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化石,我成了間諜】全都是共產黨說了算:中國人多,意外也多,死你一個不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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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見證過六四天安門、被維基百科以「中國的索忍尼辛」來比擬。本書作者透過文字,帶領讀者一窺 2 個 中國人越獄的經歷。

中共把人民視為「韭菜」,中國人不僅不自由,「被消失、莫須有」更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不過,中共的觸手可不只限於中國境內,只要他想,誰都有可能一夕間被送進大牢。(選書編輯:徐子捷)

從考古學家變國際間諜
考古示意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文/廖亦武

谷正教授是黃河象的發現和研究者之一,所以,當友人余杰於 2004 年 4 月把有關他的「間諜申訴材料」轉來時,我困惑不已。

關於國民黨元老馬晉三

在馬老家,我認識了不少兩岸三地的名流。有大使館的文化參贊,趙紫陽的經濟顧問,名畫家張大千的弟子,引薦我和馬老相識的沈玉井,也不簡單,在臺灣犯過法,就跑日本了。

而馬老和周恩來都是黃埔創校教官。他還做過國民政府的交通部長和工兵總司令,在國共兩黨中都有許多學生。他信仰三民主義,卻與周恩來私誼頗深,總理臨死前,還派羅青長秘密接他回大陸,見最後一面。在國慶三十五週年,他還作為特殊貴賓上天安門觀禮。所以,這麼個人物,你要說他是那一門那一派,都不太準確。他晚年住日本,當寓公,也算一種兩難選擇中的自我放逐。

這裡我要特別提到王繼賢,他是馬家常客,我每次去,他都在。這個老王,曾是中華民國的朝鮮半島專家,一度派駐韓國大使館,不料朝鮮戰爭一爆發,他拔腿就逃日本,搞得臺灣四處通緝他。

可中國安全部門也認定他是大間諜。一九八七年九月,我第三次赴日學術交流,曾向王繼賢介紹╳╳大學開發的甘草甜素產品,由王在他的店裡出售,因此,王就成了這樁間諜案的重要環節。

記得一九八五年的一期《瞭望》上,登了一篇張學良親戚的回憶錄,其中提到王是間諜。我卻沒一點「敵情」意識,在東京時,還追問他:「到底是不是間諜?」王氣壞了,直罵「胡說八道」。還說:「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拉攏過我,現在都不來光顧了。」我問他想不想回大陸看看?

他感歎道:「大使館來遊說過幾次了,我敢去嗎?我老媽八十多歲, 還在文革中被鬥死了,我回去探狗屁的親!」我說:「文革早否定了,現在國家重用人材。」他訕笑道:「是嗎?抗戰時我也是熱血青年,投筆從戎,出生入死,可下場如何?張學良的外孫是個混蛋,有什麼臉寫回憶錄!」

後來,我把老王的話說給馬老,馬老笑道:「你別管這些,歷史爛帳扯不清楚。」

多年以後,我才有點開悟。馬老的許多經歷,我是回國後才陸續知道的。 比如他做過現任日本天皇的家庭教師;剛去日本時,由於與臺灣斷了往來,還比較潦倒,曾騎摩托為飯店送外賣。 有一次送到半路,他突然感到恥辱,就把所有的外賣倒掉。他說:「八年抗戰打跑日本人,現在又攆到這兒來伺候日本人,真是老天的懲罰啊。」後來,他信了基督教。

他靠什麼生活呢?臺灣政府的養老金嗎?

幫他的人很多,東京有家四川飯店,經理是四川人陳╳╳,馬老在店裡也有小投資。總之,馬老也沒什麼積蓄,可賦閒在家,也過得下去。一九八○年底,我從睦莊搬到橫濱宏明寺的留學生會館,二十名左右的留學人員擠一處,離下目黑有一個半到兩個小時的路程,於是我只有每個星期天去看望馬老,借一宿,第二天趕電車回去,馬老每次還硬塞給我一兩千日元的路費。

這個好老頭,幫過很多落魄的人,而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鄉情重,沒有仇恨。他說蔣先生和毛先生都想把中國的事辦好,可往往事與願違。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我結束留學回國,馬老送我三萬日元(相當於兩千人民幣),讓我給家人買點禮物帶回。我很感動, 因為在海外兩年,不想家是假的。那時我才四十多歲,離家時也包了一捧故鄉的泥土帶在身邊,而馬老,已風燭殘年,卻還孤身一人在外。

一九八六年,我又兩渡日本學術交流。一直到一九九八年二月, 馬老去世前,我與他通過一些信。後來我受學校重托,籌建古生物博物館,也去函告之,並請他提寫館名。可老先生熱心腸,還通過銀行匯款一千美元,資助科研。

後來,這一千美元,加上在日期間馬老給過我的零錢、車錢、禮物錢,以及王繼賢的介紹費等等,都成了十八年來,馬氏間諜機關的活動經費! 總共折合人民幣一萬七千五百元。

因為化石、車錢、禮物錢,我成了間諜?

