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當選後台灣民主社會的共同挑戰:跟中國直球對決!

【2017/08/31 更新】昨晚世大運閉幕式上,柯文哲的致詞 點燃了台灣人的熱情,讓許多人高呼「柯文哲選總統」,而柯文哲的致詞也再次證實了柯文哲擊敗藍綠的因素,就在這份創新。

不過回顧 2014 年的時候柯文哲的勝選之路,以及當時所面對的挑戰,其實有著相似的軌跡。如果柯文哲選上台灣可能會面臨什麼問題?而藍綠又該如何和柯文哲競爭?一起來看看精彩的分析吧。

柯文哲臉書

BO 導讀:本文作者林正修為海西諮詢顧問公司負責人,前台北市民政局長。本文摘要版發表於今日(9 日)金融時報中文網。

作者在本文探討一個問題:柯文哲為何得以以素人之姿,一舉推翻國民黨在台北市幾乎永不敗的「天龍國」優勢?柯文哲的勝選,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又帶來什麼樣的歷史契機?

從台北市在黨國歷史中的特殊性分析,作者以大歷史的角度拆解 2014 選舉結果,藍、綠對決長年來鎖住台灣民主政治的正常發展,但國民黨這次敗選後,再也難以中國作為威脅選民的理由,同時間,民進黨也無法再以國民黨作為自己不思長進的藉口。

中國當局必須理解,當台灣島內的藍、綠對決結構被拆解,台灣的選民們,將得以、也必須自己面對中國崛起的國際現實,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也需要由更具成熟民主經驗的公民們撐起,更全面性的面對環境、性別、弱勢、科技創新等更具社會核心價值的議題上。

選舉的勝負有許多偶然的因素,包含當下選區以外與國際的變數。改制直轄市之後的台北,從 1994 年至今,共歷經六次市長選舉。每次參選陣營的不同,20 年來人口的年齡結構也有巨大的改變,但如果把這六次投票以不同深淺的藍綠支持度來判讀分析,卻會發現空間單元之間相對的政治屬性還是出奇的穩定,綠山藍水是基本盤勢,每次選舉只是重新設定海拔線的漲落。

選舉是多數決,但落在台北這樣長期藍綠對抗的政治地景中,誰能勝出基本上是由中間的 30% 選民來決定。也就是說,越心靈越自由,投票越搖擺的選民比光譜的兩邊堅定支持者擁有更多的決定權,傾向已定的族群只能用缺席表達對自己陣營候選人的抗議。選舉是諸多複雜的因素交互作用,選民最後會如何決定,改用一句柯文哲辯論的台詞來說:「當(投票)門簾拉上時,我做什麼只有上帝知道。」

柯文哲讓台灣政治跨過歷史的門檻

柯文哲競選主軸是「選擇」,他多次說這個選擇要讓大家走出歷史的糾結,這場選舉就是要推倒一堵心中的高牆。他說「這堵牆隔在他和父親之間,讓各自摸索歷史」,他還說「這堵牆…折磨著我們的親情、愛情與友情」。柯的撰稿人把牆的意象說得很真切感人,但牆的定義卻一再游移滑動,且與事實出入不小。

如果說這堵牆是藍綠不同的歷史認識,事實上墨綠的柯文哲與柯爸爸的歷史觀及台灣意識十分貼近,父子倆都在牆的同一邊。如果柯文哲所說的牆,是折磨著台灣的藍綠對抗。那這堵牆並不會因為柯的勝選而消彌。因為壓力的根源不在台灣,而在對岸與國際架構。台灣藍綠的民意對立,某個意義來說,是台灣在中美之間保持現狀的必要構造,正如同危邦以色列的高額軍事開支一樣難以避免。

但柯文哲的確推倒了一堵牆。

他結合了網路的力量,重新定義這場選戰。 他用一個更包容的共同體(即使是想像的)來拆解對手的族群激化。他在國民黨現代性論述的主場城市 – 台北,以懸殊的差距擊敗藍營的單一對手。因為台北選戰的激化,導致綠營在全台大勝,不只六都得五,連地方議員的得票都首次超過藍軍。評者說這是國民黨自 1949 以來最大的挫敗。台北 2014 年選舉,讓台灣政治跨過了一個歷史性門檻,推動了政治板塊不可逆的挪移。即便往後台北市長還會在藍綠間反覆,但這場選戰本身就是一個里程碑。

