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的版圖上,由於中共長期實行無反對派的一黨專制格局,從而造成了它與公民社會必然對立的政治形態,「自己監督自己」的實質背後呈現的,只能是日漸畸形的腐敗官僚體系,和喪失法制的社會生態,這就是中共無法逃脫的專制悖論,也是它最終失去民眾基礎而走向反人類道路的必然命運。

儘管大陸政府想要依靠其表面的經濟繁榮,來達到對拒絕普世價值的目的,但他們卻忽視了沒有人權只有特權的政治社會,是不可能掩蓋國進民退的真實面目。由中共及內部體系所構成的政府體系和官僚、權貴集團,以三位一體的形態,共同構成的不是什麼美好大陸,而是亞洲區域內最大的邪惡政治軸心。

這種邪惡的政治不僅對本國民眾時刻產生著巨大的生活及生命威脅,也同時是全球民主陣營必須要面對的反人類機制。2014 年 5 月,安徽省安慶市強行推動所謂的殯葬改革,並以一紙規定自 6 月 1 日後死亡的人必須火化,從而導致了人類現代史上最無人性的悲慘事件,多名老人為了能在這個荒唐的限定日期前死去, 被逼無奈地採取了投井、上吊、絕食、喝農藥和割喉的自殺方式。

在這慘絕人寰的事件中,凸顯的正是作為國家體制的中共政府在長期綁架民眾的同時,也綁架了作為公權力的政府機構,並由此利益一體化的形態,和根本無所謂民眾生存狀況的獨裁行徑,構造了這個迫使老人們自殺的原始因素,並在實際上再一次宣布了中共反人性的一面。

而由此又要追溯的,是在事關民主前途的道路上要再一次重申,由於民主資源的缺失所形成的民主倒退的實質,正是在於社會精英階層在一方面與專制合謀, 在另一方面,卻和專制共同體一樣,藐視著底層民眾的艱辛,漠視民眾情感的孤立,動輒要走頂層路線,時刻盼望明君,但卻和專制一樣從不關心全民利益,以國家需要行掩蓋一己之私之實,逃脫社會共同責任;尤其是在政府領域的核心中,只對上負責的封閉體系,其最大的錯誤,在於他們所追求的一切,都是以加速度奴役民眾為最高宗旨。

所謂的殯葬改革本身,即是官僚體系強加於民眾的一種荒謬法規,它完全不應該成為某種必須要進行強制的行政手段,限度時間更是一種奇怪的邏輯,它完全忽視了民眾自身的權利和匹配元素,也更是政府權力壓制民眾生存選擇的惡性手段,然而更要明確的是,大陸民眾由於長期受制於社會階層的粗暴對待,他們不僅要面對專制的掠奪,同時更要承受主流意識的踐踏,反抗資源的嚴重匱乏,不僅導致了底層民眾生存的艱難,更使得他們陷入在由既得利益集團所構陷的專制陷阱中。

自殺是一種最後的也是最為激烈的反抗,意味著用終結生命告別這個高牆禁錮、等級森嚴、貌似繁榮的吃人國度,意味著對極權罪惡和不公平社會的最後控訴,並在此意義上,終於逃離了由專制共同體不斷施加的繼續被奴役的命運。

這就是所有的專制國家無法面對的國家犯罪定律,只要是極權政權,它一定會犯下反人類和反人權的罪。中國大陸在一路狂奔邁向全球邪惡軸心經濟體的同時,由權貴及共產體系所構成的特權集團,不可能迴避這份遲早要遭到清算的罪惡,其中最顯著的是,他們一向濫用國家權力,以謀取一己之利,而這就是安慶老人被迫自殺的根本原因,而在公民社會和極權專制的較量中,由於必然存在的國家罪惡,和難以迴避的以掠奪民眾到民心喪失的專製過程,日益虛弱的大陸政權不得不沿用一貫以來的欺騙手法,一會宣稱美國陰謀論,一會又強調日本威脅論,卻反而隻字不提,他們自己才是全球最大的威脅和毒瘤。

在所有的專制毒素中,自殺事件不僅提醒著我們人權喪失的嚴重程度,也同時指向了對於建立公民社會,以保護人權不受侵犯的社會形態,必須要從接受專制奴役和企求改革漸變的思維中解脫出來,直接指出國家利益的實質即是權貴及官僚利益,這是一種特別明確的需要進行反抗的惡,更是對全球專制形態中,通過掌握巨大金融資本後形成的惡政的反抗,與自殺事件同時發生的則是,共產專制接二連三的在大陸實行拆除教堂的行為,似乎是想通過外化的社會暴力來掩蓋他們自身的 恐怖行動。

然而他們卻忘記了,不可能消除的是,民眾的信仰與政權的倒塌是聯繫在一起的,就像那些被迫自殺的老人一樣,他們一定會通過死亡的力量,來促使這個世界對於惡的終結。

就在自殺事件後不久,聯合國大會在 6 月 9 日召開高級別會議,討論是否將人權和法治作為聯合國 2015 年後的發展目標,當歐美大多數國家在會上大力支持這一提議時,中方與俄方不僅對此提出反對,同時聯手拒絕接受這一合乎人道原則、​​關注人權的提議。在這種毫不掩飾的赤裸裸的反人權行徑中,我們已經看到,以紅二代為首的邪惡軸心,他們的真實面目,他們才是引起社會動亂和世界動蕩的主要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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