這間諜當得真廉價。您的材料上講,回來不久安全部門就開始調查了,您怎麼察覺的?

學校裡都傳開了。我的學生也提醒說,公安人員找過學校,檢查我的通信。系黨總支書記還佈置某某老師,專門監視並彙報我的日常情況。為此,我找過學校領導,要求澄清。校長開頭吱吱唔唔,後來乾脆說:「出國人員嘛,被盯上也正常。你就不用管,該幹啥還幹啥,組織是瞭解的。」

有了校長這句話,我頓感釋然,於是全身心投入研究和教學。一九八六年我滿五十歲,還實現了學生時代的夙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八九年,我出任地質系主任。我的社會職務有:國家教委地學教學指導委員;中國地質學會理事;省地質學會常委理事等等,並享受國務院的專家特殊津貼。可在我事業上步步登高時,安全部門卻加緊了對我的監控。一九八五年到八九年,當時隸屬公安廳的安全處警察,頻頻登門與我「交朋友」。他們有時著便裝,有時穿警察制服,出入學校很惹眼。

他們來打聽馬老的情況?

隻字未提。只轉彎抹角地閒聊在日本的生活,與那些人交往,還單獨問了王繼賢這個人。

您沒覺得有什麼不對勁?

無可奈何。共產黨員嘛,有配合公安機關調查的義務,況且我又沒幹什麼。時間一長,我和警察都混熟了。學校離安全處,騎自行車就十來分鐘,他們有時脫不開身,就打個電話,約我去處裡談。

記得有次,那個處長還盤問我╳╳大學的八九學潮情況,提到我的學生。我暗自生氣,這不叫我告密嗎?於是就無可奉告。

一九九四年的一天,我剛上完課,安全處突然來了輛高級轎車, 把我接到甘肅師範大學招待所,設宴款待。除了我,周圍都是便衣, 作為主賓的安全處楊副處長頻頻舉杯,向我說了許多奉承話,我卻心裡犯嘀咕,因為「交往」近十年,這次是最隆重的,莫非⋯⋯果然, 吃了飯,又招待洗澡,楊處長說:「等您徹底放鬆了,我們再聊聊。」

正式訊問時,楊處長沒兜常規圈子,而是直截了當:「你與王繼賢是什麼關係?」我照實回答。警察們都繃著臉,看得出,他們不滿意。

接著,又問我內蒙古博物館李榮的情況。原來李榮私自帶化石出國,過海關手續不全,被扣住了。安全部門大概推斷王繼賢與化石案有關,就來「光顧」我了。

李榮我不瞭解,而王繼賢給我的印象,就是嘻嘻哈哈,玩世不恭,還擅長弄麻婆豆腐。於是,我搜腸剮肚地「配合政府調查」,結果雙方都不愉快。天擦黑時,轎車送我回家,還硬塞給我一袋水果。我遵囑寫了有關李榮的材料,夠冤的,啥也不知道啊。

過了一週,安全處的閻雲來取材料,安慰說:「谷教授,您別放心上。」我委屈說:「無中生有嘛。」閻雲說:「您也太老實,他們再來纏你,就罵出去。」我一聽警察這麼說,真愣住了。過了幾天,閻雲又登門,聲稱:「不想吃這碗缺德飯。」他後來下海了,推銷什麼產品,還來問我有沒有門路替他賣。

這一次,圍繞我,周圍的人也都被調查了。不過也難怪,我是黃河象的發現和研究者之一,學校博物館的化石很多,他們就懷疑起來。

「中國人多,意外也多,死你一個不算什麼」

再接下來有點像小說。一九九八年,我退休,不僅事業有成,而且桃李滿天下。特別是去年,我和兒子、老伴合譯了兩本古生物名著,一本是英國學者西瑞爾‧沃克/大衛‧沃德的《化石》;一本是克裡斯‧佩蘭特的《岩石與礦物》,都由友誼出版公司推出。市場還不錯,出版社又和我們簽約,要把《自然珍藏圖鑑叢書》系列全部翻譯出版。

另外,去年也是黃河象化石發現三十周年,舉辦了一系列的展覽和學術研討,很是熱鬧。恰逢中日建交二十五周年,日本的東京國學院邀請我講學,整一個月,可帶太太,所有經費由日方提供。我廢寢忘食地閉門趕寫學術報告,三個不同題目,論證起來一點馬虎不得, 因為東京國學院是世界頂級學府,我必須要為國爭光。

護照、簽證、機票早就辦好了,也通知了東京方面,我定於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啟程並抵達。九月十七日上午十點左右,我正在窗下看英文資料,老伴在口譯,突然電話鈴響了。

開始怕受干擾,我們不想接;可電話響得很固執,似乎不接不行。我拿起電話—命運就在這一剎那改變了—對方說:「您是谷教授嗎?我是安全廳的。」我的心一下涼了,因為自一九九四年那次款待後,他們再沒登過門,我也完全將他們拋在腦後。

