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與住宅問題對於台北都會區的中產階級與上班族而言，無疑是場夢魘。為了瞭解台灣從過去到現在的住宅問題，《BO》就訪問了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副召集人同時也是 2014 巢運的發起人，呂秉怡老師。
- 經濟發展也會帶來的惡果？
先把鏡頭拉回 1989 年，那是個台灣經濟發展的高原期，也是政治環境逐漸鬆綁的時代。但當年促使無殼蝸牛運動發生的遠因，其實也正是「經濟發展」。台灣的經濟發展長期建立在出口導向的模式，並在此過程中累積了許多外匯，賺了許多美金；但在 1986 年左右，台灣政府在美方的壓力下，解除外匯管制，放任台幣升值，對美金的匯率從 38 元升到 25 元，此消息一出，國際熱錢便湧進台灣，打算在此升值的過程中大撈一筆；而且這些熱錢在等待台幣升值的同時，也不忘在台灣的股市與房市到處流竄，使得當時台北市的地價從 1986 年的每坪 9 萬元，快速升高到 1989 年的每坪 27 萬元，漲幅高達三倍。
正是在這樣社會背景下，當年的無殼蝸牛運動僅花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便動員出了 4 萬人到忠孝東路夜宿。
當時提出的訴求，其實就是很簡單的「住者有其屋」。生活在都市的中產階級，一方面遵循「有土斯有財」的價值觀，二方面認為租屋品質較差、且沒有長期保障，所以主張人人都應該要有自己的房子。
- 一場以理性和平幽默召喚中產階級的運動
那是一個剛解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尚未廢止的年代，雖然對許多人而言，經濟上已獲得一些成就，但在政治上，例如對於集會與結社，依然抱持著戒慎恐懼的心情。面對當時這樣的社會處境，當時也參與其中的呂秉怡老師，在訪談過程中拿出了 25 年前的《無殼蝸牛運動手冊》，說明當時的運動路線就是「針對中產階級，為了消除大家對於上街的恐懼，我們必須強調運動的理性、和平與幽默」，而且還與劇團合作，甚至還會在現場放煙火。
呂老師也提到，雖然那時候還沒有第四台，但對於一些報紙或老三台的基層年輕記者來說，這件事對他們來說也是很有感的，而且運動調性較溫和，所以他們願意報導。在夜宿行動的前兩周，每天都有一場或幽默或諷刺的小行動。在沒有網路與 facebook 的年代，當年的民間團體就靠著這樣的路線與方式，號召出了 4 萬人。
- 嘉年華式的運動，政府的回應是……
面對民間「住者有其屋」的訴求，由於當時的政府手上還握有許多公有土地，政府便以興建可買賣的國宅作為回應。從現在的結果檢驗，政府當時的回應，並不能真正解決都會區的居住問題。甚至，有些國宅因為選址不佳、品質不好、價錢過高，甚至沒有特別設置「賣房」的單位與人力，造成國宅蓋了卻還是沒人住的窘境。後來，這些養蚊子的國宅則在民進黨執政期間被大舉出清。
從 90 年代至今，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其解決居住問題的方式，就只有蓋國宅與提供購屋與租屋補貼。呂秉怡老師整理的資料顯示，從 1999 年到 2009 年，一共 10 次的補貼方案，花了國庫 2 兆 3500 億。台灣 2008 年 GDP 總額約 12 兆，換言之，在這十年間，政府每年提供購屋與租屋補助，約佔每年 GDP 總額將近 2%。
對於長期從事居住運動的呂秉怡老師而言，他也承認在高房價的議題上，在這 20 年間其實是毫無進展，甚至還是倒退的。面臨這樣的困境，呂秉怡老師與其他長期關注居住問題的民間團體，在 2010 年發起了「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提倡政府應興建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呂老師認為，雖然房地產的改革，核心的問題還是要從稅制的調整做起，但這條路其實是很直接的在擋人財路，所以很難在短期內看見成果，於是他們才在 2010 年轉而提倡以興建社會住宅的方式來解決都會區的居住問題。
在戰略的調整下，他們也的確看到了一些成果，從 2010 年地方選舉僅有雙北的四組市長候選人將社會住宅納入政見，到了 2014 年，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四個直轄市的八組候選人，通通都承諾上任後要興建社會住宅。呂老師也期待在 15~20 年後，社會住宅的落實能得到更進一步的成果。
（圖片來源：* 嘟嘟嘟 *，CC Licen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