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介紹台灣,就必須先從台北捷運的廣播說起

【我們為什麼選這本書:《心悅台灣》】

一起聽一位夢想是「退休後要久居台灣」的日本人,談他認識的台灣價值——比如說,從捷運廣播開始認識台灣,這肯定是台灣人自己沒想過的切角吧?(責任編輯:鄒家彥)

文/四方田犬彥

若要介紹台灣,就必須先從台北捷運的廣播說起。

台灣人從小接觸多種語言,會在不同場合使用不同語種

台北捷運在廣播站名時會以不同的語言重複四次。以「永春」為例,會以「Yonchun」、「Yinchun」、「Yentsun」、「Yonchun Station」的順序廣播,依序是國語(北京話)、台語(閩南語)、客語、英語。若在鄉下搭公車,最後廣播的有時不是英語,而是當地原住民的語言。

在台灣二千三百二十三萬人口(二○一一年調查)當中,南島語族的原住民人口約占二%、也就是五十一萬人(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增訂本)》,濱島敦俊、石川豪等譯,平凡社,二○一三)。

若依一般的分類法,他們是由已經漢化的平埔族十族及政府認定的高山族十六族所構成,擁有各自的語言、信仰及習俗。南島語族以太平洋及印度洋全域為居住範圍,西邊以馬達加斯加島為界,中間有印尼、菲律賓,東邊則達夏威夷島、復活節島、紐西蘭。有些學者認為台灣是南島語族的發祥地,但還未能成為定論。

台灣現在已經不用「先住民」這個詞了,因為「先」這個字有強烈的「已經滅絕」的詞義,因此在一九九四年第三次修憲時,正式將他們稱為「台灣原住民」。不管如何, 在交通廣播用語和行政當局的立場是:在台灣使用的所有語言都是平等的。

我居住的公寓由一個老人和年輕女性負責打掃,一開始他們就自豪地向我表示自己是阿美族人。老人頗能說日語,但不甚流暢。老人告訴我,小時候他家附近有一個日本人,在戰後確定要回日本時,那日本人在海邊擁抱他,向他道別。老人還說,台灣的棒球是很強的,當然日本也很強啦。

幾乎沒有例外地,台灣人從小就接觸多種語言,會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語種。在這個比日本九州還小的島嶼上,至少有十七種語言並存交雜。

全世界只有台灣,仍舊保持漢字原樣繼續使用

對於信奉單一語言幻想的日本人與韓國人而言,這種複雜的語言環境是無法想像的,但台灣人就生活其中。 台灣人對於自己該選擇用哪種語言說話,與自己的出身背景、歷史及意識形態有關,不過他們也習於像雜耍遊戲般地操弄數種語言。

例如,一九九○年代以降的搖滾樂,就流行將客家語和原住民語放進歌詞裡,作家宋澤萊則將相同內容的小說用台語和國語各寫一遍,而在楊德昌的電影《獨立時代》(在日本發行時的名稱是《エドワード‧ヤンの恋愛時代》)裡,就有一場是一對男女在搭計程車時同時以中文和台語進行漫長的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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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話題拉回站名的廣播,雖然同一個地名在不同語種裡有不同的發音,但是寫成漢字的表現方法只有一種,所以在標示上不會有繁雜的問題。只要能寫出正確的漢字,任何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文化傳統來發音。

台灣社會是由複數文化和語言形成的這個概念,已是現在台灣人的基本認知。 台灣政治體制對於文字的理念是:漢字絕對不可以簡化,即使是複雜難寫的文字,也必須正確寫出。

全世界現在只有香港和台灣仍然保存漢字原樣,繼續使用著。 越南已禁用漢字;韓國則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將漢字推至教育體制邊緣;日本在美軍占領下推行漢字簡化運動;中國原本以廢除漢字為最終目標,但中途受挫而改推漢字簡化。因此,台灣在文化史上是極具意義的。

我在台灣的大學裡學到的基本知識:中國和大陸是不同的

我在台灣的大學裡學到了一個基本知識,那就是在課堂上對於中國的稱呼。眾所周知,蔣介石率領的中國國民黨敗給中國共產黨的人民解放軍之後,在一九四九年逃到台灣。台灣從此受到「中華民國」的統治,而中國大陸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雙方自彼時反目到現在。

在台灣內部,有一派人主張台灣獨立,欲取得世界的承認,也有一派人積極尋求與中國統一。如果你是以「台灣」、「大陸」來稱呼,就會被視為統一派;而如果你以「台灣」、「中國」來稱呼,表示你承認兩地各為一國,強調台灣具有不同於中國的獨立性。

在日本人看來或許是瑣碎的事,但對台灣人卻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牽涉到自己對政治及文化認同的立場。即使是細微的用語差異,也會成為這個人所依歸、所自我認同的佐證,必須加以留意。一位教授如此告訴我: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也不是它的附庸國。台灣吸收了中國和日本的文化,不偏向任何一方,汲取島內各種文化的多樣性而形成獨特的社會形態。

台灣雖然與美國、日本、中國沒有正式邦交,也無法在聯合國取得席位,但沒有人可以動搖台灣在文化上的自我認同。台灣是真實存在的。」

我以電影史研究者的身分進行演講及授課的主題有:日本紀錄片在三一一大地震之後的變化、與李香蘭有關的性別(Gender)問題、日本電影裡的沖繩表象、滿洲國「啟民電影」(宣傳片)分析等。

聽眾為一般學生、研究者、教授等,他們都很認真地回應我的談論。尤其是我到一九九九年大地震受災嚴重的台灣中部幾所大學演講時,我們針對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及核災相關拍攝行為的道德標準問題,進行了誠懇深刻的交流討論。

在授課和演講的空檔,我常到台北電影資料館觀賞館方收藏的台語電影。這不是國民黨政權以中文製作的大型反共電影,而是運用台灣民間資金拍攝的小規模電影、是以台語製作的 B 級娛樂電影。就我所知,除了台灣人之外,關心這個議題的只有一位摩洛哥的女性研究者。

此次並非我第一次來台灣。其實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只要有機會我就往台北跑。但不知為何,每次的訪問行程總是來去匆匆。就我造訪全世界都市的次數而言,排在巴黎、首爾、香港、紐約之後的,應該就是台北了。

但每次造訪的幾天都住在飯店,訪問目的是參加學會發表或訪問電影導演拍攝的新片,根本沒有時間以某一處為據點,用較長的時間與人們接觸,或者參加民間宗教巡禮活動。我一直被這個不充足的感受困擾著。就這一點而言,我在韓國的時候,相對地幸運多了。我無法創造一個能夠跨越電影評論這個狹窄領域、直接面對台灣文化的機會。

在我滿六十歲時,我下了一個決心,並且實踐了。我辭去日本多年的大學工作,打算專心從事寫作。當此事實現後,我馬上想到的,便是長期居留台灣。我已經從無聊的授課和教授會議中解放出來,開始走向實踐多年來的夢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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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摘錄自《心悅台灣》,由合作夥伴聯經文庫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輯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 海爾渥 / Hairworm,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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