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我經歷的二二八事件

【為什麼挑選這篇文章】

我們有幸能夠聽聞如今最後的「二二八政治死刑犯」第一手的回憶錄。如今近九十歲高齡的陳明忠,曾在「戒嚴」期間兩度被捕入獄,是臺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一共坐了 21 年黑牢。

他是真正跟隨謝雪紅革命的一份子,加入敢死隊、入霧社懇求原住民相助、最後孤軍襲擊國軍而入獄——

(責任編輯:林芮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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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明忠

1947 年 2 月 27 日至 5 月 16 日,臺灣各地民眾大規模反抗政府,包括民眾與政府的衝突、軍警鎮壓平民、當地人對外省人的攻擊,以及臺灣士紳遭軍警捕殺,統稱為「二二八事件」。

這是臺灣現代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之後臺灣緊接著實施長達 38 年的戒嚴,至少數萬名民眾在白色恐怖時期死亡、失蹤、監禁。

作為臺灣「統左」的代表性人物,將近九十歲高齡的陳明忠,曾在「戒嚴」期間兩度被捕入獄,是臺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一共坐了二十一年黑牢。

他的一生,歷經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件、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和黨外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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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2 月 28 日,我還在農學院讀三年級。這天下午去看電影,晚上回學生宿舍,迎面碰到謝桂芳(我在高雄中學的學長):「你還去看電影啊?臺北都打起來了!」

接著臺北延平大學和台大醫學院的兩個學生來宿舍通報消息說,3 月 2 日在台中戲院要召開市民大會,問我參不參加,我說:「當然去啊!」

第二天街上有很多人散發號召鬥爭的傳單,整個台中都鬧起來了。

3 月 2 日,台中戲院裡人滿滿的。大家推楊克煌出來講話,他正講著,謝雪紅來了,他就介紹謝雪紅,一聽是日據時代反抗日本人坐了十幾年牢的人,大家就都很敬佩,推舉她做大會主席。

很多人跳出來講,群情激動。有人就喊:「講沒有用啦,去!」去哪裡?先去了警察局。警察局長立刻解除全體員警的武裝,把武器都交出來。我跟著到警察局,看見台中縣長也被捉來,跪在陽臺上,好像進行公審一樣。

因為貪汙,大家都很憎惡台中縣長,還有人大喊:「槍斃他!」

謝雪紅講:「他雖然壞,罪不至死。」有人又喊:「耳朵割下來!」謝雪紅說:「這也太野蠻了吧。不要吧。」又有人喊:「打他!」她說:「打可以。」就讓兩邊按著的人打他。謝雪紅對群眾還是很有控制力的,大家都聽她的。

很多人從警察局拿槍,我也拿了一杆槍。槍膛裡有黃油,這是保存槍的辦法,我在中學三年級的軍事訓練課上就學過,應該拿布伸進槍管裡擦,弄乾淨。但這時忘記了,拿到槍就走了。帶著槍和子彈回到農學院宿舍,但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被擊中掃射,還撿回一條命

這一天,台中也成立了「台中地區臨時處理委員會」,並且把學生組織起來成立「治安隊」。農學院也成立了屬於處理委員會的學生治安隊,隊長是林秀棟,他是農學院僅有的臺灣人教授,羅東人(事件後被學校解聘,轉到延平學院任教,1950 年被捕,判刑十年);副隊長是一個林姓學長。

3 月 3 日,大家到市政府廣場談天,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忽然國軍一輛卡車開過來,架著一挺機關槍,後面堆著沙包,看到人就掃射。我們趕緊趴下來,躲起來開槍。我專打車輪,打中了,但車沒停,稍轉一下就開走了。等車都沒了,我爬起來,發現跟著我來市政府廣場的陳保德(現在是愛之味食品公司的副董事長)不見了。回到宿舍見到陳保德,他說他從排水溝裡爬出去,先回宿舍了。

聽說國民黨的部隊集結在教化會館,下午有武器的人自動去攻,我也參加了。我日據時代受過軍事訓練,知道臥倒、跳起、進幾步。聽機關槍的聲音,知道什麼時候該臥倒、什麼時候該前進。

