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全社長專訪】國發會主委陳美伶:這是台灣關鍵時刻,計畫都成熟了接下來就是執行

過去 20 年,台灣在全球國家發展競賽上,顯然是落後的。

人口紅利消失、國際人才競奪與人才斷層、產業轉型升級驅動不足,以及實質薪資停滯等;在國家創新發展上,我們面臨多重挑戰,誰來解決這個問題?

從台灣政府組織分工來看,行政院轄下的「國家發展委員會」(簡稱「國發會」),承接經濟建設委員會的職責,是最明確的職責單位。從國發會的職掌內文來看,也的確如此:「國發會 負責規劃國家發展策略計畫、促進經濟與社會整體發展,以及政府治理等工作, 因其範圍涉及跨部會工作而有『小行政院』 的別稱 。」

然而,從結果來看,國發會這幾年在國家發展策略定調的職掌上,為什麼手腳未能完全施展?

「大家知道台大有國發所,但很多人不知道行政院有國發會,這就是組織的特色沒有顯現出來」,國發會現任主委陳美伶一語幽默,帶出國發會工作執行的其一挑戰:人民並不認識國發會。

其二,國發會是台灣有關「國家發展」的最高主管機關,隸屬行政院,由「經建會」跟「研考會」合併而成, 我當時覺得這是為合併而合併,沒有把自己的定位和組織功能做全盤盤整,只是把業務相同的組織整併在一起」,陳美伶再點出,職掌不明確是國發會的第二挑戰。

2014 年正式改制成立的國發會,至今經歷五位主委,其中三位都具備經濟學專業背景;陳美伶是法學出身,2017 年底隨現任閣揆賴清德上任後,外界都期待強調「執行力」文官出身的她,能否為國發會在「大腦」角色外,還長出能做事的「雙手」?又或者,無經濟專業的陳美伶,會否讓國發會只是按令行事的行政協調單位而已?

陳美伶執掌國發會在內外挑戰夾攻的大環境下,2018 年協助行政院繳出的成績單如下:2018 年 12 月 28 日年終記者會上,行政院長賴清德揭示「拼經濟」的作為與方針,舉凡雙語國家、智慧政府、地方創生、台商回流,都是賴清德反覆強調的施政重點,而且 一口氣推動十項重大立法, 逐步處理台灣人口老化、外流困境,以及境外投資、台商回流問題

這些由國發會在幕後操刀誕生的政策,是如何催生? 國發會的具體工作是什麼,組織困境與挑戰為何?國發會 正在佈局什麼國家發展策略,會讓台灣 10 年後、20 年後,甚至 50 年後變成什麼樣子?以下是國發會主委陳美伶的專訪重點紀錄。

採訪:《報橘》社長戴季全    文字:鄒家彥

「大家知道台大有國發所,但很多人不知道行政院有國發會,這就是組織的特色沒有顯現出來。宏觀規劃、執行力、接地氣是國發會的三大基本定位。」

戴季全(《報橘》社長戴季全,以下簡稱「戴」):國發會的全名是「國家發展委員會」、NCC 的全名是「通訊傳播委員會」,這兩個單位都叫委員會;我們一般會說 NCC 是獨立機關,但很顯然國發會不是獨立機關,可是卻又都叫委員會?獨立機關和非獨立機關,本質上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陳美伶(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以下簡稱「陳」):在舊憲法裡的政府組織架構只有「八部二會」(按:目前行政院之直轄機關共有 12 部、8 會、3 委員會、1 署、6 獨立機關、1 行、1 院、2 總處),當時沒有「經建會」也沒有「研考會」(按: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簡稱經建會,曾是中華民國政府於 1948 年到 2014 年設立有關經濟建設的最高主管機關,隸屬於行政院;2014 年 1 月 22 日與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合併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後來因為職能需要所以開始設立「特種委員會」,但前面都掛「行政院」,比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那時候的定位就是行政院的「幕僚」機關。

