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都有戒嚴創傷症候群】她兒時親睹同學被訓話「血流進白襪也不敢動」,長大拍政治劇抗威權遺毒

【《BO》編輯檯好書推薦:《國際橋牌社的時代》】

最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台灣民主路 30 多年了,卻還是覺得「亡國感」揮之不去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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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從威權走向自由,已經是民主的終點了嗎?

本文是台灣政治歷史劇「國際橋牌社」的監製,她認為民主是持續演化的進程,更認為即使自由了,人民心裡依舊存在戒嚴陰影,因為「威權思想」已悄悄被社會內化了。(選書編輯:黃梅茹)

台灣從威權走向自由,已經是民主的終點了嗎?首圖來源:KevinAction, CC Licensed。

文/馮賢賢(導演、《國際橋牌社》電視劇監製)

很多人問我,為何會參與《國際橋牌社》的製作?專業上的理由是台灣缺乏政治影集劇種,而台灣的政治何其魔幻,變化飛快情節驚悚,每一次選舉都有新的危機出現,不拍成戲太可惜。但在台灣製作政治影集困難這麼多,何必自找麻煩呢?必須承認,我真正的動力,出自後半生持續對戒嚴體制的抵抗與解構。

一九九〇年初,《國際橋牌社》劇情開展的時刻,台灣剛解嚴兩年多,民主的黎明並不平靜。

台灣突然間「自由」了,但許多人仍活在戒嚴陰影下

戒嚴體制不是個簡單的外在框架,而是多層交織疊床架屋難以拆解的社會結構,也是許多人深入骨髓的價值觀和情感寄託。對於像我這種成長過程中感受到莫名壓抑的人來說,解嚴就像是壓力鍋的蓋子突然被掀開,裡面蓄熱過高的不滿終於爆炸般噴發。但同時有另外一群人,長期認同壓力鍋的正當性,在解嚴後懷念著蔣家父子及美好舊時代。

這個新舊價值劇烈衝突的大時代,就是《國際橋牌社》第一季故事的起點。故事裡的人與事,都承載著長期戒嚴下孕育出來的信仰或反抗因子。戲裡面有一心想要復仇的白色恐怖受害者後代、認同陷入困惑的外省第二代眷村青年、陶醉在反對運動中等當兵的小開、戰戰兢兢面對政敵的總統,還有誓死捍衛中華民國的大軍頭。

台灣突然變自由了,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揮霍著這份自由,不論是大膽想像全新的未來,還是據隅頑抗勢不可擋的改變。那是個樂觀的時代,每個人都以為,只要自己夠努力、夠堅持,明天一定會更好。有人使盡力氣想要摧毀被戒嚴體制扭曲的一切,有人習慣舊秩序、不容既得利益被消蝕。不論站在哪一邊,沒有人會被抓進警總喪失生命,每個人都變得大膽起來。

我的青春記憶離不開戒嚴,直到解嚴後才明白那是威權世界

所以,故事雖始於解嚴之後,故事的底蘊仍是戒嚴。是因為有了解嚴後的對比,戒嚴情境裡不可思議的各種細節才開始被檢視。回想起來,我的整個成長過程,就是一幕又一幕的戒嚴情境。戒嚴,是灰暗的青春,難堪的記憶。

小學時,班上有個女生桀傲不馴,她成績很差,經常逃課,身上有時髒兮兮。老師們對她毫不留情,總是打罵伺候。沒人在乎她是否乏人照顧,是否因被老師們霸凌而反叛。她是個無關痛癢的異類,怎樣糟蹋都沒關係。她在班上好像沒有朋友,大家都把她當外人。

那時的級任導師脾氣很壞,經常對學生們暴怒。有一次他處罰全班以半蹲姿勢把木頭椅子抬在頭上不准動,然後他就跑回在教室後面的宿舍房間。過一陣子大家手都痠了,偷偷放下椅子,潛去他宿舍門口打探動靜。他在房間裡大聲放著貝多芬的交響樂,一直到下課都沒出來。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古典音樂愛好者。

上學就是被強迫接受不合理的規訓,聽大人們說各種奇怪的話,經常看到同學無端受辱,或自己受罪。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沒人告訴我們為什麼。大人們的日子應該也不好過吧。成年後回想起這位失聯的老師,我試圖想像他的處境,一個外省人單身在台灣,或許他懷才不遇,對時局不滿,或許他在家鄉有許多牽掛,但他能做的,只有找小孩出氣。

那是個殘酷的年代。因為戒嚴,沒人有自由說出自己的感受,沒人有自由去追求一個出路。可我們並不知道事情不必如此,我們以為世界就是這樣。

一直到台灣解嚴,我們在回望時,才一點一滴理解了戒嚴的意義。

每人都有戒嚴創傷症候群:經血流出仍不敢動、被迫進樂隊只為榮耀威權

國中時,班上又有個「異類」型的女生。她神情憂鬱,不喜歡配合規訓。 有一次她被導師叫到教室前面當眾訓話,她背對著我們,經血在黑裙下一條一條流下她的小腿,滲進白襪。她一動也不動,站在那兒繼續聽訓。我們目睹這樣的事情發生,不敢出聲,無能為力。

我們都受傷了。戒嚴創傷症候群,在每一個人身上。但不是每個人都明白。

高一時,每班前五名被叫去操場集合,要挑選樂隊成員。練樂隊要花很多時間,所以學校不管你的興趣或天賦,那是名列前茅者的義務。教官站在前面,手指著她認為不夠好看的、矮的、胖的、黑的、戴牙套的一個一個剔除, 我站在隊伍裡生著悶氣。 為何如此損傷別人的尊嚴,為何我們沒有選擇?教官發現了,指著我用河南話說,「看她以臉挑批像,叫她處來當支回(看她一臉調皮像,叫她出來當指揮))!進樂隊後發現,我們隊長既不高也不瘦,原來她是高中聯考狀元,依慣例必當隊長。