在教化會館,一個商業高職的學生看著我,我跳起來,他也跳起來,但我臥倒,他沒跟著臥倒,結果中了一槍,幾個有經驗的人把他抬走了。

攻教化會館的人有從東南亞回來的台籍老兵,有失業的人,多數有戰爭經驗。學生大都沒有打仗的經驗,死傷很多。

有個人提醒我:「你的槍有點奇怪喔,會發火花。」我也奇怪, 怎麼對方的火力都往我這邊來。突然意識到,啊,黃油,是我槍裡的黃油沒有擦掉。算我命大,被集中掃射也沒死。我後來才知道,那人是東南亞戰場回來的老兵,外號「老虎」。

這天,一直打到晚上,忽然一顆手榴彈落在我身旁三四米遠,我趕緊臥倒,它一直滾到我腳邊來,卻沒有爆炸。原來,這是日本留下來的手榴彈,日本的手榴彈和國民黨軍隊在大陸用的不一樣,要先敲一下再扔出去。國軍不會用,我撿回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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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會館外面有圍牆,裡面二樓走廊上堆著一捆一捆棉花,用來擋火力,我們的槍打不進去。而且我們在平地,他們在高處,火力又強,所以他們損失很少。

守軍最後投降了,投降的大概有一百人,幾個年紀大的,就帶他們到學校集中管理。

我們攻的人,各方面的都有,搞不清楚有多少人,也沒有指揮,就亂打一通。但我看見一隊穿黑衣的,很勇敢,動作很迅猛,據說是埔裡來的少數民族。我後來去了埔裡才知道,他們的領導人是黃信卿,以前是台籍日本軍官,在東北做軍官。

國軍來了

台中市和近郊的一些機關都被市民佔領了——「二二八」時,整個臺灣大概只有台中被市民全面佔領。

農學院的學生負責守衛火車站。臺北來了通知,要槍和武器。我們的武器也沒那麼多,就用火車送手榴彈給臺北。

後來有個人來報信,才知道高雄很慘,希望我們台中派援軍去。我是高雄人,也想帶人去援助。

那時總共有三四十個人在火車站,但不太敢跟我去高雄。我就想到黑衣隊,決定 3 月 17 日去埔裡找他們。我到埔裡,看到幾個人還穿著那身衣服,拿著槍,我就問:「是攻教化會館的嗎?」他們說:「是。」我說:「我想去高雄,要不要去?」他們就說:「可以啊。」我說:「你們多少人?」一算,五六十個人,需要車子。怎麼辦呢?

第二天,我去找埔裡的區長。區長很客氣,還拿名片給我,我一看,張文環,不是那個日據時代很有名的小說家嗎?我問:「你是不是作家張文環?」他說:「是。」我說:「我看過你的小說啊。」他很高興。

他當時大約是能高區的區長,區公所在埔裡。但他告訴我:「沒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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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定回台中去調車,結果在埔裡的大街上碰到了謝雪紅、楊克煌。他們開著一輛巴士,後面裝著襪子、毛毯、蚊帳等很多東西。看見我,我還穿著教化會館裡繳獲的日本空軍的衣服,他們就說:「哎,學生來,幫忙幫忙。」

原來二七部隊要撤退到埔裡,他們先來,把教化會館裡的東西運過來賣,當經費。

他們問我在埔裡幹嗎?我說要帶少數民族去高雄救援。幫過之後,我就打算回台中,正好帶謝雪紅來的巴士也要回去,我們就一起走。路過草屯,碰到二七部隊的人,說:「國軍要來了,我們要撤退,你不要回去了。」我想,昨天出來還沒什麼事,怎麼一天之間就有這麼大的變化?我還是要回去。

他們又說:「你回去碰到國軍,帶著槍就麻煩了,不要拿槍。」我就把槍交給他們。

又有個人說,他們撤退時,火藥庫沒有來得及炸,拿鑰匙給我,讓我回去後把它炸掉。

死一樣寂靜的台中

我和巴士司機回到台中,發現整個台中是靜的,街上完全沒有人了。可能知道國軍要來,二七部隊又撤離,一般人都不敢出來,台中好像死城一樣,感受很不好。

回到宿舍,宿舍也是空的,桌上有林淵源留的一張條子,讓我到苗栗縣後龍鎮一個同學家裡,說他先去了,讓我也去。可是沒有車子,怎麼去?我打算先去炸火藥庫,到那裡一看,已經被流氓佔領了。