後來陳水扁總統任內,開始組織改造、修憲,就制定了「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希望可以讓中央機關(的設置)更有彈性——以前因為職能需要設了很多很多委員會,比如青輔會、退輔會,所以開始了中央機關的組織改造、整併,希望有一個小而美的政府。

當時的組織改造分了幾大類,第一大類就是有一定職掌的「部會層級」,要做政策規劃與執行的就叫「部」;而需要處理跨部會協調的就叫「委員會」,這裡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家發展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客家委員會」,以客家及原民為例,他們都服務特定族群,但他們所涉及的業務都需要跨部會協調。

第二大類就是「獨立機關」。我們從英國體制來看,他們認為有些具備「監理功能」的職能,要設立獨立機關;台灣會命名叫「委員會」,我不太記得當初怎麼想的,因為以前只會在職能定位上講「獨立行使職權」,但不會很明講「獨立機關」——比如,以前大家只記得「央行」,認為央行是比較有獨立性的獨立機關。再後來因為金融監理、通訊傳播的監理需求,所以就設了獨立的委員會。

現在回過頭看國發會的改制,(當時還沒改制成國發會)的「經建會」太偏重「計畫經濟」,因應時代改變,政府需要設置一個擘劃國家發展遠景的單位,而當時負責組織改造的「研考會」,率先將自己與經建會合併,成立國家發展委員會——這是當時的脈絡和時代背景。

我再講個例子:金管會,金管會成立後大家發現,怎麼金融政策沒有主管機關?因為金管會是「監理」性質,是被動地等有問題出現才介入處理;所以後來金管會重新組織,雖然還是叫「委員會」,但是它已經是個「行政機關」,不是純獨立機關,有獨立的檢查業務,也負責金融產業政策。

NCC 也是,NCC 未來也會轉型,因為後來發現「通訊傳播產業」怎麼沒人管。

我再回來講我們國發會。國家發展委員會是合併「經建會」跟「研考會」,我當時覺得這是為合併而合併,沒有把自己的定位和組織功能做全盤盤整,只是把業務相同的組織整併在一起,所以大家比較看不出特點。

因此,我到了國發會後,我重新定位——大家知道台大有國發所,但很多人不知道行政院有國發會,這就是組織的特色沒有顯現出來。我當時跟同仁討論,國發會的定位要有經建會、研考會的功能,還必須要有數位經濟時代、看見未來的定位,所以我就替國發會定位了三個基本的內容。

第一個是「宏觀的規劃」功能,但這些宏觀不是只追求經濟成長和 GDP 而已,還要有 inclusive growth、包容性的成長,才能達到國家永續發展的目標。

第二個是「執行力」,以前大家都覺得國發會做的計畫經濟,就像在辦公室閉門造車,我覺得這樣不行,無法跟外面市場結合,而且沒做過執行就不會知道企劃能不能落實。

第三個是「接地氣」,如果我們不接地氣,只是從台北看天下,就會像過去一直「重北輕南」。最後我要強調,國發會的存在,要讓年輕人看得到未來。所以我請同仁重新思考上面三個定位,讓大家看見國發會到底在做什麼。 否則大家的印象都是,國發會就是「小內閣」,覺得我們應該怎樣怎樣,這樣就會落入過去的窠臼,無法讓國發會這個機關的角色與時俱進。

戴:你覺得國發會的資源足夠嗎?決策流程、部會合作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挑戰?

陳:談資源,大家會先談「預算」,會以為部會的預算越大就越強——我不否認預算很重要,但我覺得人才也是最重要的資源。

國發會跟其他部會不太一樣,我們有一部分工作是總體經濟發展規劃,個體經濟、產業經濟的工作則在經濟部,國發會無法跟經濟部比預算規模,因為他們有很多工作是要「執行」的。所以我更強調,國發會關注的資源要在人才上面。我們應該要有比較好的「大腦」在國發會裡運作。

國發會一年預算 30 億,對我現在運作了一年來說,我覺得是足夠的。以我的業務能量,以及我想做的事情,這樣的預算是夠的,重點還是在人才、大腦。

雖然經濟部可能有很多「法人機構」幫他們做執行工作,公務員職能上就可能有所轉移,但是在國發會,我還是希望同仁有能力做規劃、執行。

戴:國發會有自己的智庫嗎?或者有和外部智庫連結?

