Licensed；文章轉載自合作夥伴：今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