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長袍頭巾，西方精品製造
阿聯的大公們自 1999 年建造了七星級帆船酒店後，便開始對巨大建築抱有雄心壯志，這個新興的海灣國家持續以其貌似巨大的石油財富為後盾，一次又一次以龐然大物引得全世界的矚目。
早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前，Nakheel Properties 和 Emaar Properties 兩大位於杜拜並為杜拜政府支持的地產公司，常常以令人震驚的投資項目迷住了世人的雙眼。
在過去的 20 年間，這兩間成立於 1990 年代 的公司幾乎承接了所有阿聯地區的大型地產專案。
杜拜的面積僅為一個羅德島的大小，卻擁有世界第一高樓，聚集了世界最大的兩個購物中心、最大的機場、最大的人工群島、人工港口，甚至於最大的主題公園。
從 1995 年到 2008 年，這個小小的酋長國的 GDP 增長了 267 個百分點，人均收入上升了 126%，出 口增量為 575%，人口增加了 186%。
作為一個伊斯蘭教的國家，杜拜卻將目標定位于建立世界級的奢華享受與消費主義。
迪拜從各方面打破了世人對於一個伊斯蘭國家的成見：這裡的新興富人從不掩飾他們對超級跑車、大引擎 SUV、奢侈品消費和寬敞住所的巨大胃口，這股消費主義的浪潮甚至延伸到其神聖的伊斯蘭生活方式中。
穆斯林婦女曾經低調的頭巾與長袍如今都來自國際時尚品的製造商，如 Burberry, Hermes, Gucci, LV 等，黑色長袍無法蓋住新生代穆斯林女性一如芭麗絲‧希爾頓般對時尚充滿著嚮往
。甚至最為虔誠的麥加朝聖也成為彰顯個人的財富的一個途徑，由此，形成 了一個包括航空公司、地區管理機構、酒店、旅行社等等在內的數十億美金的產業鏈。
海盜天堂到奢侈世界，杜拜做了什麼？
在外界看來，杜拜是「黃金之城」和「亮閃王國」。而杜拜自身除了抱有成為中東地區的新加坡或香港這樣的野心外，似乎也不排斥成為穆斯林世界的拉斯維加斯。當你站在哈裡發塔的頂端俯視時，它看起來已經達成所願，然而回到地面，這個城市多少也有其回歸現實的一面。
首先是有如加油站一般林立的清真寺，日復一日在準點大聲廣播，號召穆斯林進行祈禱，一天五次。在老城區 Deira 和 Bur Dubai 的街道上佈滿了各種兜售便宜衣物、五金產品的小商販和印度小飯館。
雖然，這個區域坐落於現代化的港口邊上，但是從這些雜亂無章、文化交融的場景中，我們也還能看到這個城市不久前的影子：一個海盜與走私者的天堂。
杜拜這個曾經坐落於大英帝國邊陲的一個小漁村和海盜天堂，如今已迅速化身成為這個地區重要的金融、貿易和旅遊中心。
此外，這個城市在擅用知識和創新思維上也有先驅之名。它發展的「網路和媒體城」以及 20 多個特別自由區的模式，被這一地區廣泛複製。
為了安置並吸引更多外來投資，杜拜在劃定的區域內開創了一系列法律改革。根據 2004 年修改後的阿聯聯邦憲法，杜拜建立了杜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用於吸引來自海灣合作委員會（GCC）成員國以外的外國投資者並為其提供區域性的金融服務。
通過成立 DIFC，杜拜政府進一步改革，為國際投資者及其股票設立了杜拜國際金融交易所（DIFX）， 一個獨立的證券交易市場。
作為一個國際金融及法律中心，DIFC 為海外投資者提供了特別的司法系統－－在 DIFC 裡的交易都得以豁免于阿聯酋民法。2005 年，這個做法又被卡達當局採用，並建立了卡達金融中心（QFC）。
在一些阿拉伯的知識份子眼中，這個持續了 20 年的兩位數 GDP 增幅奇跡，非常值得從社會經濟方面進行深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海灣國家並未受到始於 2010 年的「阿拉伯之春」影響。
長老制的社會政治體系和主要依附石油產生經濟紅利的國家本質給予了這些海灣國家穩定的基礎。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奇蹟讓一些知識份子認為需要建立一個所謂「海灣共識」，以求突破「華盛頓共識」。
然而在華麗的外表下，杜拜奇跡以及它為其他石油富足的海灣國家提供的社會發展方式，也帶來不少隱患。這個模式的持久性如何？改革市場和金融會不會觸動社會和政治基礎的變動？在接二連三的政治金融危機下，阿聯的海灣模式是否能持續給世界驚喜？
