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敢告訴你的事:建造「智慧城市」是一場政治陷阱!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 《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由 行人出版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pixabayCC Licensed。)

【《BO》編輯檯好書推薦:《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

最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科技真的神通廣大嗎?每天被科技包圍的你必須警覺,不論思想或行動,你正被操控

> 到博客來找這本書

數位化、5G 發展大幅進步,打造「智慧城市」成為許多縣市首長立下的目標。站在政府的角度,生活智慧化能解決因距離和資源造成的城鄉差距,但實際上真的是如此嗎?當提升效率及便利性被認為是改善政治問題的解方,因人類個人行為造成的錯誤,反而不會被檢討及改善,基礎資源本就不足的弱勢群體,處境或許只會更加艱難。(責任編輯:梁雁)

圖片來源:pixabayCC Licensed

文 / 班·格林(Ben Green)、譯 / 廖亭雲

儘管智慧都看似是烏托邦,事實上卻是以激進而目光短淺的方式,將城市的概念包裝成科技問題。如果用這種觀念重新建構都市生活和市政管理的基礎,只會催生出表面上看似智慧,但實際上卻充滿不公義和不平等的城市。

智慧城市會是個充滿威脅的空間:自駕車橫行市中心,將行人排除在外;公民參與被侷限在透過應用程式取得服務;警察利用演算法合理化並延續種族歧視執法的惡習;政府和公司透過監視公共空間來控制大眾的行為。

科技是可促成社會改革的重要工具,但透過以科技為主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從一開始就注定只能帶來有限的益處,或甚至是導致意外的負面後果。就如哲學家約翰. 杜威(John Dewey)曾寫道:「設想問題的方式會決定哪些解法值得考慮,哪些則不值一提。」社會學家布魯諾. 拉圖爾(Bruno Latour)更指出:「改變手段,所有與其相關的社會理論也會改變。」

杜威和拉圖爾的邏輯論述,正好點出智慧城市的夢想是如何的偏離正軌: 當我們把每一項社會議題都當作科技問題看待,眼中自然只有科技的解決方案,而排除了其他可能的解方,最終限縮了我們對城市可能和應有的想像。

人類誤以為科技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

我把這種觀點稱作「科技有色眼鏡」(technology goggles),追根究底,這種有色眼鏡建立在兩種觀念之上:第一,科技可以針對社會問題提供中立且最佳的解決方案;第二,科技是推動社會變革的主要機制。

科技有色眼鏡遮蔽了所有源於社會和政治影響力的障礙 ,因此任何人只要戴上,就會把都市生活的各種缺點視為科技問題,並且選擇性地判定這些缺點是只有科技才能解決的問題。正因如此,戴著科技有色眼鏡的人會將都市面臨的挑戰,例如公民參與、都市設計和刑事司法等議題,解讀成效率不足的後果,而且只有科技才能改善,這些人也深信所有問題的解方是變得「智慧」,亦即網路連結、資料驅動,以及根據演算法做決策,一切都是為了提升效率和便利性。

這些科技狂熱信徒將科技視為可以或應該要修正的主要變因,而忽視了其他目標,例如政策改革和政治權力轉移。

科技有色眼鏡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複雜的社會議題很難有簡單俐落的解決方法,即便有也相當罕見。城市設計師赫斯特. 萊特(Horst Rittel)和梅爾文. 韋伯(Melvin Webber)將與都市相關的社會議題,稱作「棘手問題」(wicked problems),由於太過複雜以至於答案不可能會有完全客觀的對錯,因此「討論『最佳解決方案』完全沒有意義」。

認為科技可以解決棘手問題的觀念,被科技評論家葉夫根尼. 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稱為「解決主義」,說好聽點是種誤導,說難聽點則是種兩面手法。

然而,科技有色眼鏡的產物不只限於立意良善卻效果不佳的小裝置,甚至還催生出可能重塑社會的危險意識形態。經由所謂的「科技有色眼鏡循環」,這種 觀念會依照科技的邏輯,讓行為、優先事項和政策都變得扭曲

