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篇中國湖北省高中聯考狀元留美念完大學後的感言,感慨於兩岸教育共同的問題:只有升學主義和比成績,而沒有真正的菁英教育,以至於無法培養出能解決社會問題的的思想家、領導者。

先說台灣。新聞報導說:建中校長去找台大教授設計「大一先修課程」,建中和北一女老師不知道要給學生開什麼選修課程。這表示什麼?在台灣,人才、庸才和蠢材接受的是同樣的價值觀,同樣的教育目標,同樣的教材。這樣還教得出人才嗎?

菁英需要不同於常人的價值觀

真正的精英是有寬廣的視野與能力,可以看見產業 and/or 社會的未來機會與危機,想得出掌握機會與突破困境的策略。只要把這社會 top 1% 的頂尖人才教好,讓他們有好的人生目標和靈活的思考能力,其他 99% 的人就可以努力地執行或盲目地跟隨。這樣的精英,需要的是不同於一般人的價值觀、人生觀,以及全然不同的教育目標、教法與教材。

反觀台灣的現況,最缺的就是有遠見,關心社會公共福祉,知道要如何突破現況的領導人,才會產業找不到出路,國家找不到方向,學術淪為國內外沒人關心而可有可無的虛耗。你說,讓台灣這樣地空轉,台大和清大各該負起多少責任?從這觀點看,這兩校的教授適任的有幾個?

兩岸教育都很僵化

中國的教育呢?非常地像台灣。偶然間讀到中國湖北省高中聯考狀元鄭人元留美後寫的〈美国四年本科后对中国教育的感悟  写给刚入大学的你们〉,從如何選大學科系說起,談大陸盲目的升學主義(跟台灣幾乎沒兩樣),談作者自己選科系與轉系的心路歷程,以及美國學生如何看待教育、升學與生涯,最後並給出具體的建議和鼓勵。這篇文章讓我聯想起台灣目前許多的問題,很值得台灣人讀一讀,尤其是名校的大學生,和明星高中的學生、家長、老師。

湖北省人口 5,758 萬,一胎化之後全省考生人數很可能還是略多於台灣──台灣也已經接近一胎化了,作者鄭人元的高中聯考實力很可能超過北聯的狀元,而且他在中國全國競賽中取得中國代表隊隊員資格(共 15 人),去美國參加美國的火星登陸計畫。後來,他決定去美國唸大學,在九張入學通知單和至少一份全額獎學金中,他選擇了華盛頓大學。在美念大學期間,他先選理工科系,卻發現美國大學部的理工課程對他太簡單,而且不想成為自閉、狹隘的科技人,於是向學校申請休學,去中國的西部各省觀察,窮遊歐洲,最後決定要改學經濟學和國際研究。

這個孩子沒有天真到不顧現實,卻又能看透現實而擁抱理想。談起自己的抉擇頭頭是道,真的值得台灣的學生和家長讀一讀。我很喜歡這樣的年輕人!如果台大都是這樣的年輕人,或者 2/3 是這樣的年輕人,其實台灣的問題就可以徹底地解決了。

這真的不是誇大之詞。

台灣要解決分配的問題

台灣和已開發國家的問題不是生產效率不足,而是沒有能力處理分配,沒有能力在制度上善用自動化科技。如果我們有辦法降低全職者的工時,就可以解決失業問題;如果我們可以適當地進行財富重分配,就可以解決經濟成長停滯的問題(註一)。如果我們不去解決上述兩大問題,我不相信市場機制可以自行解決這兩個問題(註二)。

而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較佳制度性安排,就是萊茵制度的勞資關係(藉以最大化市場機制之利而最小化市場機制之弊,更多的討論見註三),以及北歐制度的國家管理(藉以最大化資源國有化之利且極小化其弊)。這些制度都是整合政治、社會與經濟角度,配套地解決社會發展的問題。這種配套的能力來自於跨領域的視野和能力,需要的是從高中培養的寬廣視野和批判性思考、創造性思考的能 力。可惜,兩岸都只有填鴨教育,聰明不聰明,只差在誰先畢業,而不是視野的寬窄、創造性與批判性的思考能力;也不是價值觀與人生格局的差異。

假如 2/3 的台大畢業生都致力於促進社會公共福祉的提升,只有 1/3 的人在牟私利,其總和的結果應該是有利於社會公共福祉的提升,台灣的問題就可以逐漸獲得解決。至於大陸,恐怕也很難用「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來解決問題,而需要更有創意,更深入了解政治、社會與經濟間複雜關聯的思想家、領導人。

權貴市場經濟將造成共產政權的潰爛與崩解

我的信箱老是會有人寄來一些關於大陸問題的評論。最近最熱門的話題是「紅二代」與「官二代」的鬥爭,以及「習近平反貪腐」的真相和前景。其中一篇是袁紅冰談大陸的反貪腐,預測著共產政權的潰爛與崩解,步上蘇聯的軌轍。

要說袁紅冰說的都是過激之言,倒也未必。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搞市場化的過程中,第一步就是權力的集中被轉化成資本的集中,這種「權力換資本」的發展模式被袁紅冰說成「權貴市場經濟」,頗傳神,也非空穴來風。連紐約時報都質疑阿里巴巴背後的太子黨控股。而英國的 Financial Times 則專文報導大陸共產黨黨校對共黨專制何時會結束的憂慮(篇名是:How long can the Communist party survive in China?)。

我一直相信,台灣教育制度的最大問題,是完全沒有像樣的「菁英教育」,因而只有製造了一大堆假菁英。看來,中國也有同樣的問題。

 

註一:全球經濟問題在需求不足,而非供應不足;需求不足是因為 bottom 90% 的人實質所得沒有增加,而且上班族都已經累到不可能再靠加班增加產出與收入了。

註二:其實,這兩個問題就是「去政府管制」的必然結果,是現實世界裡市場機制必然會自造的後果,當然不可能奢望市場機制自行解決這兩個問題。

註三:勞資共治才能合理進行第一次的所得分配,合理地保障勞工工作權而緩和失業問題,在這基礎上進行市場競爭並減少政府干預,才能最大化市場機制之利而最小化市場 機制之弊;同時,社會資源的擁有、分配與決策權力分散到各個生產單位,由工人每天參予公司決策,這才是真正的直接民主與深化的民主──既然政治的平等與不平等最終都是指向經濟的平等與不平等,直接解決經濟上的平等,遠比迂迴地通過政治去進行所得重分配更直接。

(本文獲授權轉載自彭明輝部落格;圖片來源:bindaas CC Li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