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考齋

1960 年 5 月日本內閣岸信介十五分鐘強行通過《美日共同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簡稱《安保條約》。使得日本反安保情勢高漲,引發了 650 萬人抗議。民眾包圍羽田機場美國總統秘書,7000 名學生集體衝進國會議事廳等一系列事件發生。

在日本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中,會田誠、中村宏、橫尾忠則、桂川寬等數十名藝術家、攝影師乃至於電影導演,他們用各自的藝術創作,以行動表達抗議及不滿,形成一股獨特的反安保的藝術形態潮流。

雖然這個運動並不是因為藝術家的串連才盛起,但藝術作為社運抗爭的一環,我們可以看見它的柔性力量無遠弗屆。透過藝術我們看見藝術家在時局氣氛下的 內心寫照,作為傳遞政治訊息的圖像,除了紀錄歷史更提供了一個出口,舒緩在運動過程中民眾的精神創傷。它讓運動的動能延續,並提供材料建構出當時的時代場 景,讓後人能憑藉感受體會。

回到台灣,2014 年 3 月立法委員張慶忠以 30 秒之速草率宣布完成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的委員會審查,亦引起台灣社會強烈的反彈,點燃 318 學運的怒火。在抗爭的過程中,我們亦可以發現藝術在其中發揮的功效。像北藝大學生在現場製作抗議標語 文宣、電音反核陣線的街頭舞會、網路紅人音帝大帝的大腸花垃圾話論壇等各方人馬,都在創造別於傳統的抗爭方法,為社運增添美學思考。

但在抗爭熱情高漲的聲浪結束後,這些新的方法如何持續發揮功效?在筆者的觀察下,各式的藝術行動在台灣似乎都面臨到這樣持續性的問題。如果藝術介入社會的手段,對我改善我們社會是有益的。那如何讓藝術家持續創作、持續與社會連結,具體的方案是否就是必須該建立出來的?

否則與其說「藝術介入社會」不如說「藝術路過社會」。藝術仍然只是藝術機構下那些高知識份子的消遣,並不能夠真正進入到社會的結構內,長遠的與一般民眾有所關連。更別說是要透過藝術家的行動串連,來引導社會大眾的意識形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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