陳:我們有跟外部智庫合作,比如說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經院,但基本上我們並不會把業務委辦給他們執行。我希望國發會智庫內部化,所以我們也有一個專門在做研究的部門。我們自己要有智庫功能,但因為我們是行政機關,需要花時間與立法院、媒體溝通,研究時間不足就會與外部智庫合作。

「在台灣,新的商業模式產生的時候,都會覺得不知道如何歸類主管機關,台灣又是比較『剛性法律』的國家,不像其他國家可以彈性透過國會、行政部門決定就可以成立一個新的機關。」

戴:假設國發會是一個比較像「大腦」的角色,那麼國發會跟跟行政院的分工結構是什麼?

陳:我們最大的功能是「跨部會協調」,而最主要的是,法定的「國發會主委」角色本質其實不是主委,是「政務委員」(按:政務委員是中華民國行政院的政務官職位之一,主要負責跨部會協調、橫向聯繫,以及特定議題、任務的推動,官階與各部會首長同級,同時為行政院會議的當然成員,一般沒有所屬的部會),也因此,國發會就有要跨部會協調、跨部會審查法案的職能。我覺得,我們跟行政部會之間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可以幫忙做行政院長的「幕僚」,幫忙行政院長整合相關部會不同的意見,達成共識。

我就舉最近「台商回台」的政策來說,我們在「加速投資台灣」的會議上就請各部會報告,如果台商要回來,各部會有什麼措施可以協助台商,可是當各部會報告拿出來後,我們發現資料比較零碎,所以行政院就請國發會「整合」成一個行動方案。

國發會在工作過程不只是「資料整合」而已,我們還會盤點、爬梳一下,這次協助台商回來的政策目標是什麼?需求是什麼?這跟過去的政策有什麼不一樣——所以,後來國發會整理出來的方案就不是只針對台商提供很多「供給」,而是用「需求」做導向,不然這樣的行政成本太高。

過去的經建會、研考會,他們無法擔任某個法律的主管機關,但改制為國發會後就可以主管法律,所以像是「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新經濟移民法」,還有過去在法務部的、沒有主管機關的「個人資料保護法」,現在就可以移到國發會由我們作為主管機關,當(針對法案)有遇到不同意見時,我們就可以做決定。

戴:我問個實務上的問題:無人車因為沒有司機,所以不歸交通部,那如果以後有個無人車的條例、法律來規範無人車,會不會初期主管機關也是國發會?

陳:(在台灣,)新的商業模式產生的時候,都會覺得在現有體系下不知道如何歸類(主管機關),台灣又是比較「剛性法律」的國家,不像其他國家比如英國、新加坡可以比較彈性地透過國會決定、行政部門決定就可以成立一個新的機關。台灣沒有辦法這樣。

我只能這樣說,以無人載具來說,後來協調還是由交通部提案(法規)——但現在有個比較大的問題是,科技部從國科會轉型後,職能轉換也沒有好好討論,科技發展部分也應該由一個跨部會機關來做整合討論。如果(科技發展範疇)也是由國發會來跨部會整合,我覺得沒有問題,但因為科技部還留有國科會的職能在(按:科技部是中華民國有關科學技術發展的最高主管機關,負責推動國家科技發展、支援學術研究、發展科學工業園區、管理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以及技術審查各部會科技計畫可行度,提供必要改善建議,前身為 1959 年成立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以如果所有整合都拿到國發會負責,也怪怪的。

