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的發展都有其生命期,當原有的都市功能即將萎縮時,便透過都市更新的規劃,重新復甦功能、改善居住環境,以增進居民的公共利益因此,都市更新的規劃與設計的本質,可以說是在營建未來,以打造一個更可以安身立命的居住環境。

都市計畫也往往被轉化成,需由政府或學者們定義的專業課題,同時政府與專家們也都相當自負,以為他們所擁有的公權力,以及經濟、交通、建築、工程等專業知識就可以用來擘劃城市的未來。而居民的「公共利益」,也是由這些政府專家組成的委員會來詮釋並界定,一般民眾是無權置喙的,即使他們的權利正不斷遭受到侵害。

土地徵收是都市計劃的後續階段,但政府卻把都市計畫當成土地徵收的條件。只是多數的民眾,大概都對於都市計畫很少接觸或參與,當土地要被徵收時,才知道他們的土地及房屋所屬的都市計畫區,已經擬定或變更完成,往往是接到政府寄來了土地徵收的信件時,才知道即將被掃地出門,生命也將完全走樣。

浮濫徵土地的行為,是政府還停留在「開發至上、拆除重建」的唯一思維。這種只考慮到都市外貌更新的政策,讓都市更新往往只流於「住宅更新」,更新的結果,也不應該是將一批居民趕走換另一批居民進住,不符合讓居民的「安居」、「宜居」的都更本意。更何況,將都更簡化成「住宅更新」的結果,滿足的只是拿人民土地,向銀行融資的建商。高房價若賣不出去,真正吃虧的,還是想發都更財的住戶而已,就像高空屋率與高房價的矛盾同時現象。

都市發展不均或高房價的問題,都在於人口太集中,人口集中最大原因又在於工作機會。政府當思考的是,利用目前高鐵一日生活圈之便,把部分中央機關遷移到高鐵各站,帶動社會資源的可移動化,如此不只可以增進就業機會,活絡當地經濟。還可以讓台灣各地均衡發展,降低台灣城市間「核心 – 邊陲」的不良效應。

對於台灣的都市計畫,不應只停留在各地方政府與專家的決議,或能跨越地方行政區,思考資源的重新分配,擴大都市計畫的意涵,同時讓民眾擁有相對的自主權力,去除權力的宰制,如此都市計劃才能真正達成居民為主的價值考量,追求公共利益的目標,落實安居樂業的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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