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橘推薦好書】韓國瑜「發大財」口號背後,藏著什麼韓粉聽不懂的「獨裁」心機?

【《BO》編輯檯好書推薦:《獨裁者手冊:解析統治權力法則的真相》】

*最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好奇為什麼韓國瑜老講「發大財」,還用「幫大家養爸媽」這種政策來吸引選民的人——還有!想知道為什麼候選人老說愛台灣,但卻把小孩都送到國外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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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總統大選即將到來,國民黨初選時,韓國瑜和郭台銘 都拋出「拚經濟」口號 ,吸引選民支持,為什麼這些候選人要狂打經濟牌?為什麼政治人物都喜歡把小孩送出國,包括韓國瑜、馬英九,甚至北韓的金正恩也是如此?

《獨裁者手冊》這本書的作者有兩位:布魯斯‧梅斯吉塔與艾雷斯德‧史密斯,兩位都是美國的政治學博士;以下篇章摘錄書中《拿錢與花錢》章節,看他們兩位分析政客的經濟和教育政策背後,藏了什麼專制獨裁心理。(選書編輯:謝佩如)

圖片來源:中央社

獨裁者總愛先拼經濟,再談改革

獨裁者與經濟學家都說,先拼經濟,再談改革。這樣對嗎?物質上的富裕是否必須先實現,接著才能享有像民主這樣的奢侈品?我們認為不是這樣。許多富裕的地區仍然在政府的壓迫下受苦,一般民眾的生活跟鄰近的窮國一樣孤獨、惡劣、貧困、殘酷、短命。只需看看那些有油有鑽石的非民主國家就知道了。

當然,有的領導者雖然只需依賴少數關鍵擁護者,他依舊具備智慧又心懷善意,但這種人太少了,而且也未必能拿出好政策改善人民生活。事實上,小型聯盟領導者常說,凡是可以改善人民福利、推動優良政策的事,如言論自由、媒體自由、集會自由等,屬於奢侈品, 要等國家經濟繁榮後才能給予人民。

經濟成長就能改善政治嗎?中國歷經 30 年快速發展,卻還在等待民主

這只是一時方便的說詞,領導者只是想讓人民繼續窮困, 好繼續壓迫他們而已。中國就是這類觀點的典型案例。鄧小平在一九八○年代啟動經濟自由化時,西方富國的專家主張中國的經濟將成長,可望帶動民主迅速發展。 到今天,歷經三十多年的快速持續發展後,我們還在等待當時預測的政治改革實現。

經濟成長並非政治改善的保證,但也不致阻絕政治的進步。中華民國 (亦即台灣) 與大韓民國 (亦即南韓) 就是在民主化之前先達成經濟繁榮的樣本。不用說,中國當然不希望張揚這兩個國家的經驗。

經濟發展的成功,反而可能成為政治阻力

儘管出發點不同,但許多經濟學家達成的結論和獨裁者相同。他們認為一國在變得自由之前必須先變得富有,而其觀點源自他們對政治的看法。在他們眼中,政治是必須移除的一大阻力,而非可好好運用的助力。

有錢當然是件好事,世界許多富國也的確採行民主制。可是在財富還沒出現之前,只要先出現「必須仰賴大型盟友圈才能上台」的政局,該國人民的生活品質就可提高,而且還可預示了未來的經濟繁榮。

相反地, 經濟的發展與成功並不保證帶來良善的治理,事實上還可能是阻礙治理。 這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但我們現在還是先把焦點放在「關鍵與可替代的一群人群體規模,對資源流向(分配給公眾?給私人?)有何影響」。這有助我們了解該如何付給盟友們正確的數目,也付給人民剛好足夠的資源,免得他們製造麻煩。

「教育」可以衡量國家的 民主與專制程度

從領導者的角度看來,人民最重要的功用就是繳稅。任何政權都需要財源,就算是最惡劣的專制者,也得提供基本的公共財,除非他另有大筆資金,例如石油或外援,讓他不必仰賴國民交稅。

基礎建設、教育、醫療等公共福利必須做得到位,才能保證人民有足夠的生產力,能繳納稅金,讓統治者與關鍵擁護者的荷包飽滿。這些政策的初衷並非為了促進大眾福利,只是大眾當中當然會有某些人,尤其是工人,可以從中受益。

教育是出人頭地的手段,各國人民都很重視。的確,許多心胸開放的思想家常讚揚某些國家(哪怕是專制政體)的教育品質,如卡斯楚的古巴,甚或金正日的北韓等。真的,古巴與北韓的初等教育確實辦得很不錯,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九九七年的研究發現,古巴小學三、四年級學生的學力遠超過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北韓的識字率則達到百分之百。

相較之下,在民主的印度裡,只有百分之八十一的人民有讀寫能力。但這些數據會讓人誤解,甚至得到大錯特錯的結論。許多人常常因為這些國家提供國民義務教育,就主張專制政體其實也不是那麼糟糕。

我們很少深思,為什麼獨裁者願意花錢教出優秀的小三生,卻不將高品質延續到更高等的教育去。研究了政治生存背後的邏輯,我們也就學會了懷疑,我們不得不認為,這些公共財的目的並不在於協助不幸生在這種國度的人民向上提升。政治法則對領導者的要求是,只要維持人民不造反就好,千萬別多做。從關鍵擁護者口袋裡拿錢,花在公共財上面,根本就是自取滅亡。