新的技術包括區塊鏈、虛擬貨幣、AI 的主管機關怎麼辦,很多人會問是不是由國發會來擔任主管機關,我並不排除,但或許未來可以有個機制是,當現況與機關職能還未明朗前,由國發會先來負責,至少要讓民間可以找得到窗口 所以我才希望國發會的「法制協調中心」未來可以有「法規調適平台」的功能,當我們接收到新的商業模式、技術,我們可以做處理。

「2008 年,我離開行政院副秘書長工作,那時候行政院總共只有 400 多個人,等我八年後回來,行政院院本部變成 1,000 多個人,變得很膨脹。」

戴:那麼科技會報辦公室呢(按:科技會報辦公室負責統籌規劃國家科技發展政策、資源分配、重大計畫審議與管考及籌辦重大科技策略會議)?

陳:科技會報辦公室的歷史是李國鼎時代開始,設科技顧問室。組織改造過程時期,陳水扁總統任內有討論「科技部」到底要叫科技部還是科技委員會,後來經過國民黨執政,民進黨執政然後我到了國發會,才知道科技部以外還有一個「科技會報辦公室」,是行政院常設的任務編組。

但,這就讓科技會報辦公室弱化成一個行政院的單位,不能做跨部會的協調,所以他們變成政委的幕僚,讓政委去做協調。才會有「科技政委」出現來做協調。

我覺得就是組織改造的過程不夠深思熟慮,沒有比較前瞻的想法而造成的結果。

2008 年,我離開行政院副秘書長工作,那時候行政院總共只有 400 多個人,等我八年後回來,行政院院本部變成 1,000 多個人、多了很多所謂的常設任務編組辦公室,比如食安辦公室、國家安全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變得很膨脹。

大家要知道,院本部的性質偏向幕僚,因此同仁應該發揮參贊政策的功能,扮演好政務委員和院長的幕僚角色。我曾經想過,有沒有可能一個單位或一個辦公室,比如某某政委辦公室,他背後就有一群人 support 他、做他的幕僚,如果有八個政委就設置八個處——但現在行政院「處」的角色,並沒有發揮上述功能,多數在做一些承轉公文的事務性工作,有點可惜。

戴:剛剛你說,台灣是比較剛性法律的,所以成立新的機關比較不彈性,但是這幾年行政院從 400 人長到 1,000 多人,有點矛盾?

陳:這部分沒有涉及法律修正,屬於行政命令(處務規程)的規定。

戴:所以你指的「剛性」是部會的性質跟執掌的調整,調性比較沒那麼大?

陳:對。我們用交通部來看,交通部未來一定會有很多新興的智慧交通,(執掌)會跟科技部重疊,那這些部分要怎麼釐清呢?還是交通部就維持在處理工程、比較硬體的部分呢?新興交通運輸,是不是要成立一個什麼單位來主管?但如果組織法在立法院無法通過,就沒辦法處理這些——我所謂的剛性是指,我們所有的調整都要變成「法律」、經過立法院通過,彈性就比較不夠。

就我觀察其他國家,他們一直會為「新興的需要」去成立機關,甚至很多機關是直接在總理辦公室下 ,層級很高。至少,從結果呈現上,我感覺這樣的做法很有彈性,可以隨時做改變,但是在台灣,二級、三級機關的組織調整都要經過立法院,即時性就不夠。

戴:就我理解,公務人員任用的調度、彈性也不太夠;我聽過一個說法是,新的部長要就任時,只能帶一、兩個機要人員,導致大部分的官僚體系和運作,導致大部分的官僚體系和運作,還是既有的慣性——就你看來,這個僵硬的機構是否實際存在?

