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未必知道「波多黎各在哪裡」,仍是自由民主之國——國際觀真正意義在哪?

【為什麼挑選這本書】

香港和台灣媒體,常常被批評為「缺乏國際觀」。然而作者卻想反問:一個過度強調國際議題的社會難道就正常嗎?在台灣年輕人身上,他看見國際觀的另一面:滿紙八卦的台灣,卻是最富民主制度運行經驗的華人社會;而自由民主的美國,人民未必知道波多黎各在哪裡,卻不妨礙他們成為強國。國際觀到底是什麼、有這麼重要嗎?

(責任編輯:林芮緹)

Global Panorama, CC Licensed

1987 年,台灣解嚴。無論前因如何,這個決定塑造了今日台灣,在華人世界中獨一無二的民主型態。

八千公里外,十三年後,敘利亞也發生了一場父子權力交接。兒子接過權杖,眼前的圖景與台灣十多年前一樣,人民呼喊更多自由。巴沙爾.阿薩德 (Bashar al-Assad ) 應聲而動,急急打開政治牢籠。

但是,敘利亞版「解嚴」僅僅存活了六個月,大權旁落的恐懼壓倒緩和民意的初衷,政改之門再次關上,監獄的圍牆壘得更高。圍牆背後民怨累積,又一個十多年後,經「阿拉伯之春」引燃,敘利亞人起義不幸被地緣政治、教派衝突騎劫,釀成今日地球上最慘烈的人道悲劇。

似曾相識的開端,踏出截然不同的路徑。兩廂對照,變革的命運更加清晰。對當權者而言,如果開放可以延續權力,他便鬆手,如果鐵腕能夠穩固執政,他便握拳。然覆手雲雨之間,時機、地理、民意、外力,多少偶然互相撞擊,革命的軌道像雲霄飛車一樣不知道下一秒的起落。

「只是大部分台灣人不知道波多黎各在哪裡。」

我們都生活在這一場、那一場革命的結果當中,而常不自知。或許大部分台灣人不會留意,解嚴歷史同一個遙遠的中東國家有這樣的映照,而「太陽花運動」,亦是近些年全球中產變革的一部分。我認識的一名台灣記者自嘲台灣的「國際視角」只有美國,捎帶一點點歐洲。他說:「我們以為自己是黃皮膚的波多黎各人。」另一個台灣朋友挖苦得更深:「只是大部分台灣人不知道波多黎各在哪裡。」

香港和台灣媒體,常常被批缺乏國際觀,滿屏滿紙八卦雜碎。末任總督彭定康批評特首候選人篩選是「伊朗式選舉」,香港媒體也是忙乎了一陣,急急尋找伊朗在哪裡。 不過我疑心,一個超級關注國際問題的社會是否正常。

美國人也未必知道「波多黎各在哪裡」。我在英國唸書時,同班有個波多黎各男生,國際關係專業的美國教授就曾驚嘆:「原來你們也拿美國護照!」許多美國人不關心世界,連護照都沒有,但這並不妨礙美國成為頭號自由之邦。但是否正因如此,以強烈排外為面貌的右翼風潮,近些年在美國、在歐洲急速抬頭? 外交政策的制訂雖是精英之事,若大眾與精英之間嚴重脫節,英國脫歐、川普上台之類的事情就會一再震驚世界。

有意思的是,滿紙八卦的台灣,是最富民主制度運行經驗的華人社會。常被認為只顧賺錢的香港人也會站出來討一個普世價值。我在台灣年輕人身上,更多看到國際化問題的兩面性。

「出去看世界。看多了,你就知道天下都一樣。」

一年多前,加入《端傳媒》開創國際頻道。我們在世界各地尋找撰稿人,絕大部分應徵而來的,竟都是台灣青年。有人從比利時爆炸現場發出報導,有人在泰國找了份聯合國工作,有人去土耳其邊境遊蕩,有人去到加薩找了個巴勒斯坦男友,有人正打聽如何擠上地中海救援難民的船隻……香港年輕人亦四方奔走,但人數顯然不及台灣「小確幸」們。他們中有人去敘利亞救死扶傷,有人去尼泊爾地震殘垣中教書,儘管整個社會對他們甚少回聲。

我剛開始做國際新聞記者的時候,沒有問過這些報導對社會是否有用。能夠藉機出去看世界,對個人總是欣喜的。但這個問題像浪潮一般,不斷地打回自己,推出去又回來。1991 年波斯灣戰爭爆發,美國在越戰之後第一次出動地面部隊,攻打薩達姆.海珊的伊拉克。除了二戰時期的蕭乾,那應該是中國記者第一次參與國際戰事報導。幾年後當時的戰地記者出書,直接啟發了正在學習阿拉伯語的我。

