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證明民主更能防疫】《彭博社》專欄:最好的模式不在歐美、南韓、新加坡,數位防疫請抄襲台灣模式!

Bloomberg 刊文讚台灣。圖片來源:擷取自《

《彭博社》於上週 4 月 22 日刊載一篇專文,探討<如何在疫情擴散期間做好「監控」>,其不僅通篇以台灣作為範例楷模,更直接在標題揭示「在我們發展 APP 做追蹤(病例)時,做得最好的其實並不在美國、中國、德國、或是韓國,而在台灣 」。

這篇評論專文的作者 Andreas Kluth 不僅是彭博社專欄作家,更曾擔任《經濟學人》、擔任德國《商報》主筆、任職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講師、並撰寫經管學術書籍《Hannibal and Me》。文章最後結論呼籲,各國在做數據追蹤上,最好的辦法是「應該要像台灣一樣」。

連南韓、新加坡的「威權民主」,都比不上台灣的「直接民主」透明

文章破題便點出,在 疫情全境擴散之下,每個人都有著「資訊分享」上的問題 ,譬如,該怎麼知道哪裡是危險區域?距離危險區域應該保持多遠?若自己得病時該怎麼發出警訊、讓附近的人知道?好在現在的科技已經可以整合蒐集這些資訊,過往在鼠疫肆虐、西班牙流感爆發時,人們鐵定想不到,未來有一天,人們在這種危機之際,可以點開手機查看保命資訊。

只不過,既然要蒐集使用資訊,要怎麼保證個資安全、資料不會暴露出維安隱私問題呢?

作者提出三種在運用科技上的「極端值代表」。其中一個是 「中國威權模式」,就是即便資訊是規阿里巴巴、騰訊所管,最終也會被執政當局搜刮,甚至包括每個人的體溫、臉孔,都會被記錄,雖然如此便可控管疫情,但也會出現危害維族人權的濫權情況。

另一個代表是 「美國浪漫自由模式」,即擁有我們資訊都是 Google、Facebook 等私人公司,資訊的流通只限於讓科技進步、行銷市場廣告下得更精準,除非是違法等恐怖主義情況,政府是完全無法取得相關資訊的。

最後還有一種代表是 「德國的科技創傷恐懼症模式」,因為歷經納粹時代歷史教訓,便對「資安」戒慎恐懼,不僅使用者需要「主動同意」網站等公司做資料搜集才能使用,許多資訊也是直接鎖上一層保護 。

而儘管 南韓 新加坡 在最初也被大眾注意且讚好,因為他們結合「威權與民主」,即把大眾維安放在個人權益、和隱私權之前,但這多是運行在, 被他們人民認可 的前提之下。舉例來說,南韓政府可以使用信用卡交易、各地監視器監控等方式追蹤,連民眾上摩鐵幽會也會被查出來,而且民調顯示,這在該國是被廣泛認可的,但顯然,這種方法 在西方世界絕對行不通

簡言之, 最好的模式不在這裏,而在台灣

台灣結合公民參與的「自我監控模式」

雖然與南韓一樣使用了「手機監控」方法,台灣民眾廣泛「主動配合政府」,「由下而上的力量」建造出的數據資料庫, 還發展出一種「民主市政廳」概念的, 在網站上集思廣益(即 vTaiwan)。台灣社會的模式,是凝聚出 讓人們「參與解決方案」的過程,而不僅僅是對人民「制定政策」,全透明的過程贏得大眾信任,也讓台灣人的自豪感悄悄發酵。

文末最後呼籲各國若沒有更好的辦法,至少該參考台灣模式( Taiwanese approach),並描述自 80 年代開始, 台灣已經漸漸的成為一個最有民主活力的國家 ,且不同於美國的政權兩極化,甚或是當前疫情下用「號稱免費診治,其實依舊走菁英主義」的方法,讓許多當地百姓不用說科技等資源了,連醫療品質都沒有;亦或是歐盟的官僚式的僵硬化制度,台灣著實在「分享」與「保護」上拿捏得宜,讓這個全球在出入不自由、不安全的時機點上,資訊科技應用上,得到安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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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Bloomberg》:If We Must Build a Surveillance State, Let’s Do It Properly

(本文提供合作夥伴轉載,首圖來源:擷取自《

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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