別人放暑假,我們每天在烈日下操練。別人在國慶閱兵的「慶祝」人海中當舉牌道具,我們從校門出來沿著總統府一路遊街,我的手臂搖指揮筒搖到殘。每逢崇她社辦活動時,我們還被學校指使去替一群穿著旗袍的官夫人們吹奏進行曲。很多人以穿那名校的制服為榮,那是人生勝利組的冠冕。我只記得每週一被迫穿狗屎黃的軍訓服,醜到整天都非常自卑。體育課只能穿小丑服般的及膝黑色燈籠褲,聽說是為了遮住身材。

進到台大,幾乎整個女校的樂隊原班人馬被台大揪出來在新生訓練時吹奏進行曲。為何建中樂隊進了台大不必被強迫?為何台大男生上體育課是自由服裝,女生卻必須白衣黑褲?活在「自由中國」,女性受到的壓迫更甚於男性。

大學畢業時,我是個徹底虛無的廢人,什麼也不想做,哪裡也不想去。我上了一個無聊的班,每天下班後到台大體育場跑步。台美斷交前夕,黨外人士投入選舉,新生南路校園外牆,貼滿了政治論述。我經過時從沒去看過一眼。那是一種自保的本能,我不想跟政治發生任何關係。

就這樣我去美國留學了,因為不知還能做什麼。依台灣的習慣,帶著多份證件去學校報到。小小的窗口,裡面坐著一位女士,她問我叫什麼名字,我回答了,她說 OK,我說,就這樣?她說你已經報到了。我的護照、英文畢業證書、入學許可、照片全部都沒用上。這個國家沒有把人當賊防,你來唸研究所,是會有誰冒名頂替呢?我一個人站在空蕩的寬闊校園裡,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沒有人騷擾我。

再也不要回台灣了,我心裡這麼想著。

一九九二年夏天,我到公共電視籌委會報到。前一年朋友告知台灣公視將要成立,在大舉招兵買馬。我以為這下可以有機會在台灣做像樣的電視新聞了,於是在參加考試被公視錄取後決定全家搬回台灣。我以深愛的美國的公共電視來想像台灣這個新機構,上班後發現我真的跟台灣脫節太久。公視籌委會雖才剛成立,卻是個結合新聞局的顢頇與老三台黨國基因的老大機關。

工作無計畫無目標,審案全憑高層小警總意識形態決定。很多人上班沒事幹,每天唯一重要的事是討論中午去哪裡吃飯。身為黨國之後的籌委會高層有時中午外出就喝到爛醉,下午開會遲到,讓幾十個人等待紅著臉講話已大舌頭的他出現。

關於民主:你不能只向它致敬,你必須一直戰鬥才能抓住它、保有它

那是解嚴後五年。在公視這個全新機構體驗的戒嚴文化讓我重新認識久違的台灣,默默反芻著那驅使我離開的令人窒息的成長歷程。我也因此走上推動公共媒體發展與媒體改革的路。現在是解嚴後三十二年,為何會投入《國際橋牌社》的製作?

因為 台灣雖已經歷七次總統大選、三次政黨輪替,戒嚴的幽靈仍無所不在。若不是戒嚴幽靈作祟,掌權者將威權價值內化,台灣不可能經常出現系統性的制度失靈,例如作為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司法體制裡,檢察官大肆濫權、恐龍法官審判不公卻不被問責;公務機關只做表面功夫而不管實質績效;教育機構仍由威權心態者主導、教師的既得利益永遠高於受教者權益;NCC 坐任新聞頻道失控、傳播秩序崩潰而無所作為;有心創造優質文化內容者吃盡苦頭而以詐欺手法騙取資源者卻志得意滿;總是有人叫我們向前看而不許知曉過去的事實真相。

然而,《國際橋牌社》的設定並非批判戒嚴體制,而是期待以戲劇的娛樂形式激發感動與探索。團隊希望以虛構的故事撐開反思歷史的空間。我們花了很多心思討論人物的設定,希望每個角色都是立體的,都有他的「情有可原」之處。

我們希望公平看待每個角色,不論他站在時代潮流的哪一邊。我們也努力呈現政治角力中許許多多的灰色地帶,以及灰色地帶之外的個人情感因素,還有對於國家發展的不同想像。波瀾壯闊的九〇年代過去了,但也沒有完全過去。

台灣的民主化,仍在一個持續演化的進程中。我們當今面臨的挑戰,例如亡國感的焦慮,仍然源自戒嚴所製造的許多糾結。解嚴帶來了自由,但自由不是一個恆定不變的存在。 你不能只向它致敬,你必須一直戰鬥才能抓住它、保有它。誠如流亡海外的中國導演應亮所言,自由是一個動詞。你得奮戰才能得到它。

在「國際橋牌社」第一季的故事裡,台灣人爭取到《刑法》一百條修法,讓言論自由得到保障,表達異議不再是殺頭的罪。戒嚴是詛咒,也是創作的養分。我們有幸用得來不易的自由,將台灣民主化的笑與淚、激情、幻滅與再起編織為戲劇;這是一個戰鬥團隊為自由而做的現在進行式創作,也希望你會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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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國際橋牌社的時代》,由 衛城出版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KevinAction,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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