我一過去,他們就喊:「幹什麼?」我說:「我看看。」他們說:「看什麼?回去回去。」國軍進來台中之前,流氓先來「保護」。流氓是最快倒戈的,他們一般是無業遊民,之前攻教化會館之後,台中開始有人打外省人,就是一些流氓亂來。我曾見他們打一個孕婦,踩她的肚子。

我說:「打倒貪官汙吏,不是打倒外省人。」我有槍,就沖著他們喊:「再打我就開槍了。」他們就不敢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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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和那個巴士司機分手時,和他約定了在一個地方等,要去埔裡也得坐他的車子。

我去炸火藥庫時,看到那些流氓倒戈,就擔心那個司機會不會也倒戈。本來也不認識,也不敢去約定的地方,決定走路去。

我帶著兩個同學,各再拿一支槍和子彈後出發,走到霧峰附近,聽到後面有車子來。就擔心是不是國軍來了?

當時整個台中沒有人,氣氛很肅殺,認為國軍隨時會來。但台中到埔裡,要走一天。我讓他們兩個在路邊蹲下,我去攔車:如果是國軍,我會給打死,你們就快跑;如果不是,我們就可以搭車走了。

我拿槍站在路上攔車,沒想到就是那個司機。他等我很久沒等到我,所以就開走了。他說:「怎麼你沒有來?」我說:「我怕你也叛變。」他說:「媽的!」

 △十八歲的我,憑著年輕和血氣與國軍對抗。《悲情城市》劇照

△十八歲的我,憑著年輕和血氣與國軍對抗。《悲情城市》劇照

十八歲,敢死隊憑著血氣上戰場

我回到埔裡後的第二天也就是三月十九日,二七部隊開會。謝雪紅宣佈,二七部隊改為「臺灣民主聯軍」。有個新聞記者蔡鐵城(五十年代被槍斃)說:「埔裡是臺灣的重慶。」大家聽了很振奮,埔裡是重慶,就是革命的中心啊(就像重慶是抗戰的中心一樣)。大家朝天鳴槍慶祝。

謝雪紅去蘇聯學習過,有軍事知識,她知道埔裡守不住。只有烏牛湳橋這個地方可以守。國民黨的部隊來,一定會經過這個橋,他們如果沖過來,埔裡就守不住了。

謝雪紅想要把部隊帶到霧社去,山裡面可以打遊擊。她去霧社聯絡,霧社的鄉長高聰義說:「我們這裡的人,經過『霧社事件』,死了十之七八;活下來的小孩子長大了,參加高砂義勇隊,又死了三分之二;如果再參加這個,我們就滅族了,所以我們不希望你們來霧社。如果個別人要參加,我不反對。」

只有十幾個人跟著謝雪紅下山。

謝雪紅因為之前聽到我想要帶著埔裡的少數民族去支援高雄,就把這些霧社的少數民族給我帶,我後來跟別人說我們是「突擊隊」,實際上是敢死隊。霧社的少數民族十幾個,埔裡自願參加的人(平埔人)一二十個。

我當時只有十八歲,都不瞭解情況,就是憑著年輕和血氣。

我們在埔裡佔領了能高區署和員警所。國軍那時也進駐到二水、集集、水裡、日月潭,準備進攻埔裡。聽說國民黨要從日月潭攻來,我們打算先發制人,去攻打日月潭。古瑞雲做總指揮,分成三個隊行動,一個隊大概十幾個人。

到了涵碧樓,發現這裡已經空了,國民黨的部隊跑到日月潭的另外一個地方了。我們就往派出所方向走,當時是晚上,剛一上路不久,忽然他們的探照燈照過來,機關槍也掃射過來。我們趕緊臥倒,距離很近,但互相都不知道多少人。

總指揮古瑞雲說:「要馬上攻!」

我說,「情況不清楚,對方火力又那麼強,不能貿然進攻。」

他說:「現在不攻,等到天亮了,他們的援軍來了,我們就死定了。」我有些猶豫,他就說:「你怕死嗎?」我被他一激,就決定攻。

我打出手勢,全體敢死隊員就一起大喊「沖啊」,沖了出去。

沒想到,國軍聽到我們的衝殺聲,竟然落荒而逃。他們也搞不清我們多少人,什麼情況。原來他們也很害怕。這一仗我們俘虜了三個國軍,後來「警備總部」的檔案記載是俘虜了二百人, 這也成了我後來被通緝的罪證。

