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為何會從一個輝煌的文化黃金時期,在 1933 年走進納粹德國?

【為什麼我們挑選這篇文章】

1930 年代德國,究竟處於怎樣的時代?緣何從一個輝煌的文化黃金時期,在 1933 年走進納粹德國?

猶太女作家英兒・杜肯(Inge Deutschkron, 1922-)在彼時度過童年,更極其幸運躲過集中營。她在躲藏中所經歷的,是怎樣的德國呢?

《我戴著黃星星》譯者彤雅立將向大家分享在德國的所見所聞,並帶來精采實景照片、影音與《我戴著黃星星》一書背後小故事,以下是本書的精彩書摘。(責任編輯:鄒家彥)

地獄門前

在地鐵中,一個矮小結實的男人從他的座位站了起來。

「我請您立刻坐下!」他中氣十足,大聲地說,左手指著他讓給我的座位。大部份其他的乘客則假裝什麼也沒有聽見。這班地鐵擠滿了人,就像每個早晨上班前的時刻那般。我只是許多必須站著的人當中的其中一位。當然,要不是我在那天早晨第一次戴上「猶太星」,那麼,這個男人肯定不會讓位給我。

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從那天起,我們被迫這麼做。在前一晚,我依照規定將這塊黃色布徽縫在大衣的左胸前。猶太福利局必須給每個猶太人四片這樣的星形布徽,並且收取相關費用。

愛麗與我約好了每天早晨一起去上班。她去懷特先生的辦公室,我當時則去克尼普麥爾先生那裡。我們擔心在外面遇上別人「興之所至」的反應。至於柏林市民,我們並不害怕,況且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問題。幾個月以來,我都搭同一班地鐵,進同一個車廂,另一名青年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們從來沒有交談過,彼此間卻發展出一種莫名的好感。我只知道他不是猶太人。我承認自己也會擔心,萬一他發現了我戴著的猶太星,他會有怎樣的反應。那天早晨,他證明了我的憂慮是多餘的。戴上猶太星的第一天後,我再也沒看見他。可能是偶然吧,又也許他也會害怕看見這些。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像這位先生這樣的勇氣,強迫我接受他的讓座。當我小聲告訴他這樣違法,會受罰的是我不是他的時候,他只好屈服了。

當我在莫克橋站下車時,他跟著我,問我能不能陪我走一段。這樣總不犯法了。我沒辦法跟他說是怎樣的原因讓我覺得他的陪伴使我很不舒服。幾步路以後,我懇求他讓我自己一個人走,他也這麼做了。那段時間,我在克尼普麥爾公司上班,且絕不能讓辦公室的人看見我戴著「猶太星」。我重複著如下或者類似的動作幾百回——在四下無人的廊道脫下縫著黃星星的大衣,然後穿上沒有縫上黃星星的外套。這樣並非沒有危險,因為若有個蓋世太保特務盯上我,那麼我的命運就會像那些不幸的猶太人一樣,他們在街上被蓋世太保攔下來,用鉛筆檢查黃星星是否穩妥地縫好固定住。他們任意專斷的判決,使猶太人無可避免地被送進了集中營。

我必須不斷更換大衣,不只是因為猶太人從那時起除了上下班時間之外,已經不許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而且要是我穿上別著「猶太星」的大衣出現在雜貨商理查‧雍漢斯那裡,他就不能再提供食品貨物給我們了。而葛姆茲小姐也將不能收我們的衣服去洗,特別是她總是在週末市集幫我們向固定商家代買肉類,要是她知道我有黃星星,我就沒辦法繼續跟她領取代購的肉品了。當然,我還是繼續聽音樂會、去劇場與電影院。佩戴猶太星的人是不允許去的。

換大衣這種「花招」可一點也不容易。這個招數必須找到一個地方,可以脫掉縫上黃星星的衣服,並穿上沒有黃星星的替代衣物。在一幢建築物當中被認出是猶太人,當然就不能不佩戴它出門。當然,在回到住家的路上,大衣也絕不能沒有黃星星。最「尷尬」的事情往往是遇到了認識的猶太人,他們打招呼或是走上前來,卻沒有發現我沒有戴黃星星。好幾次我都這麼「失禮」,我假裝沒看到他們,很快地走掉,而沒有回應他們的招呼。

