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政府為何扶植新創不力?民進黨立委余宛如:關鍵在錯誤的 KPI、文官體系怕犯錯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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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立委余宛如在立法院這個會期剛開始時,就因為提案修法,要讓立法委員可以帶三歲以下的小孩進議場,而引起高度關注。除了性別議題,余宛如身上還有很多種「標籤」,不只倡議「公平貿易」與「企業社會責任」,她本身就是公平貿易企業的創業家,而創業家的身份,也讓她成為「創業圈」在國會的代表。

在這資訊社會時代,互聯網、互聯網+、物聯網、數位經濟、共享經濟…… 等名詞甚囂塵上,許多人期待這是台灣經濟再次翻身的機會,余宛如以「世代」的角度切入,「我們這個世代,跟上一代的觀念落差很大」、「新世代是軟實力的時代」,她更直指政府面對產業的態度以及端出的法規,不能再用「過去時代的想法」。

像是《公司法》中的大公司體制,像是董事會,這適合新創企業嗎?

而且,很多新創公司都是遊走法律邊緣,那我們要怎麼提供容錯和試驗的空間?這是文化問題!

  • 創業圈代言人:申請創業補助程序,不能淪為作文比賽

作為立法院內少數幾位創業圈的代表,余宛如從民間走進國會,仍持續拜訪青年創業人士,「一定要跟第一線的人接觸,因為他們知道最真實的困難在哪」,最近接觸的單位包括:瘦身社群 iFit、直播平台 livehouse.in、創業家學校 ALPHA camp 等。新創圈的重要活動,余宛如也出席,例如台灣虛擬及擴增實境產業協會(TAVAR)最近的成立大會、之初創投(AppWorks)的demo day、以及TXA創新俱樂部的投資媒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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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台北之外,余宛如之前也經由台中市長林佳龍的協助,到台中了解當地創業青年遇到的問題。

光明頂的創辦人洪大倫就提到,新創團隊申請政府補助的程序,經常淪為「作文大賽」。

余宛如說,當她回到台北後,就召集相關部會討論,並提出要求:

1、簡化審查流程

2、避免申請計畫書淪為作文比賽

3、審查委員要一定比例具有創業經驗

4、鼓勵業者提升,往文創化、數位化與綠色化等方向發展

5、盡量多給小的創業團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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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宛如之所以如此重視創業,背後的原因是為了改善「這個對年輕人不公平的社會」,而且創業也是這個時代必要的作為。

她認為,現在的社會資源和政府資源,多還是留在大的產業、法規也停留在過去的觀念,同時,在工業 4.0 的時代,製造業尋找廉價資源的思維已經沒辦法應付世界的變化,「中國現在也想要收購德國的工業 4.0 企業,因為製造業者都知道,已經沒辦法找到更廉價的土地、勞力和水電了,所以必須往上升級。」

在她心中,「創業」的定義是:

不是說賺了多少錢,而是你可以告訴我,你失敗了多少次,但你依然為自己的 vision 繼續往前。

  • 政府扶植新創有解?首先要改變文官體系的態度

成為立委之後,余宛如更深刻的理解到為何政府總是「扶植新創不力」。

首先,她以金管會為例,提到文官體系對於 Fintech 的創新扶植不足,著重在保護既有的金融產業,不讓他們受到威脅,保守心態也讓他們沒有動機去做,「但是短視近利,反而傷害到我們長期的健全發展。」

我們就只好在質詢台上給主委壓力,然後再找主事的官員來辦公室開會,就跟他們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讓他們懂。

從台灣長期利基的角度看,我們應該發揮台灣既有的科技優勢,善用民間豐沛的創新力量,如此的戰略高度,才能帶領台灣走出悶經濟的困境。

而且,即使政府的確執行很多創新創業的政策,但余宛如認為,因為文官體系的運作邏輯是,「沒人願意負責、沒人願意犯錯、很怕被說是圖利別人」、「還有,光是文書和稽核的工作,就把大家壓死了。」她引用蔡英文之前在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年會(TiEA)年會上的說法,「破除文官想做事又怕犯錯的無力感,建立一個勇於任事,不會輕易放棄的文化,讓產業有更多創新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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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天下雜誌

再來,是 KPI 的問題。余宛如舉例,保守估計政府過去總共投入 33 億、補助了全台灣 130 間育成中心,「但 KPI 是什麼?報名人數有滿就好了嗎?」她接著舉出一個具體案例:

有單位拿了政府補助之後,被審計部要求做 20 幾頁的報告,向政府說明,「你孵化的新創團隊中,成功了幾個?」但因為審計部不懂創業,所以就只能提出這種標準。

  • 改善創業生態,要改變文化、教育投資人、讓社會重視創業

但除了政府內部的革新,余宛如認為,要改善創業生態,不管是人才、資金或法規問題,最重要的還是整個社會的文化改革。

台灣要講創業生態系,前提要有鼓勵創新、重視人才的文化。

主張放寬外籍白領人士來台限制的余宛如解釋,真正的問題是,「到底新時代的社會和經濟,需要怎樣的人才?這不單純只是讓外籍白領或外國創業家來台灣而已。」

但由於台灣年輕世代長期面臨低薪的困境,這樣的主張讓余宛如成為網友批評的目標,在一旁的助理提到,「PTT 上有個 ID,不管文章內容有沒有直接的關連,就會推文說余宛如是外籍低薪白領勞工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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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金方面,余宛如認為投資人也要被教育,「要讓他們理解新創企業的價值是如何產生的」,但台灣過去都在投資製造業,相較於矽谷天使投資人的功能,「除了投資,他們的 connection 也很重要,但台灣過去的 connection 並不在這些產業。中國甚至有專門訓練天使投資人的課程。」