「你把我當好人還是壞人?」

攻完日月潭,我帶著我的敢死隊連夜趕回埔裡,還來不及休息吃飯,早上七點多,國軍又攻過來了。不管國軍從哪兒來,要進入埔裡,都得通過烏牛湳橋。

當時腦筋很簡單,也沒有真的打過仗,我們就守在那裡。烏牛湳橋前後有兩塊山丘,當時是我帶敢死隊十二人守著靠埔裡鎮的一邊,黃金島帶人守另外一邊。

一直打到下午四點多,忽然有顆子彈從另一側打過來,從我左邊腋下擦過胸部,我只覺得一陣灼熱。我想怎麼子彈從側面來?回頭一看,原來對面的黃金島已經撤退,國民黨的軍隊從三面上來了,我們被他們包圍了,於是就趕緊撤退,身邊只剩下敢死隊的五個人。我們匍匐前進,溜下山去。

我是最後撤退的,我記得很清楚。我躺在那裡都被打了一槍。我們回到武德殿,發現沒有人了,謝雪紅他們都不見了。

我才知道他們撤退了去小梅基地,有條去東勢的山路可以走,但我不是台中人,不知道怎麼走。我的隊員、霧社的少數民族說:「我們回霧社吧。」

我腋下被打了一槍,受了傷,先在埔裡看醫生。那個醫生給我敷藥,手直抖。我給他錢,他也不要。他說:「我是醫生,不管好人壞人我都救。」我還想逗他,問他:「那你把我當好人還是壞人?」

後來到霧社,有個張新漢醫生繼續幫我治療,他本來是基隆人,得了肺結核,來霧社養病,因為這裡空氣好,鄉長就讓他當衛生所所長。白色恐怖時他也被捕了,在監獄裡我們正好同一個房間。我問:「你為什麼進來?」他還不好意思講,原來是因為給我治療,但他沒有被判罪。

打了敗仗,賽德克人要自殺

快到霧社的時候,路邊有片林子,我們之中的一個人,是霧社的賽德克人,拐了進去,我以為他要小便,我也去,結果看見他在林子裡,槍抵著下巴,要自殺。我說:「你幹什麼?」他說:「打了敗仗,沒臉見人。」我說:「我們也不是故意打輸的。」

到了霧社,我們找到鄉長高聰義。高是布農人,有個日本名字叫加藤,是日據時代日本人的養子,算是我農學院的學長(他念書的時候,還叫臺灣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學校,我念書時,改為台中農林專門學校,光復後才改為省立農學院)。

戰爭時,高聰義參加高砂義勇隊,被派到菲律賓小島上,在那兒居然語言差不多通,他覺得很奇怪(後來才知道,少數民族和菲律賓土著都是南島語族的人)。我帶著農學院的兩個同學,躲在高聰義家,從他那兒才知道謝雪紅曾經來找過他,和他講想撤退到霧社打遊擊的事。霧社的副鄉長是個平地人,叫劉錦焜,想在山上做生意,高聰義不允許,他一直懷恨,現在正好有機會了。

我們那時每天喝酒,「二二八」怎麼打也都講,他都聽到了,就去告密,說高聰義通匪,窩藏我們。國軍來抓人,我就換下空軍軍服,逃離霧社,打算回台中去。

走到霧峰時,肚子餓得不得了,看見小吃店,聞著真香。我身上只有一碗面的錢,想,算了,把它吃掉。

人一輩子,很可能會不小心無意做了壞事。比如我走的時候,槍彈來不及處理,藏在高聰義家的屋樑上,後來國軍搜出來,給他惹了不少麻煩,那是無心做的壞事。

也有明明知道不對,還要做,就成一輩子心病。在霧峰這個面店,一碗面眼看要吃完了,肚子還很餓,我就把腋下的毛拔幾根,放進去,叫老闆來看:「怎麼這樣,這麼髒?」老闆說:「對不起,對不起,再換一碗。」這是明明知道不對,還是做了。這一碗面想起來內疚,一直記到現在。

我第二次坐牢出來,有個日本朋友來,她要去霧社找高聰義,我說:「你問他認識陳明忠吧?」晚上高就打電話來了。後來我們見面喝酒,他就說:「媽的!你走的時候槍藏到天花板上也不告訴我!」我說:「對不起,太匆忙,來不及啦。」後來他為此受到情治人員的監視和騷擾。

(本文經合作夥伴觀察者網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 〈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我經歷的二二八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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