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心目中,奴隸制經濟是野蠻落後的代名詞。可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Fogel 在 40 年前就以扎實的證據提出,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黑奴種植園的經濟效率要比北方自由民農場高出三分之一,而奴隸主也沒有人們以為的那麼殘暴,甚至,黑奴們攝取的食物熱量比全民平均值還要高 … …

以美國南北戰爭為背景,榮獲第 86 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等獎項的電影《自由之心》截圖

除了數據六親不認的諾貝爾獎得主​Fogel

Robert William Fogel 1926 年生於美國紐約一個普通的俄羅斯猶太移民家庭。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他先後在羅切斯特大學、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任教,1981 年重返芝加哥大學,直至去年 6 月辭世。​

1993 年,他因「通過應用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解釋經濟與制度變遷,從而革新了經濟史研究」,與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ecil North)分享了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Fogel(1926-2013)經濟史學家,199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Fogel 所做的工作,就是從歷史資料中挖掘資料,進而運用新的統計與計量方法來分析這些資料,並與經濟理論相互印證。他所代表的發端于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這一潮流,被稱為「新經濟史學」或「計量歷史學」。

毫不奇怪,當 Fogel 以新方法處理未發掘過的歷史資料,以往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便被暴露出來,而 Fogel 的結論常常有悖於人們的「定見」,從而引發持續不斷的爭議。​

Fogel 最著名、也最富爭議的研究,是關於美國內戰前南方奴隸制經濟的效率,主要見於他與 Stanley Engerman 1974 年合著出版的《苦難時代:美國黑奴制經濟學》(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奴隸制生產效率更高?

與人們對奴隸制經濟野蠻、低效的印象相反,Fogel 和 Engerman 發現,由於奴隸主的理性經營,美國南方奴隸農場的單位勞動生產率比北方農場更高,其利潤率也很高。所以,如果沒有南北戰爭,奴隸制將不會自動消失。​

書中指出,當時南部各州主要生產棉、糖、咖啡,種植園通過所謂「現代工廠式監管」模式,將黑奴按生產力水準編入三個生產隊中。第一隊的黑奴體能最佳,工作最繁重;第二隊生產力較低(以青少年或老人為主),任務難度較低;第三隊的任務最為輕鬆。如此安排既有利於工人分工合作,亦有助提升整體生產力。

採用「生產隊」制的規模經濟效益,令美國南部黑奴農場的人均生產力,在控制其他變數的條件下,較以家庭式經營為主的北部自由人農場高出 33%。因此,單從經濟角度考慮,奴隸制並非先前歷史學家所稱般無利潤、無效率。​

所以,在史匹柏執導的電影《林肯》中,林肯憶述父親所以反對奴隸制,乃由於其家庭式農場生產效率不及黑奴種植園,以致無法在肯塔基州立足。其父後來在印第安那州安頓之後,依然極力排斥黑奴農場。​

《自由之心》電影裡,奴隸主種種虐待黑奴的殘暴場面讓人不忍卒視。可是書中卻以資料為證提出,假若奴隸主確將黑奴當成有價值的資產,則即使對黑奴有所剝削或壓迫,亦終究會知所節制。為確保可貴資產有所回報,自會妥為照料,而非橫施暴虐。​

書中的結論是:鞭打奴隸並不像想像的那麼嚴重。比如,在路易斯安那的一個種植園,200 名奴隸兩年內共遭受 106 次鞭打,平均每個奴隸每年受鞭刑 0.7 次。大約一半的奴隸在此期間並未受到鞭打。大多數奴隸主並非暴虐無度,他們有的拒絕使用鞭打,有的則贊成有限度使用。​

此書還提出,黑奴們吃得也不算太差。研究發現,他們攝取的熱量比 1879 年所有民眾消費的平均值還要多 10%。所消費的肉類也較為充足,為平均每天六盎司,僅比民眾的平均消費量低一盎司。牛奶的消費量要低,但每個奴隸平均每天也可以消費一杯牛奶。​

相信資料還是服從情感?

不難想見,這樣「驚世駭俗」的結論,會在美國社會激起怎樣的波瀾。有人就痛批,該書是「維護美國奴隸制最熱烈的辯護詞」。​

Fogel 曾表示,當最初得到研究結果時,他們自己也不敢相信,認為「肯定有什麼地方出錯了」。但在經過三年反復確認後,他們還是於 1974 年公開了自己的結論。​

Fogel 的結論是建立在堅實基礎上的,而這一基礎也清楚說明了他們的工作與以往研究的不同:

他們建立了一支超過 30 人的研究隊伍,通過整理南方法庭的遺囑記錄,獲得了約 7.7 萬名奴隸自 1770 年至 1865 年間的年齡、交易價格、勞動技能的資料;他們還收集了約 100 個大奴隸農場的生產、人口方面的詳細資料。結合已有的資料集,他們的樣本覆蓋了奴隸總人數的大約 4%。​

儘管在資料的可信度、處理方法等問題上仍有爭議,此書也遠非無可挑剔,但即便是反對者,也不能不為兩位作者的嚴謹和審慎所嘆服。​

當然,Fogel 也清晰地指出,自己的研究只關乎經濟效率,而與道德判斷無涉 —— 可惜當時這並不能讓一些人平息憤怒。​

其實,他們既無意為奴隸主做辯護士,也不想通過重複乃至誇大奴隸之悲慘來贏得一個批判奴隸制的好名聲。作為經濟史研究者,他們的工作,是要努力還原出黑人的真實生活,還原出他們的總體生活狀態。​

那麼,在經濟效率之外,Fogel 對奴隸制的態度到底是什麼?二十多年後,Fogel 在其集大成之作《第四次大覺醒與平等主義的未來》(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中給出了答案。他說:

奴隸制雖然有效率但還是被廢除,是因為「有比效率更重要的東西」,即「追求自由與平等的道德」。​

(《觀察者》編按:本文摘編自財新《新世紀週刊》、《中國經營報》,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中港政經評論」網站,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隋福民博士專著中的有關資料。)

(轉載自合作夥伴《觀察者》;圖片來源:wikipedia,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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