不同以往的資本家
杜拜發展模式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成功，其背後卻隱藏了一系列矛盾和窘迫。
1990 年蘇維埃政權的衰亡似乎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一種普遍的樂觀情緒。「萬能的資本主義」仿佛為世界創造了一種萬靈丹，一勞永逸地在全球政治中取代了地緣政治。這種樂觀情緒給世人這樣一種幻覺：開放的市場必然導致開放的社會。
這種樂觀主義也可以在不少西方對於 2010 年阿拉伯世界發生的一系列政治暴動的解釋中，也能隱約發現。
然而這種錯誤的市場萬能的想法可能導致對於杜拜奇蹟的誤讀，並就此影響對其發展中存在的潛力和障礙進行評價。在高經濟增長下，杜拜奇跡的帶來了以下幾個矛盾：
現代化發展的迫切需要和民族身份的保留，不斷滲透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和保護伊斯蘭傳統價值觀的必要，最後，不斷減少的石油儲備量和不斷增長的公共福利需要。
作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成員之一，杜拜在其中顯得獨樹一幟。
不同於阿布達比，杜拜在阿聯總石油儲備量中僅占 2%。雖然 1970 年代油價飆升給杜拜的發展提供原動力，但其財政收入依然極大依賴於貿易。
在其他 GCC 成員國中廣泛適用的傳統石油經濟戰略在杜拜無法順利進行，因為這將導致飛快面臨哈伯特頂點。
杜拜已探明石油儲備量僅為四十多億桶，折算到每個國民，人均大約 150 萬美金。所以從一開始杜拜最重要的任務便是經濟的多樣化。
這一政策導向顯然是頗有成效的，目前在杜拜最大的產業包括零售批發貿易和維修，在整個 GDP 中占了 39%。
此外杜拜正積極擴展其他領域，如金融服務、運輸及旅遊產業的業務。甚至在 2009 年金融危機對杜拜的地產開發市場打擊最嚴重的時刻，石油收入依然僅占年度 GDP 的 2%，而在四十年前，石油收入要占到將近 GDP 的一 半。
縱使擁有現代化構造的外表，杜拜依舊是一個倚賴自然資源的食利大公國（Rentier State），領導人也依舊是那個自 19 世紀以降便受英帝國委任統治這一區域的馬克圖姆家族（Al-Maktum）的傳人。和這個地區其他的大公國一樣，這個國家的穩定極大依賴其領導人的個人魅力、伊斯蘭屬性、社會福利和父權社會秩序。
領導人的合法性仍舊受到兩方面的約束：他與臣民保持親密關係的能力，以及他為人民提供福利的能力。
在某種程度上，海灣地區的大公國與私人家族企業有許多共同點，健康的財務狀況是首要解決的問題，此外，管理層和家族企業領袖有著緊密聯繫。實際上，杜拜的現任大公穆罕穆德· 本· 拉希德· 阿· 馬克圖姆很樂意視自己為「CEO 大公」。
由於大公即是國家主權，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為諸多國有企業的董事長。他的願景是：讓杜拜成為一個「全球都市」並在地區間發揮其貿易、運輸、旅遊和金融的樞紐作用。
當一個特立獨行的穆斯林
所謂「全球」的觀念，或者說是「國際」的觀念，對於 GCC 的成員國來說，包含幾個層次的認知。
首先，對於酋長國的臣民來說，他們直接對於部落首領 （酋長）效忠。這種父權制下的社會聯繫是他們心中世界秩序的核心。
接下來，共同的遜尼派伊斯蘭信仰，以及在現代才形成的 GCC 國家間的兄弟認同，是這種歸屬感的第二層內涵。
這種認同感，又因為在六個 GCC 成員國之間人民的互相通婚而進一步加強。在 GCC 聯盟之後，是所謂對於「阿拉伯世界」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的基礎建立在相同的宗教信仰與相近的語言之上。
最後，由於過去的被殖民經歷，在此認同之外的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被看作是帝國主義入侵者。這種敵視的世界觀從隨著 1932 年沙烏地阿拉伯獨立和 20 世紀中葉海灣地區公國休戰而開始才稍微有所改變。
不過在這樣一種多重世界觀下，當前的全球化進程就很容易被阿聯人（甚至是眾多阿拉伯人）看作是一種內部與外部之間互相對抗的殖民剝削，而非我們通常所以為的那種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化全球化進程。