陳:如果是內閣制,政務官本來就很少,有政務職的機要也不多,還是靠文官體系的穩定在運作。台灣的文官體系因為依照「五權憲法」要經過考試任用,所以在任用上是比較僵化的,可是我們的文官體系比較穩定。

像我的話,我與兩位政務副主委共用四個機要的缺,這四個機要跟我是同進退,真正的業務職掌還是在文官體制裡。我自己是文官出身,我還是覺得台灣的文官體系是相當不錯、穩定的,畢竟考試制度還是公平的,但隨著時代改變,官僚體系有沒有辦法與時俱進?這可以檢討。

公務員最重要的是士氣,並且由首長來帶動,讓首長找出他們的工作潛力、發揮,讓他們有成就感。

我還沒來之前,國發會有一段時間士氣是比較低的,大家覺得我們不再是過經建會時期的「大腦」性質,只是一般公務員。但我來了以後,我試圖讓同仁去發揮他們的長才,這一年來我們就規劃很多,包括雙語國家、智慧政府、地方創生等等都是很大的計畫,這些都是同仁努力出來的結果。

「現在社群媒體、個人媒體發展,政府溝通應該要轉成主動。有時候要先發制人,把政策講清楚!

戴:現在已經是個網路化的社會,過去政府跟民間溝通都還是透過媒體,但現在因為網路,政府可以第一時間就聽到人民的聲音,只是有個副作用是我們會分辨不出來,聽到的是人民的聲音還是國外的聲音,在這樣的挑戰下,政府的政策溝通宣傳會格外重要,這個新的需求也是歸屬在國發會嗎?

陳:每個部會都應該要有這樣的系統。因為有對外溝通的需求,從扁政府時期開始,各機關都要從政務副首長中選一位當「發言人」,但是那時候網際網路還沒那麼蓬勃,所以溝通形式還是比較被動的,比如開記者會、等有記者詢問的時候再回答,但現在社群媒體、個人媒體發展,政府溝通應該要轉成主動。但是政府這個龐大的機器,連新聞稿都要一層一層簽,現在不能再寫成作文了,回應的方式也要變得不一樣。

我認為政府不能繼續被動,要主動,有時候要先發制人,把政策講清楚!

舉個例子,前幾天我們說要做「數位身分識別證」(按:行政院長賴清德 2018/12/27 表示,數位身分識別證 New eID 將於 2020 年下半年啟動全面換發作業),過去內政部一直想把紙本身分證換成晶片身分證,但總是會被說國家會在晶片裡存取人民的個人資料,侵害隱私;但是到了現在,資料都存在雲端了,那張卡就是只有「辨識」的功能,不會儲存任何資料。

所以在記者會上,我們就講清楚未來的身分識別證上的個資,絕對不會比我們現在的紙本版更多,它只是一個 key 而已,讓我們打開、介接政府的所有服務。這樣大家就會比較安心。

如果可以第一時間就讓大家有正確的印象,到時候要再做其他說明,民眾才會比較理解。否則人民就會停留在錯誤的既定印象裡 ,認為數位身份證會侵害個資。

又比如說,現在大家現在都習慣用通訊軟體 Line,這個就可以讓政府用作主動的傳播管道,每個部會就可以自己建立自己的客群,主動提供資訊。主動比被動等人詢問,但又無法全面擴散訊息來得好。

比較麻煩的是,因為訊息傳播是在「群組」間,又會造成另一個問題是「同溫層」,如果是不對的訊息,就會一直在同溫層裡攪動,也會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建立(對政府的)信任度,應該是台灣社會要正視的地方。

戴:現在有很多成熟技術可以透過會員制度,來發簡訊、電子報等等來做雙向溝通;「數位身份辨識證」看起來是個起點,但是誰來負責架構後續新的智慧服務?