循環分為三個階段:首先,科技有色眼鏡營造出所有問題都可以也應該透過科技解決的假象,而這種印象導致大眾、公司和政府投入開發和採用新科技,只會了讓社會更有效率和「智慧」。隨著市政當局和都市居民紛紛採用這些新科技,他們的行為、態度和政策都會被科技工具所隱含的錯誤假設和優先標準重新形塑,於是,科技有色眼鏡的觀念又再次強化,進而鞏固了符合這種觀念的科技。

在這個過程中,其他並非奠基於科技的目標和願景會變得更沒有存在感,也更難以落實,最後科技有色眼鏡的觀念就成了我們腦中根深蒂固的共同想像。

在這些科技和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遷背後,其實就是政治,因為科技並非只是中性的工具。就如同政治理論學家朗頓. 溫納(Langdon Winner)在著作《鯨魚與反應器》(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暫譯)中所指出的,科技「含有特定形式的權力和威權」。溫納更進一步解釋道:

科技創新其實很類似於建立公共秩序架構的立法行為或政治創舉,其影響力會延續到世世代代。基於這個原因,眾人對於政治中的規則、角色和互動有多麼謹慎關注,就應該要對以下這些事件抱持同等的態度,包括建造高速公路、架設電視網路,以及為新機器打造看似無關緊要的功能。

這會導致社會大眾分歧或團結的議題,不只存在於政治制度或措施本身,同時也存在於伸手可觸及的鋼筋水泥、線路和半導體、螺栓和螺母等實物中。

城市在應用更新穎、更有效率的科技時,難以迴避價值和政治的角力。我們開發和布署智慧城市技術的方式,將會造成影響深遠的政治後果: 誰可以取得政治影響力,用什麼方法維持社區治安,誰又會失去隱私權 。然而科技有色眼鏡卻讓其追隨者誤以為複雜、有規範性但又無可避免會引發爭議的政治決策,是可以簡化為客觀且高科技的解決方案。

把都市議題當成科技問題看待的同時,倡導智慧城市的一方,等於是忽略了這些問題的規範性和政治因素,進而選擇用科技的標準(例如效率)來評估解決方案,而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後患無窮。

「智慧城市」能凌駕社會和政治之上?

亞當. 格林菲爾德(Adam Greenfield)是最早針對智慧城市提出尖銳批評的人物之一,他在二○一三年的著作《反對智慧城市》(Against the Smart City,暫譯)如此解釋,這種思維「實際上是宣稱任何已知的個別或共同人類需求,都有一種而且只有唯一一種普世皆然且無比正確的解決方案;這種解決方案可以透過操作科技系統並搭配輸入適當的資訊,經由演算法實現;這種解決方案也可以應用在公共政策中,完全不會遭到扭曲」。

這樣的思考邏輯讓智慧城市看似價值中立又能造福眾生,彷彿這是邁向進步唯一的合理途徑。思科的「都市創新」團隊表示:「討論的重點已經不再是為什麼『智慧城市』方案對於城市有益,也不是該採取什麼行動(有哪些可行的選項),而是要如何落實智慧城市的基礎建設和服務。」

總裁暨執行長山繆. 帕米沙諾(Samuel Palmisano)在二○一一年舉辦於里約熱內盧(RiodeJaneiro)的「進階智慧城市」(Smarter Cities)論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請思考一下,運輸系統背後有什麼意識形態?電網呢?都市的食物或水源供給?…… 如果進階智慧城市系統的先行者…… 確實有共同的意識形態,那一定就是:『我們相信有更智慧的方式能解決問題。』」

這種修辭暗示整個社會都已經對於理想中的城市達成了共識,或者,也許這樣的共識基本上就是建立在智慧城市充滿各種美好的可能性。對於這些科技專家而言,提升效率的好處實在是太過顯而易見,所以智慧城市的概念可以凌駕於社會和政治討論之上──呿,那些是多麼過時的做法。

> 到博客來找這本書

推薦閱讀

【報橘專訪】台北市首座「智慧公宅」入住滿八個月!每人租金狂降 4 千,開「居住正義」第一步

【日本有的,台灣也能有】能源也要超前部署!一窺「智慧電表」背後的價值

【BO 第一手報導】盼「智慧生態社區」找回人性,政府卻連電梯都搞不定?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 《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由 行人出版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pixabayCC Licensed。)


想看到每天《報橘》精選好文?趕快把我們加入你的 Telegram 好友

 

點關鍵字看更多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