當時您們還住在蘭州嗎? 不,已來北京,住在這兒—我兒子的家裡。我強作鎮定地問:「你們在哪兒?怎麼知道這個電話?」對方很蠻橫地說:「見面再說。」

眨眼間,一輛黑色轎車衝進社區,剎在樓下,兩個身強力壯的陌生人闖進家門,為首者從上衣口袋掏出甘肅省安全廳的《警官證》, 對我亮一下說:「對不起,請跟我們出去談談。」我太太說:「就在這兒談不行嗎?」警察說不行,就著急地動手拽我。當時還有許多資料堆在屋裡,我光著腳,只穿了一件襯衣。我呆如木雞,任憑他們一左一右地挾持住。太太扯住我叫:「你們要帶他到哪裡去?!」他們不回答,其中一人掰開我太太的手,後來我知道這人叫李際群,主管與我的聯繫。

我光腳蹬上鞋,沒帶任何日常用品,就木偶一般被弄上車,一口氣拉到南苑。事態突變,我的魂兒都嚇出竅了。直到進了一個頂天立地的紅門,紅門四周都牽著鐵絲網,我才下意識地注意到十幾米外的高牆—平生第一次我進了監獄。

下午一點,我被帶入監獄旁邊的招待所,一排紅樓。接著,他們口頭宣佈對我「傳喚」,並讓我在一張紙條上簽字。再下來是搜身, 仔仔細細,連一條縫都沒放過,手錶、零錢、鑰匙鏈、字條全拿走。這些過場走完了,我才被命令坐下,雙手被銬。

跟演電影差不多,三個便衣警察坐在桌後,周圍還站了些人,而我這個罪犯坐當中。我不禁問:「我有什麼權利?」為首的劉處長回答:「你可以請律師。」又補充道:「不過目前不行。」我一個快七十歲的老頭,哪經得起這種驚嚇!這次審訊,主題直奔大間諜馬晉三,連王繼賢也不提了。我只能「配合」,一五一十, 從一九八○年出國,怎樣認識馬老開始,篩了一遍,連螞蟻爬過的細節也沒放過。當然,給王繼賢帶甘草甜素,王付給我三萬日元介紹費的事也主動坦白了。我沒幹見不得人的勾當,就越交代越感到委屈。他們也問得特細,極有耐心,哪怕措辭有一點含糊,也讓重新講。

如此這般,從下午一點審到開晚飯,拔拉了兩口又繼續,一下子又拉到午夜十二點,把我這匹老馬搞得筋疲力盡。他們記錄在案的那一厚本馬晉三材料,都可以寫長篇傳記了。 當時我還天真地想,馬老明明都死了,還要怎樣?難道要摸清馬老的親戚?不過,我對馬老的愛國之情是深有感觸的 ,他家裡掛著不少名人字畫,其中一幅就是他自己親書的《愛國三字經》,著名詩人李士非寫了首獻給馬老的長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病重,
你決定前往探望,
分別半個世紀的老友,
雙方都不是當年模樣⋯⋯
周恩來的老友是大間諜?

我心裡也憋著這問號,直扛到淩晨一點,法定的傳喚時限十二個小時到了。一個女警察進屋,替換劉處長繼續夜戰,看來她的級別比劉處長還高,口氣也霸道:「谷正,你很不老實!我問你:在境外參加過什麼組織?」我懵了幾秒才回答:「除了共產黨,我任何組織也沒參加。」女警官步步緊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聽說過嗎?」我搖頭,女警官冷笑道:「馬晉三就是這個組織的頭兒。」

緊接著,劉處長一拍桌子:「不老實!宣佈拘留!」我渾身哆嗦,又被命令在一張三折的紙條上簽字,事後知道那是《拘留證》。女警官又繼續威脅:「谷正,你知道這是監獄嗎?你不承認?沒事兒,關起來,關到死。」我抗拒說:「我家裡人會找來的。」女警官雙手一攤:「找誰?我們到你家去過嗎?證據呢?」這種流氓腔調我可從來沒見識過,一瞬間,我被擊垮了,永無出頭之日啊,誰不怕?

見我臉色煞白,她就向後仰著身子,放緩了口氣:「其實啊,你的問題說大也大,說小也小。改革開放,國門剛打開,你們這批早期留學人員,不少人因各種原因受過衝擊,對現實不滿,見到國外的花花世界,豈有不動心的?內外一對比,就動搖了。敵對勢力掌握了人性弱點,無孔不入,施以小恩小惠,你就一步步上鉤了…… 可如今你年紀也大了,一時糊塗不要緊,坦白悔過了,以後照樣做人,照樣是黨員、領導、教授、專家,對國家做過貢獻嘛,功過可以相抵。 黨和政府對你這類人的一貫政策,是不管陷多深,只要痛改前非,一律即予諒解,不公開,不追究,全部包攬。否則的話⋯⋯中國人多,意外也多,死你一個不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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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18 個囚徒與 2 個香港人的越獄》,由 允晨文化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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