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諮詢熱線講師:當我們還在用媒體獵奇眼光看待「性糗事」,性教育就不可能成功

【為什麼挑選這篇文章】

作者多年來在同志諮詢熱線擔任講師,在四處進行演講、教育活動的過程中,他遇見那麼些例子,一再地證實台灣社會避而不談的那些知識有多重要。不論是性教育、毒品教育、愛滋教育都是經常被社會忽略,而因此造成許多救不回的生命的關鍵問題。然而這些嚴重教育不足的體現,卻往往成為媒體獵奇的材料,而社會大眾則是笑完卻毫無所獲。

(責任編輯:林芮緹)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CC Licensed

文/ 吳宗泰愛的治理(台灣同志諮詢熱線講師)

不能問的問題,猜疑的禁果。

小時候主日學時我都想,神只跟亞當夏娃說禁果不可吃,卻沒解釋清楚,這也不能怪亞當夏娃啊。好像我們都相信安全性行為是一個大家十八歲之後就會自動理解並學會操作的事,完全無需練習。

但事實上,到底有多少人是由爸媽教你如何安全性行為?如果爸媽不敢教、不會教,當學校透過研習、講座、護理課、教康教育課、情感教育、輔導課或春暉專案來推動時,腦補各種想像的家長們,我們真的要期待自己的孩子在十八歲時自動開竅嗎?

從小我就對性很好奇,但爸媽永遠說你長大就知道,國高中的老師卻又含糊帶過,身為一個男性,我甚至到大學都還不知道怎麼戴保險套,而女同學對於性知識也懵懵懂懂。

於是大學開始我從健康傳播切入、了解性病、公衛宣導,從有更多理解。從 2011 擔任教育部「情感教育與愛滋防治教育」專案的種籽教師起,和同志諮詢熱線、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教育部性別輔導團的夥伴們常一起學習切磋。

我也很常在出差演講、工作坊的空檔和陌生人、家長、承辦學校討論起來,往往被詢問為什麼要花時間去講這些東西,考試又不會。為什麼要講性教育、甚至是非正規的性,又為什麼老是要幫一些不堪的議題說話?

是啊,人生有很多考試學科沒有教,但終生受用的學問,我相信性教育、安全性行為和正確的毒品識讀、求救知識,絕對是重要的。

這樣的體悟來自三個人,一個是某次演講中,某位未成年女學生很直接的反問我一個問題,當下其他同學也許沒意識到,但我捏了把冷汗,這問題一定是有過性經驗才問得出來,我很訝異,她信任一個只來演講一小時的校外講師,而把自己的真實感受說出來,並當大家的面提出來討論。

當時如果我直接報警,或是通知家長、大概是最不負責任的方式。學生還是會做,只是會躲著大人做,亦或是在腦中虛構出鄉野奇談式的「可樂殺精」之類性知識,所以我寧願正經八百不迴避談論性知識,和對性的態度與提醒。

在好多好多的課堂上,學生傳紙條的赤裸詢問或下課後躲開同學,在快離開校門時追上來急急忙忙的發問,甚至小團體裡大家討論著聽來的墮胎訊息和一切檯面上的不可說。 在在讓我知道,比起師長未必能二十四小時貼身說教的守貞提醒,正向直接的性教育和安全知識、溝通協商技巧,安全網絡與資源連結。才是能真正保護她們的迫切需求。

第二個故人已經不在,但也和最近時事有關,趕稿這幾天與外界沒連結,中午吃飯看到新聞撲天蓋地報導某飯店疑似毒品誘發的身體狀況休克送醫不治,這種新聞層出不窮。但在第一時間,都沒人敢送醫或報警,深怕惹上麻煩,明明送醫都還是有極高機會存活的!

當國外實務上修改法令,讓協助藥癮使用者送醫可以免除刑事責任時,也搭配具體的宣導,救回了許多青年男女性命。台灣對於藥物、酒精、非一般的性或娛樂助興性愛仍是以一種獵奇方式看待,也 許嚴刑峻法和恐嚇報導短時間內可以讓人不敢嘗試這些非一般的性,但阻止不了事件的再次發生時知識匱乏和緊急應變求救措施的無作用。

因為自己從事性教育,在各種場合不諱言討論性健康、和健康促進。很多個晚上我接過各種求救電話,有次真的生氣了,為什麼不直接送醫呢?又為何不找性諮商呢? 電話彼端嚅囁回答怕夫妻間的行房糗事送醫後會成為媒體素材笑料,他們其實也求教過醫生,但醫生也不知道怎麼解惑。

是啊,每次爆料獵奇糗事在醫院發新聞稿,媒體曝光、社會大眾笑完後,我們學到了什麼? 我們真的知道如果遇到行房的肌肉緊繃引發的肌肉痙攣該怎麼辦嗎?我們真的知道太過興奮引起的缺氧性貧血和休克該怎麼處理嗎?大家知道性行為時未放鬆和充分潤滑的肌肉撕裂傷不只心理陰影更容易細菌感染成為疾病溫床嗎?

第三個是幾年前突然有個我不熟的學弟在網路上跟我說他是愛滋感染者,我非常訝異,先感謝他對我的信任,也好奇他為什麼會想向我出櫃。他幽幽地說:「你是我身邊唯一一個會正向態度提到愛滋和相關資訊的人。

作為一個愛滋工作者,我一直在思考反歧視和正確資訊對於消弭愛滋處境,創造出零歧視、零感染、零死亡到底有多難,這難在於社會一起改變態度一起去說一起去談,當教宗和普世教會全世界的基督、天主教會汲汲投身愛滋關懷和服務照顧除卻道德譴責試圖消弭歧視時,為何台灣某些基督信仰者卻將愛滋更加仇恨甚至錯誤連結大量過時甚至造謠資訊?

這些都將感染者推向更深坑不敢就醫,不只傷害感染者健康,更成防疫漏洞,讓正確的疾病衛教知識和態度不能被大眾理解。 這不只是人權不人權,而是台灣社會到底想不想要有積極的疾病防治,而非一方面說愛滋好噁心好糟,當主管機關正式愛滋宣導和疾病防治教育的不足,積極推動時,卻又跳腳說不該推動愛滋宣導,這已經荒謬到可笑了。

這些是我從同志諮詢熱線的愛滋小組與教育小組討論,在一場又一場的工作坊、研習、甚至是校園演講的殷殷期盼眼神中,所理解的。這些是我看到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在性別教育中加入安全性行為、協商技巧、溝通討論想要去弭平女性權力關係不對等得狀態,這些也是教育部在愛滋防治教育要求各級學校在安全性行為和愛滋防治部分又更積極具體教學,而非教條宣導得口號式考試。

在近期某些極端份子的抹黑下,我們似乎又回到中世紀,安全性行為得重點回到婚姻中的性,回到延遲性愛。 然而這些不能討論的問題只會成為瘡疤下的膿,唯有正向面對討論這些問題,我們的性教育、愛滋防治、毒品減害教育才能攤在陽光下討論,這也才是教育的初衷。

身為一個家長,一個教育工作者、我們希望孩子有問題來找我們討論,還是一想到我們就躲開?這是需要我們再深思的。畢竟,我們不希望有下一個不敢問的問題,不敢討論的困擾,和救不回來的人。

(本文經 愛的治理 、原作者吳宗泰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 〈 不能問的問題,猜疑的禁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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