因此，讓杜拜真正顯得如此獨特的是它在政治上的實用主義，以及歷來作為印度洋的上商業貿易港而固有的對全球市場的開放程度。鑒於杜拜的統治者總是傾向于將城市當作商業化項目運營，這座城市便不可避免地被推到全球化的邊緣。
從人口統計資料裡我們也可以對穆罕默德酋長的戰略窺見一斑。杜拜通常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擠滿了大量遊客，根據杜拜政府商業及旅遊業推廣局（DTCM） 資料的顯示，僅在 2011 年的第一季度，這裡就吸引了 230 萬遊客。而杜拜的常住人口在同年年底才剛達到 200 萬，其中只有 10% 持有阿聯酋護照。
以當前的本地出生率和外來勞動力人口增加水準來看，杜拜的阿聯本地人比例將持續縮水。有很多人擔憂，在未來十年，本地人（阿聯籍，且非外來人口因婚姻入籍） 的數量將達到統計學上的 0 點。
另一個明顯的全球化指標可以從入駐杜拜的跨國公司總部和國際銀行數量。2010 年全球城市指數顯示，杜拜在全球化城市排名中居 27 位。
作為整個地區裡最為全球化的經濟體，在 2008 年的金融風暴中，杜拜受到的衝擊也是最大的。然而根據一份 IMF 的報告，2011 年杜拜非石油經濟的 GDP 已一挽 2008 至 2009 的頹勢，達到 3.25% 的增長。樓市的回暖也帶來 2011 年建築材料需求的迅速上升。
金融危機不為所動
杜拜能如此迅速地從金融危機中恢復，一方面來自阿布達比的財政援助，但更主要得利於其設立的主權財富基金和公有公司在其他 GCC 成員國進行的投資。
盡管我們看到數以千計的雇員滿身債務地離開了杜拜，而本地居民則毫不為金融危機所影響。
在阿聯，國民最大的雇主正是杜拜政府本身以及其他由大公 CEO 經營的產業。Emaar 和 Nakheel 兩大地產公司在海外（主要指在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投資源源不斷產生效益。
石油生產也始終是國家可靠的經濟後盾。
在杜拜看來，經濟危機可能致使一部分外資撤離，一大批來自西方的中產階級管理人員失業，但就本地居民而言，情況一如既往地平靜，他們可能只需稍收斂大手大腳的花錢習慣。
因為阿聯除跨國婚姻外不對外來人口發放公民身份，外國人一旦失業就必須離境，故失業率只影響外來人口。
正因為如此，任何在歐美發生的金融危機引發的社會問題在杜拜都幾乎看不到。在這裡不會發生像是美國一樣所謂「1% 對 99%」的情況，因為那所謂的社會的「99%」，實際上幾乎都是非阿聯護照持有者，因而他們在國內政治中起不到任何作用。
如此看來，如今的杜拜和一個世紀前幾無二致，其本質依然是一個人來人往的集散地。但細看之下，我們仍可發現，杜拜實際上仍舊是一個坐落在全球貿易中關鍵地理位置上的安全港。
中東的香港、倫敦或紐約？
杜拜港不僅是該地區間經濟體互相連接的關鍵貿易港口，也是該地區與其他世界級經濟體之間的視窗。它同時也為他們提供金融和物流方面的服務。
但是，杜拜終究是一個穆斯林國家。
因此，硬要將其想像成中東的香港、倫敦或紐約，便是非常幼稚的。唯一一個將杜拜與其它海灣地區的穆斯林國家區分開來的意識形態便是在其統治階層中彌漫的實用主義精神。
杜拜之所以歡迎資本主義與全球市場，最為重要的原因，便是它承受不起宗教保守主義所帶來的後果。
巴林發生的社會變革證明了如果沒有國家財富的支持，一個經濟依賴自然資源的食利國家是非常不穩定的。穆罕默德大公最近的電視演講再次申明了杜拜對伊朗的態度：宗教信仰的爭端不應阻礙經濟的繁榮。
作為伊朗的主要交易夥伴，杜拜幾乎是伊朗在此次國際制裁下的救生索。因此，即便是在最壞的狀況下，伊朗膽敢在地區間使用武力，進攻杜拜對於伊朗來說，仍舊是自取滅亡。
除了伊朗核威脅之外，在這個地區另一個安全問題則是恐怖主義。但是，聯合國 2009 年關於阿富汗鴉片調查報告中指出，對於那些利用來自阿富汗的鴉片製造的海洛因貿易來說，杜拜是一個關鍵中轉地。
由於充當了走私者的避難所，這一特殊功能使得這個城市得以最大可能的免除來自非政府武裝的威脅。加上如慈父般關愛人民的 CEO 大公，杜拜可能是這一近日來看似風雨飄搖的地區間最為穩定的場所。
杜拜會倒，只要沒有外國人
然而，在此肆意橫行的消費主義浪潮卻是唯一一件潛在影響杜拜政治穩定性的隱患。然而，我們不能簡單地用病態消費欲望的批判來理解杜拜的消費主義。杜拜本質上仍舊是一個食利國家。