專制者和民主領袖的共同煩惱: 教育要做到什麼程度才算剛剛好

無論是專制者或民主領袖,領導者全都在跟同一個問題纏鬥: 教育要做到什麼程度才算剛剛好? 對那些僅依靠少數關鍵擁護者的領導者而言,答案很簡單:教育機會不能太過普及, 免得讓一般人,也就是那些可替代的一群人,開始質疑政府的權威。天真的觀察者可能會認為,那些政權雖然差勁透頂,但因為領導者提供了某些公共利益如全國健保、紮實的初等教育等,因此他們對人民其實比很多民主國家好很多。

這當然是無稽之談。在大多數情況下, 專制者只想讓貧農身體健康,繼續工作,而且有足夠的教育程度把事做好。不管他們識字與否,仍然只是貧農,領導者並不打算改變他們的地位。

專制者限制人民教育機會,卻希望自家子女受良好教育

要衡量領導者對教育的興趣,頂尖大學的分佈是更佳的量尺。除了中國和新加坡這兩個例外,沒有任何非民主國家擁有世界排名前兩百的大學。中國雖然是個大國,但若不計入英國在香港回歸前建立的大學,那麼中國國內排名最高的大學也僅達四十七名(雖然可從海量人口中挑出頂尖的學生)。

在獨裁歷史悠久的俄國,排名最居前的大學是兩百一十名。相較之下,人口較少,但政權必須仰賴大群關鍵擁護者的國家如以色列、芬蘭、挪威、荷蘭、比利時、加拿大,都有好幾間大學進入前兩百名。頂尖大學分佈不均,高度集中在需要大型盟友圈的政權內,並非偶然。

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民是專制者的潛在威脅,因此 專制者會全力限制教育機會。專制者希望工人具備閱讀等基本勞動技能,也希望自己的子女—他們最可能的繼承者,能夠受真正良好的教育,因此會送他們到瑞士等地唸書。

金正日的么子與繼承人金正恩就是在瑞士受教育。獨裁者也喜歡將子女送進美國的頂尖大學,更棒的則是英國的牛津大學。事實上,我們簡直可以得出「牛津大學是專制者搖籃」的結論。許多專制者是其校友,包括辛巴威的穆加比、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約旦國王、不丹、馬來西亞,甚至是小國東加的領導者。英國的大型聯盟政體使其得以廣開大門,讓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

獨裁政體的高等教育,是為權貴的子女所設

當領導者只需依賴少數關鍵擁護者時,高等教育是為權貴的子女所設。當關鍵擁護者的群體很大的時候,高等教育則是為了提升所有人。例如在舊蘇聯制度當中,葉爾欽大肆批評共產黨領導者的子女都有機會進入最佳大學(不管他們的學業能力)。父母為黨效忠,孩子就獲得提拔;而異議份子的子女再聰明也無法進入最佳學府,不能出人頭地。

不過,有一件事在獨裁與民主政權都相同,那就是圈內人獨享特權,能夠進入頂尖大學, 就算是關鍵擁護者群體較大的國家也一樣,只不過給予特權的是學校,而非政府。美國總統無法干涉哈佛大學錄取哪些學生。

但若仔細觀察入學制度,就可看出校方很用心— 哈佛和許多知名大學都偏好錄取校友的子女,因為這樣更有助學校向富有的校友募款。 大學看似是個需要仰賴大型盟友圈的政體,而且看似透明公開,不過這種給予特別待遇的招生標準,正好反映了校內的權力運作。

有句話一定要釐清: 大學其實是個小型聯盟政治系統,而且有大量的可替代的一群人。

教育不公平很正常,因為大學本身正是小型聯盟政體

也難怪學校的行徑如同專制政體,偏愛富有且關係良好的學生,代價是犧牲了沒有政治背景的學生。你要是懷疑這種說法,不妨找一天瞧瞧,跟教職員相比,大學校長僱用了多少辦事員。這些辦事員的人數多不勝數,其工作內容就是讓最上頭的人高興。相較之下,教職員的任務不是讓「老大」高興,而是讓同事夠滿意你,而且時間維持得夠久,直到你拿到終身教職為止。

接下來你幾乎就可為所欲為了(所以我們才敢在這裡寫下這些話呀!)。當然,這當中還是有某些微妙的界線要掌握,因此成功的大學領導者特別擅長對潛在威脅者提供私人獎賞。負責為學校募款的人,往往可以獲得募款的一部份作為獎勵,配合度高的教授更容易拿到安息年休假,更容易獲得研究經費,挑選自己要教哪些班級 (通常人數較少) 等等。 因此校園內賞罰不公的情況其實沒什麼好奇怪,因為大學本身正是個小型聯盟政體。

在那些只需要少數關鍵擁護者的國家裡,中等教育的情況是否值得我們期待呢?領導者會不會廣開中等教育之門,讓學生學到更高深的數學、科學、語文、文學、歷史,及社會思潮呢?答案很簡單, 這些全是危險的公共財 ,請小心授與。對專制者來說,沒必要讓一堆人學一些無關創造收入的技能,幹嘛讓一些未來不可能為盟友圈貢獻財富的人好好上學? 數學與科學是在中國做學問的好選擇,至於社會學與政治學,則是民主國家才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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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獨裁者手冊:解析統治權力法則的真相》,由 遠流出版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 中央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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