陳:因為組織的關係,目前也是由國發會來負責整合,但是相關的部會就必須納進來,技術層面可能會交給民間來做。

戴:我很好奇的是,我們有交通部、農委會,資通訊產業呢?台灣作為全球資通訊產業重要的國家,我們沒有資通訊的單位,雖然有 NCC,但 NCC 還要改制,而且也還不確定要怎麼改;這對在民間的網路從業者來說,都會覺得,怎麼只要遇到跟網路相關的事務都會反射性地丟到 NCC 那邊?但 NCC 明明就是獨立機關。

剛剛你提到,NCC 要從獨立機關改制成一個行政機關,如果改制順利的話,是不是只要跟人民建立溝通管道,甚至數位身份識別,以及每種身份需要的政策與服務,這些機制的建立和運作模式的建立,是不是都是新的 NCC 要協助各部會完成呢?

陳:這我現在沒辦法給答案,在改制的過程裡,我們還是要把各部會的業務盤點一次。數位身分識別證是要改紙本身分證,所以業務在內政部戶政司,但將來如果識別證的用途是一個 key、是一個資通訊的連結,那是要由內政部或 NCC 來負責?我現在還沒有答案。

過去扁政府的時候,規劃組改要有三個長:人事長、主計長和資訊長,他們代表的機關為人事總處、行政總處和資訊總處,但是後來國民黨執政,資訊長取消了,這蠻可惜的。

而行政院的「資安處」是原來要 support「技服中心」,監控所有進到台灣的資訊有沒有被駭,所以它是一個任務編組,本來要升級成法人,但立法院沒通過;我做行政院秘書長的時候,被交付一個任務是要成立一個資安單位,所以就在行政院本部成立了資安管理處—但這些都不是長遠之計,因為資安就是國安。

如果有機會啟動第二次組改,要把這些都調整都當作重點。

「除了國安考量之外,我倒不覺得我們有很刻意要阻擋陸資這件事。」

戴:國發會最近在做什麼?智慧政府還有哪些發展重點?

陳:智慧政府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來講,第一,數據、資料才是未來真正的發展重點,也是新的能源,所以政府的資料要如何讓民間作加值利用,做到開放政府,這就非常重要。有人說要立法處理,但我覺得緩不濟急也可能出現預想不到的障礙,所以我比較偏向運用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範圍,政府應該主動公開依照職權可以公開的資訊,極大化地 Open Data,讓機器可讀、主動免費釋放給民間。

第二個部分是「政府治理」,過去很多決策都是 Hard Data(按:意即「統計數據」),但現在有了雲端運算,政府若能透過大數據分析做決策的優化,會很有幫助。第三個是「創新服務」,我們希望政府提供給人民的服務,包括 G2C、C2G、G2B 或 B2G 等,都能有一些在線上的服務,讓民眾不用出門、全年無休的辦理相關事務。

這三大策略,基本架構就是除了 eID,還要有一個政府的骨幹網路,銜接各部會的資料庫。

戴:把各部會的智慧政府相關業務調整或升級,以及資料庫儲存、保護等等,由誰負責處理?

陳:目前是國發會。在研考會時代有個資訊管理處,這個資訊管理處我會把它改為「數位發展處」,讓他們來主責。跨部會後,哪些事務應該切給哪個部會處理,我們再整合。

戴:剛剛你有提到「加速台灣投資」,目前把資金移回台灣,政府是否要額外課稅——現在政府的初步框架是什麼?

陳:我們在這次「歡迎台商回台」的行動方案有兩個配套措施,其中一個是,台商將資金匯回的時候享有租稅優惠,但要立法;第二個是,我們認為接下來的關鍵三年,台灣產業一定要轉型、智慧化,所以我們對智慧產業相關投資,給抵減。第二個做法比較簡單,因為只要修訂產創條例即可;第一個法律比較複雜一點,因為那些資金的所得,是真的所得還是其他收入,要怎麼優惠,就要討論。

而且, 過去有很多資金回來台灣後,只投資房地產,對我們的產業發展沒有幫助。這些都需要重新規範 而且大量資金回來,也需要防範「洗錢」,因此洗錢防制組織也會擔心無法隔離、管制。因為這些因素,財政部比較謹慎,沒有辦法現在就馬上有草案出來。但原則上,資金回來、台商回來我們都歡迎。

戴:已經有意識到,不要再讓這些資金往房地產去了嗎?

