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動力的匱乏不僅造就著當代民主與現實之間的陷阱,也同時在反映著傳統文化的脆弱,縱觀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不難發現人權觀念從來就不曾出現在這片陸地上,刻意拋棄平等文化及社會秩序,一定不可能發展出和世界文明相等的理念,即便從上世紀就開始了對西方文明進行吸收的行動,但也只是一種空泛而表面、 同時又必然失敗的過程,這是因為,傳統思維依然無法面對個人獨立的自由思想,尤其是在掌握著高度的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的精英群體中,他們在實際上難以將自由和平等的觀念引入到當代現實中,不自由的社會難以形成民主社會的品質,也不能為推動中國民主的進程付出力量,這種令人奇怪的、從民主思維中主動缺席的狹隘觀念,正好反應在東方富豪李嘉誠的身上,甚至可以說,這種對爭取人權的行動主動缺席離場的曖昧態度,又正好說明了中國大陸離民主社會的道路有多麼遙遠。

這是因為,當自我禁錮的意識和無人權的中國歷史產生關聯時,人權就會成為社會精英要主動逃避的形態,這就是在大陸樓市將要形成低潮之際,李嘉誠拋售並套現 200 億資金的原因,是因為對他們來說,實現中國民主的重要性是不存在的,或者說,他們很可能根本就不在乎除了自己之外的普通民眾是怎樣生活的,儘管,我要指出,李嘉誠也進行了大量的社會性慈善活動,但這不能證明,他們將會或已經為推動大陸的民主作出應該付出的努力。而在一個不民主的社會中,在獲取大量資本之後,卻忘記了去通過有可能存在的途徑,為大陸民主的實現進行思考和行動,反過來證明的,是一個和當代民主截然不同的形態,也即:當資本不能用於人權的正義事業時,在此時代,資本就必然是專制合謀的產物。

面對大陸民主發展的兩大困境,破解專制的思想困境,和進行反抗的資源困境,由此產生的則是對思想和反抗道德的理解,換句話說,李嘉誠似乎希望運用一小部分資本,進行專制形式下的慈善活動,來表現一個商業家的社會道德,但遺憾的是,他要面對一個和當代民主同樣的難題,那就是,大陸目前的主要問題不是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形態的反人類問題,由此,李嘉誠的慈善實際上變成了專制體系的寄生物,他沒有承擔首先作為一個華人需要承擔的任務,沒有擔負作為一個富豪應當面對的問題,更沒有意識到,一個社會精英在當下的現狀中所要進行的重要工作是,如何運用資源形態的資本,為大陸民主的推進起到重要的和標誌性的作用。

商人的本質其實就是政治形態的延伸,而政治形態又必須要與社會格局形成關聯,李嘉誠不可能意識不到這一點,否則他不會在如此之短的時間進行大量的拋售和套現。而在漫長的無人權歷史中,始終要面對的一系列虛假的問題是,一談現實的社會差距,就用仇富來歪曲,一談民主,就用平等不是平均主義、不是大鍋飯來掩蓋,但是,我們要問,仇富和平均主義這些奇怪的說法是從哪裡來的,究其原因,這都是編造出來的。進一步說,這不過是統治集團用來麻痹民眾進行反抗,挑撥社會不同群體相互制約,轉移社會矛盾,以達到維護統治秩序的手段和理由而已。何謂平等,平等就是平等的原意,從來就不是仇富和平均主義。

由此,我們就會看到,作為商人的李嘉誠和更多的或大或小的和李嘉誠相似的社會富商,他們在無人權的中國歷史之後,還在延續著逃避和畏懼的心態,不願意承擔為開闢民主的大陸進行實際意義上的工作,甚至很可能在他們的眼裡,在他們的內心中,中國民眾就是愚民和暴民,而從來不會去思考,愚民和暴民這樣的陷阱又是如何產生的,他們寧願沉浸在歷史輪回的悲劇中,並且逐漸喪失了為公民社會和民眾權力進行爭取的機會。他們忘記了,其實只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我們就可以改變中國的未來。

在反專制的歷史中,資源困境一旦產生,就會對整個社會的形態產生巨大的危險,民主難以推動的主要根源是,我們在和專制進行鬥爭的同時,更要為民主主體的建設進行考量,資源匱乏就會迫使我們延緩對未來的估計,大多數民主人士不得在瑣碎的小事上分散精力,缺乏持續漸進的動力,難以在一定的空間內形成集合性的力量,以攻破專制共同體的強大壁壘,同時,他們還要面對各種敵意的騷擾、監禁、限制自由和思想交流,進行深度行動的時間被迫割裂,以至於到了這樣的程度,就好象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聲音能夠反映出來,並且即便如此,這種微弱的力量也會很快遭到專制的打壓,曹順利的死,就是這種悲慘困境的具體說明。

同時,社會資本的逃離也必將加劇現實差別的繼續擴大,群體裂痕越來越呈現撕裂的狀態,這就是同樣作為富商的李嘉誠和比爾蓋茨不能進行比較的原因,是因為在民主社會和專制社會中,一個是社會問題,另一個則是政治問題,更深一步,只有解決了政治問題,只有在民主社會中,李嘉誠的商業活動和慈善行為,才是正常的資本反映,如果不面對這一點,試問,李嘉誠作為個人和作為富商,他的存在有什麼價值和意義,答案是,這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存在。不論李嘉誠是不是在有意忽略,他儘管是一個具有風險意識的成功商人,但如果不能自我覺醒,他就逃離不了被專制奴役的宿命。而這,幾乎還談不上資本的原罪。

回到個人,即是作為公民的開始,這是我們一直在堅持的主要原則,也是進行公民獨立運動的重要依據,這就和反抗專制一樣,是因為專制本身就是對個人和公民權力的削弱,同時更是不自由的人權陷阱,尤其在底層民眾嚴重缺乏反抗資源的現實下,社會精英就必須站出來承擔開拓民主道路的義務,以幫助民眾進行更大範圍的人權爭取活動,而建立一個具有現代基礎的民主體制,既能夠擺脫數千年來大陸無人權歷史的惡性輪回,又能為一個新的時代孕育必要的生命力量,這一切, 似乎比拋售和套現,更適合李嘉誠的形象,而不是僅僅去成為一個世俗的成功商人。因此,我們現在的主張是,促使精英的覺醒要比推動普通民眾的覺醒更難,也更為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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