台北成為了天龍國,也是藍綠最激烈對抗的戰場

作為台灣的首要城市,台北在各種國際首都的評比中居於中前段,有些項目甚至還名列前茅,其實這些評比失真的可能性很大。台北的面積只占台灣的 1/132,大小如上海的寶山區一般,台北的 260 萬人口只有韓國首爾的 1/4,約與北京市朝陽區相當。真實的北台都會圈至少有 750 萬人,但藍綠兩黨歷來各懷心思,抗拒首都圈整併,其結果就是戰後台北的人口組成與台灣有著極大的落差。

台北的外省籍人口比例是台灣 3 倍,除了國家雇員多,企業主與大台商也多。收入高的另一面是人命值錢,台北人平均餘命比東部的台東縣多 8 年多。但台北以外的台灣都稱此城為「天龍國」,意指台北人總是高高在上,自以為是,從不了解台灣底層的民瘼。

而台北市長是個奇怪的政治職位,市長的法定職權與政治能量完全不像對稱,台北市幾乎沒有多少市有土地可用,雖然台北市的財政規模約占中央預算的 1/10,卻還背負了將近四兆的未徵收用地的隱形債務。

1997 年廢台灣省之後,台北就成為台灣的政治高地,歷任民選總統皆從此出。用對岸的話語來理解,台北市長做著類似區長的業務,卻有著政治局常委的發言權。 而台北特殊人口結構與兩岸連帶,對綠營來說是困難的仰攻,對藍營而言則是輕鬆地坐守。 兩軍相持的地帶間,有座無形的高牆,以強勢國語、文化資本及社經優勢壓制著綠營。即使從蔣經國開始推動了三十多年的本土化,台北這堵牆仍然綠營參選人的天花板。

1994 年市長選舉,藍營分裂,陳水扁以四成的得票勝出,開啟了都市政治的時代。他要求公務員為民眾奉茶廣受好評,這個創新的源頭在於地方選舉的服務處,果然後來他當總統真果把官署當成服務處來經營,但在第一任市長時,由於台北敵意的媒體與議會,陳水扁謹慎自持,操守的問題並不凸顯,民意支持度高居不下。但陳水扁努力地營造有別於本土訴求的都市性(urbanism)來討好市民,卻沒有在政治路線與文化品味上說服台北人。

當年第二高票的趙少康轉行做媒體,他的政論節目是收視收聽率的常勝軍。相較之下,綠營經營的媒體則遜色許多,不少中南部的地下電台一邊批評國民黨,一邊賣著傷腎的偽藥戕害綠營的年長支持者。話語權仍在落選者的族群手中,台北市民雖然驚艷於民選市長帶來的清新,卻仍然陳水扁的「土性」有所保留。

1998 年,馬英九挑戰現任的陳水扁,在最後選情危急時,陳水扁脫口說出不要讓台北變成「中國城」,結果激化省籍的人敗選。陳水扁和他的幕僚對此耿耿於懷,歸諸於台北的省籍結構。其實陳水扁雖然擁有城市的治理權,卻沒有文化的領導權。

他把台北歷史的複雜性簡化為族群政治,在他的現代性想像大概就是歐美的城市美化運動的翻版,其人對城市多樣性的理解也止於表面。而他的對手馬英九卻在李登輝的加持之下,以新台灣人自我包裝。馬英九繞到綠營的本盤,提出老區活化,翻轉軸線的都市論述。 這場選戰陳水扁不是只敗於省籍,而是打不穿藍營的現代性高牆

馬英九治理台北的八年(1998~2006)並未給台北帶來結構性的改變,但馬強調的資源回收,網路新都,弱勢人權等議題,卻與全球都市的現代性論述基本合拍。台北市民這群扭曲的「選民」,對他們城市的治理者有著奇怪的要求,他們希望自己的市長要英語流利,國語標準,要會做事也能表演。而馬英九留洋的背景,清廉的作風與對新型媒體的熟悉,貌似天生就是這座城市的主人,而馬英九也的確是藍營現代性論述的頂峰人物。