選擇阿拉伯語,純因無知。那時候,我連穆斯林女性需要包裹頭髮、而夏天戴頭巾有多熱都不知道,相當隨意地勾選了阿拉伯語作為專業。報名欄中「英語法語日語德語俄語」都只有兩個漢字,四個字的「阿拉伯語」突兀醒目,我的手指定格在那裡。就這麼莽撞,又像是宿命。

同年級法語學生的課本,從頭到尾講述一對男女的戀愛史。阿拉伯語班學生則背誦《古蘭經》開篇章,看先知在沙漠裡行軍,面孔被一團聖光遮蔽的電影。雖然不那麼浪漫不那麼輕鬆,但我的世界之旅從此埋下伏筆。2001 年 911 事件之後,大多數人無從理解那個神秘、遙遠、紛繁的中東,我卻握著一把鑰匙。

我沒有在學校裡上過新聞課,卻有幸在初入行時,直接受教於英國湯姆森新聞培訓中心(Thomson Foundation)。兩位英國老師都是一輩子浸淫新聞的老報人,傳授的不僅是「倒金字塔結構」、「五個 W 怎麼寫」,而是打開一扇通向世界之門。其中一位老師馬丁(Martin Huckerby),至今與我頻繁通信。當年酒酣耳熱之際,記得他說:「出去看世界。看多了,你就知道天下都一樣。

的確,越走越多聯想。見到什麼,常會勾連起另一個地點,另一場事件,見樹而思林。幾年之後,激動地寫郵件給馬丁,報告發現真理:「天下都一樣」。馬丁淡淡回覆:「我最怕別人記得我說了什麼。」

是,他還說過,「走到某處邊界,總想看看,邊界背後是什麼,於是一路走下去。」

那時我的護照簽證沒那麼便利,無法像馬丁那樣視邊界若無物,一路暢通,只能由工作把我不斷拋向未知的領地。那就是我後來在香港鳳凰衛視工作的常態。出事了,去!

那七八年,差不多跑遍了大小國際事件的現場。就這樣走下去,直到有天馬丁說,你恐怕快超過我行走的範圍了。我回覆,從「一樣」又看到了「不一樣」,看似雷同的事件,背後分明是細膩的差異。就像遊客常常評價印度與尼泊爾的觀感: same same but different(一樣,一樣,又不一樣)。我迷戀細節上的「不一樣」。

閱歷的增長,是一場順藤摸瓜,豁然開朗。第一次抵達埃及首都開羅,不明白街上的楊樹為什麼一律修剪成方的? 在中國見慣了圓頂的黃楊。後來走進法國羅浮宮花園才恍然大悟,一七九八年拿破崙侵略埃及,帶去整班法蘭西文明藝匠:科學家、化學家、植物學家、園藝學家、數學家……楊樹的模樣,扯出英法爭霸、東西相遇的宏大歷史。

認知之旅,亦可以是回到同一個地點,刻下水流的變化。這本書中,多處地點我不止去過一次,於不同時間、事件中反覆觀察。時間與空間,縱橫交織,打通認知的任督二脈。

旅行,於個人是拓寬視野,豐富人生。但我時有困惑,報導世界,對自己生長的社會有何意義。曾經拿這個問題問香港大學新聞研究中心的錢鋼老師,他說只要介紹一點,哪怕一點點,我們這裡沒有的東西都有意義,比如中東的宗教,大陸社會對信仰是陌生的。

曾在華盛頓新聞博物館,見到美國太空人登月紀錄片片頭,引用艾略特的詩句:「旅行的終點,我們回到出發的地方,並第一次認識它。」「它」,指地球。人類第一次從太空見到自己的藍色星球,宛如初相遇,驚嘆不已。那一刻我想,國際報導,就是不斷出發的旅人,帶回來世界的碎片,映照故鄉的存在。以「世界」的眼睛觀察所來處,必有所思。

2005 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書《離上帝最近》,記錄加薩地帶整整兩年生活中,頭頂以色列轟炸機的呼嘯,街邊巴勒斯坦炸丸子的油煙,停屍間的冰冷,爆炸現場的焦灼。十年後寫第二本。

過去十年,我走過或激昂或壯烈或寂靜或詭異的現場,其中蒐集在這本書裡的,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革命」。我見證了它排山倒海而來,興意闌珊而去,高蹈純潔地開始,卻停在血泊裡貪婪吮吸。我看見它蠢蠢欲動,幾經反覆,在被遺忘被忽視中,開出燦爛的花。我聽見它歷經數百年滄桑,發出又酸又痛的笑聲。我感到它循著網際網路的經脈,在世界各地飛速穿行。在這些大大小小的革命故事裡,你將遇見變遷中的人和他們的笑聲淚影。

或許你可以告訴我,講述這些故事有什麼意義。我總是在別人的街頭,聯想自己的廟堂。千萬裡找尋大千世界的,心裡其實都裝著一個故園。

周軼君    2016 年 11 月 1 日,香港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拜訪革命:從加德滿都、德黑蘭到倫敦,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由八旗出版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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