陳:當然、沒有錯。

戴:我問個比較政治敏感的,我們要怎麼怎麼區隔這些資金背後有沒有「陸資」?

陳:除了國安考量之外,我倒不覺得我們有很刻意要阻擋陸資這件事。現在的審查機制,比如說外國人來台投資,過去都要經過「事前許可」,最近要修法成原則上「報備」。法案已經審查完畢了,如果順利的話最近就會通過了。

戴:民間有很多抱怨,比如說連新台幣 100 萬的境外投資都要經過投資審查,法案過了以後就是報備然後直接投資,不像以前要先審核。所以,也就是說,政府的態度並不是要反對所有的陸資,而是基於國安考量,某些特定產業或基礎設施,不只是陸資連其他國外資金都不會讓他們進來。

陳:我覺得我們沒有刻意要去擋這些東西,只是因為台灣有個特殊的「鄰居」,所以國安跟保障台灣基本權利,是很重要的。在這個前提下,台灣其實是個民主開放的國家。

「我們預估到 2027 年台灣的人口紅利就沒了,2053 年時,台灣人口可能只剩下 1,600 萬人。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國安議題。」

戴:我們都已經很明確可以看到,台灣的人口不會突然一兩個月有變化,現在每個年度的新生兒大概就是 20 萬,所以我們也已經可以看到各級學校的招生、經濟獲利的狀態等等都不會脫離人口結構太多,國發會對人口結構的準備和計劃是什麼?

陳:我先提幾個數據,讓大家參考:台灣這兩年的人口產生重大變化,第一個,2017 年 2 月,台灣 14 歲以下人口跟 65 歲以上人口數出現死亡交叉;第二個,2017 年我們的新生兒人口跌破 20 萬;第三個,2018 年 2 月,65 歲以上人口已經超過 14%,台灣已經成為 WHO 認定的高齡社會;另外,2018 年 1 月到 11 月,我們又比往年同期少一萬多個新生兒,所以出生總人數可能只有 17 萬多。

國發會兩年會做一次人口推估,前一次我們推估台灣直到 2025 年才會出現人口負成長,但 2018 年發現,2022 年就會開始負成長了,預估到 2027 年台灣的人口紅利就沒了(按:在經濟學上,人口紅利是指因為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所伴隨的經濟成長效應),2053 年時,台灣人口可能只剩下 1,600 萬人。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國安議題。

2017 年 10 月,賴清德院長要我們組成一個專案小組,叫做「育人、攬才、移民」的專案小組。育人部分,過去我們都是獎勵生育,但我們發現生育不是重點而是後續「養育」,所以賴院長提了一個「生生不息」的計畫,希望幫助年輕夫妻養小孩,從 0 歲就開始補助,不像過去 5 歲才開始補助。2019 年全國 0-5 歲,不管你是公立、私立幼兒園,或者自己在家養育,政府都會有補助。

移民部分,過去台灣不是一個很歡迎移民的國家,但我們的人口紅利是缺乏的,所以開始有新經濟移民法的出現。攬才部分,包括新南向、海外國人返台,都是希望讓台灣在全球人口競逐上,能讓外國人才來台灣,也要把好的人才留在台灣。

過去五年,台灣只有六個縣市的人口增加,其他都在流失。所以,我們又提了「地方創生」計畫。我們希望透過產業、人、科技,讓台灣鄉村的人可以 Keep 住,即便有出來也會再回去。

希望能夠透過這幾個大的計畫,讓台灣維持在 2000 萬的人口,也讓首都減壓,讓北部的人口壓力減壓,往中南部跑——這不是不可能,因為拜數位科技來臨,只要通訊方便,不一定大家都要集中在北部生活。這是關鍵的時刻,也是台灣轉型的轉捩點,計畫都成熟了,接下來就是執行了。

(本文開放合作夥伴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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