同時,余宛如認為台灣需要更多元的籌資和融資方法,「台灣雖然有創櫃板,讓資本額一千萬的企業能上去籌資,但股份仍然不能在公開市場上交易。」

對於「創業」議題來說,法規、人才、資金都是問題,但余宛如也提到,更困難的事情是,「新創圈給人的感覺,就是一個小圈圈,我今天即使被罵,也沒有人會關注我為什麼被罵。」

如果新創圈有更多的聲音,相信可以引起更多有意義的討論。

不只社會資源集中在舊的產業,余宛如說,多數主流媒體也較不關心新創事業,她能做的就是在立法院內,多跟記者溝通,甚至介紹新創團隊給記者。

  • 要批評「亞洲矽谷」、「新南向政策」的人,就儘管來吧

台灣創新創業過去在政府眼中總是爹不疼娘不愛,或部分政務官即使有心、執行成效卻有限,這種窘境,隨著民進黨在競選期間拋出「亞洲矽谷」和「新南向政策」等議題,似乎出現一絲曙光。

然而,新政府雖然將數位產業或扶植創新擺到優先順位,但「亞洲矽谷」一事仍然遭到質疑——新政府到底能否放下「硬體/園區優先」的思維、能不能擺脫(無效)KPI 的枷鎖、網路基礎建設是否準備妥當、最重要的人才從哪來……

又或是「新南向政策」的具體實踐方式為何?東南亞是個語言、文化、族群異質性極高的地區,如何能用單一政策囊括?台灣現有超過 50 萬的新移民,在此政策中的角色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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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執政黨的立委,余宛如樂見這些批評的出現,「這都是很好的參與,政府拋出構想,釋出善意,接下來就是看怎麼跟新創產業結合。」但余宛如也為新政府抱屈,「在 520 之前,長達四個月的交接期很難熬。」

從執政團隊成形到順利運作,至少需要三個月的時間但交接期間主政者擺爛,準執政團隊無法介入。

但余宛如也說,她完全理解,政黨輪替後,整個社會都抱有相當高的期待,希望能趕快看到改變。

除了樂見各界提出的批評,余宛如也強調自己贊同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我們過去就是親美、親中或親日,但其實在地理位置和全球佈局上,更應該跟鄰居交流。」

東南亞市場之所以重要,她認為一個重要的指標是:「在整個大亞洲區,東協的中產階級消費水準正在快速提升。」

事實上,台灣已經有許多企業過去了,包含新創團隊。

余宛如接著解釋台灣在此政策上的優勢,「像是 Made in Taiwan 在東南亞還是很有市場地位,或者他們對台灣的印象,就是一個還不錯的民主國家」,在文化連結上,余宛如認為,除了台灣有為數不少的外配、新移民第二代,在東南亞也有許多客家人、講中文的華人、或是已經在那經營很久的台商。

這個政策,其實就是繼往開來,把過去的關係收攏,同時再發展出新的關係。

  • 七人團隊,要服務「興趣廣泛」的老闆

創業在台灣長期是弱勢議題,余宛如又直接背負著許多創業者的期待,再加上因為自己「興趣廣泛」,讓僅僅 7 人的辦公室天天都很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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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宛如辦公室的 7 位助理,一位負責行政、一位負責選民服務、五位負責法案,助理的背景也非常不同,除了前國會助理、或來自民進黨青年部等傳統政治部門,也有原本在科技媒體《數位時代》工作的年輕人。

另外,我這個會期在財政委員會,需要有這種專長的人幫我整理相關資訊,我透過朋友找到一個很資深的媒體人,聊過之後覺得想法契合,就請他加入團隊。

但問到這會期至今的「具體成績」,余宛如說,她提的所有案子都還沒三讀通過。

她解釋,「這應該算常態。因為一個會期,每個委員會平均有 100 多個法案要處理,但我們審查一個法案就要花掉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還要加上質詢和考察的時間。」

余宛如說,團隊已經很努力,但在第一個會期就通過的法案,通常是重大法案,例如《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課綱微調案或《集會遊行法》

爭議越大的法案,反而越有機會被提出甚至通過,像是我在會期初提的在議場帶小孩,雖然引起很大的爭議,但贊成的人也很多,所以其他立委在一兩個月內提出相關提案,最後總共有 20 幾個相關案子。

這樣的經驗,讓余宛如感受到,「關心新創議題的人,在整個社會中依然只是一小部分,所以要首要工作,還是要讓關心新創的聲音能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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