由於採用了治理公司的方式，這個國家充滿了大量的外來勞工與技術工人，而本地人則成為了這個城市中最大的食利階層。一個最為直接的擔憂便是，由於缺少有能力的當地人，這個國家的官僚體制甚至是商業機構，都難以純粹依靠本國人口運行。
儘管政府一直希望用訓練有素的本地人代替外國中層管理人員，但本地人普遍缺乏從業動力和職業技術成為一大障礙。
這一問題令杜拜處於尷尬境地：大部分經濟效益由被這裡的免稅薪資和迷人生活所吸引的外國人創造。
和其他的食利國家一樣，杜拜為了保護國家財富而禁止接納移民，這樣便導致幾乎所有的專業人員－－城市的中產階級，成為了浮動人口。
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下，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本地食利階層構成了巨大的內銷市場，但同樣也迅速消化著內部資源。
這座沙漠之城無法長久支撐持續增長的人口，食品和水質安全直接限制了城市未來的發展。
城市唯一的污水廠和脆弱的排水系統也同樣在人口增長下難以維繫。在氣候環境和消費習慣影響下，大引擎 SUV 在本地市場廣受歡迎，這樣一來，甚至有充足的石油儲備也將面臨跟不上內需市場腳步的窘境。
如果說缺乏工作能力的本地人口是影響杜拜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沮喪因素，那麼這個城市的當務之急則是其本身環境是否能承受已然超過 200 萬並仍在不斷增長的人口。
杜拜自救：核能、水資源
杜拜當局和阿聯政府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並著手開始進行新能源項目和核能的投資。在 2009 年，韓國成為第一且唯一一個國家獲准在阿聯建造核反應爐。整個項目金額高達 200 億美金。
作為交換的是，阿聯承諾韓國國家石油公司以 20 億美金收購在阿布達比的一處油田 40% 的股權。這一油田現有探明儲量接近 5 億 7 千萬桶。
自 2010 年來，聯合政府與其他 GCC 國家也開始投資專案以保證該地區的飲水和食品安全。
在一份提交給 2011 年 G20 峰會的白皮書上，阿聯酋政府表示，在當前的趨勢下，處境會變得日益惡劣，因水資源不足，飲用水預計在 2025 年供應稀缺，到 2050 年則下降至現有量的一半，然而迄今無進一步計畫和投資能解決這一問題。
一場不神秘的奇蹟
季辛吉在 1971 年對中國的描述可能同樣適用於杜拜：對外部世界看來，杜拜是一片在許多方面擁有潛力的神秘熱土。
然而正如周恩來總理當時的回復，當雙方知己知彼後，中國沒有什麼是「神秘的」。我們詬病杜拜和許多其他的阿拉伯國家在管理上缺乏透明度，所以它的形象總是如同一位傳統的穆斯林婦女般被面紗籠罩，顯得神秘、沉默、甚至有點令人生畏。
而不同於其他伊斯蘭鄰國，杜拜由於其作為商業樞紐的本質和統治階級的實用主義，在宗教信仰的保守性上顯得相當 薄弱，但我們也無從就此期待它成為一個完全的現代資本主義大都會。
它又何必如此？我們的習慣性思維總是被戰無不勝的資本主義樂觀情緒所影響，但全球化並不意味著當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曝光在同樣的全球化資本、產品甚至思潮下，一切都趨向同質性。
在過去、現在和將來，杜拜一直作為連接印度、中亞、歐洲、阿拉伯半 島和北美的樞紐。它的奇跡極大程度上依賴於對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合作。
杜拜的全球化政策實際上既在招攬世界前來杜拜，同時也讓杜拜成為通向中亞和南美的門戶。
對東亞來說，尤其是對中國、韓國和日本，和杜拜的聯繫成為了一種貿易管道，強化了海灣和東亞的互動，更進一步來看，將中亞加入連動，一個新亞洲三角必然促進區域的繁榮和穩定。
當前過度依賴石油的亞太經濟迫切需要啟用另一種發展模式和開發新的市場來維持增長。雖然看起來脆弱，杜拜仍可能成為新時代的關鍵所在。
在正確的當地政策引導下並維持全球其他合作夥伴關係，這個城市將在沙漠作為安全庇護所和樞紐而延續繁榮。
（圖片來源：KhanSaqib, CC Licen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