「我拜託妳不要這麼誇張。」我的母親苦苦哀求。「只有在不得不的時候,才能把黃星星取下來!」

我答應了她;但是沒有黃星星,我的日子當然比較舒服。

就像其他的猶太人,有時候會有非常愉快的經歷。我還記得,在地鐵中、在街上,大多時候是在熙來攘往的城市裡,有時會有不認識的人就這麼走上前來,放進一些東西在我的大衣口袋裡,表面上卻假裝看著另一個方向。有時那是一顆蘋果,有時是一塊肉,總之就是猶太人不能公開取得的東西。然而「猶太星」也造成了某種帶著歧視的疏離。我感到那就像是在臉上戴著一只面具。有些人帶著恨意看著我;另一些人則流露出同情的目光;還有一些人看見我,眼神會馬上逃開。

我還記得這種「被盯著看」的感覺有多麼難以忍受。那次是在地鐵站,我們在等火車。一個女人不斷地靠近我,盯著我看。最後我沒法忍受,就抬頭問她:

「您大概從來沒見過猶太女人吧?」她馬上臉紅。「那麼您就好好地看一看我。我不反對您這麼做。」這個女人於是轉過頭去,什麼也沒說。

另一回是在我與母親去購物的途中。那時是冬天,下著雪。忽然有人抓住我的袖子,然後將掃帚放進我母親與我的手中,命令我們:「把街道掃乾淨!」我們聊天聊得太忘我,以至於沒看見其他的猶太人已經被擋下來要求鏟雪。於是我堆起笑容,母親則建議一邊唱歌,一定要心情好,工作才會順暢。此外,我們也會用手勢暗示其他靠近的猶太人,請他們最好走別條路。過一會兒,那位納粹又失去耐性,於是將掃帚從我們的手中搶走。

「你們給我滾!」他對我們喊道。

最慘的是猶太小孩,他們六歲起便必須戴上「猶太星」。因為就算是小孩也會像大人一樣施展暴力,煽動對猶太人的仇恨,非猶太小孩時常見到猶太小孩就毆打他們,除非他們的父母有勇氣教導孩子改正已經習得的歧視猶太人的觀念。我不只一次打過非猶太小孩,好讓猶太孩子們有機會逃脫,這樣放肆的舉動,對我自己而言並不是不危險,它的危險程度不亞於走在路上沒有戴黃星星一樣。

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之間,猶太女人們會蜂擁至柏林某些區域去購物,這是她們唯一可以購物的時間。誰有能力在一小時內完成購物?尤其是那些還有許多猶太人聚居的區域。猶太女人在一家又一家的商店間疲於奔命,這種蜂擁而至的狀態使得商店老闆無能再偷偷塞點東西給老顧客。然而,他們時常找到方式幫忙。人有適應環境的能力,我們也做好了應對措施,我們總是能找到出口。但是很明顯的是——柏林猶太人的狀況越來越艱辛,傳聞有些可怕的事情發生,那是針對猶太人的,那些事情不斷增加,使人越來越不安。我請求母親不要用這些「猶太口語廣播」的口號來打擾我,那些消息是她從福利處那邊聽來的。我一點也不想知道。

「可是也許這些傳聞是真的。」我母親這樣認為。

「如果我事先知道,然後讓自己害怕,這樣有什麼用?」我振振有詞地說。然而有一天,這種傳聞強迫我直接面對一場可怕的衝突。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猶太教會的職員海夫特先生衝進了懷特先生的盲人工坊;他的具體職務是什麼,我已經忘了。他的神情混亂,可能人家跟他說過了什麼,而他完全無法明白。他要求即刻與懷特先生說話。他們已熟識多年,我也知道懷特先生經常偷偷塞給海夫特一些東西,比如指甲刷或是小掃帚,因為他也無法取得其他的必需品。海夫特消失在懷特先生的辦公室裡。幾分鐘後,懷特先生喚愛麗過去。過了不久,她離開他的辦公室,臉色一片蒼白。她步履極其緩慢地走回自己的辦公桌,環抱自己的桌燈,像在擁抱,然後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

【活動訊息】

1930 德國時光旅行——《我戴著黃星星》譯者分享會   

時間:8/12(六)19:30-21:00
講者:彤雅立(作家、德文譯者)
地點:青鳥書店(華山文創玻璃屋二樓)
方式:入場費 200 元/一人,台灣茶自由取用


【你想站在前線觀察 2018 大選嗎?】

成為引領台灣正向改變的一份子,從成為政治觀察家開始!如果你熱愛政治、對編輯工作有興趣,想理解、參與新政治的形塑,你就是我們想找的夥伴!

準備好你的履歷自傳,以及政治公共類文字作品,寄至 jobs@fusionmedium.com, 來信主旨請註明:【應徵】BuzzOrange 社群編輯(或實習編輯):(您的名字)

點關鍵字看更多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