其後 2006 及 2010 年,民進黨派出前後任的閣揆與黨首,皆敗於平庸的藍營候選人郝龍斌。民進黨的候選人不是沒有開創性的政見,例如提出松山機場搬遷的跨域構想。但就結果來說,台北人還是嫌他們「太土了」,而且這種偏見是與兩岸關係相連結。本土的訴求已經足以讓民進黨在中南部長期執政,但面對有超過百萬的經濟選民常住對岸,綠營仍然一籌莫展,台北阻隔綠營的高牆仍然不動如山。

該怎麼樣「選舉」,變成藍綠兩黨重要的競逐目標

大約在 80 年代末期,台灣的選舉逐漸演化出一個產業鏈。基本上是以美國為師,但隨著不同專業投入,結合台灣的經驗,也生產出許多在地的知識與選舉技法。

1994 年之後的直轄市長選舉,電視辯論讓候選人的扮相口條變得十分重要,而選前催票的精美電視廣告更是決勝的關鍵。只是選民一般不會察覺,這些廣告背後是天價的托播費用,國民黨的黨產結合廣告術,讓馬金(馬英九 + 金溥聰)在電子媒體的時代中無往不利。而綠營的戰術也在平行進化,民進黨人在總結 1997 年地方選舉的大勝,用了一個傳神的比喻。一位資深的黨工說「勝選無他,就是科學(精準的民調)+ 民主(開放公平的黨內競爭)。彷彿是五四精神對民進黨的附體。

選舉技巧是政黨現代性的戰術性表現,在上個世紀末網路尚未席捲一切傳媒之前,綠軍雖然在地方執政上有明顯的成績,但藍營仍佔有傳統的組織優勢及現代性論述的話語權。然後在世紀之交,陳水扁在藍營分裂的情況中當選總統,兩岸關係的僵持,使得藍營對扁的批判又加上了鎖國的向度,也就是把兩岸關係等同於對世界開放,藍營的現代性論述中,第一次明確地加入了中國因素。

2008 年馬英九總統選舉大勝,這個對兩岸關係有著高敏感度地首都,台北拿了超過 100 萬(63.03%)的選票,這個空前的紀錄表達了台北人對馬英九毫無保留的厚望,但馬執政的成績卻讓支持者浩歎再三。2008 年金融風暴東西力量的對比重新洗牌,東亞傳統接單-代工的積累模式也難以為繼。也正是這一年,社群媒體 FB, twitter 等被引入台灣,網路社群去中心化的特質將逆轉藍綠的媒體優勢。

馬英九上任的第二年八月(09 年),台灣發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災,網民一邊監督政府救災,一邊發起自救。每 10 分鐘就更新一次的救災網媒,完勝半日才回報一次的官僚體系。最後民怨沸起,內閣陣亡,馬犧牲了他最聰明實幹的盟友卻仍然無法理解自己的落後。

以葛蘭西的經典分析,政治領導權的現代性有三個要素,分別是道德的高位、對未來世界的想像力與調動政治力量的敏感度。雖然馬個人不貪墨在國民黨中已屬難能可貴,但馬的歷次大選難道不是受到國民黨產的挹注,而黨產難道不是影響政黨公平競爭的不義之財嗎?馬式清廉是一種原子化的自我表述,只要居上位者不貪,就可以對結構性的邪惡視而不見。這種道德優勢在馬的親信重臣接連爆發貪汙後應聲破產。

2012 年馬英九雖然得到北京與華盛頓的雙重背書,但與民進黨蔡英文的差距不過 80 萬。此時馬英九和他的密友們還是對自己現代性的領先信心滿滿。他對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化的全球趨勢沒有深刻體悟,大幅降低富人稅,逆向放縱惡性資本回流。像簽署和平協議等頭等大事,馬英九根本缺乏深謀遠慮,讓一向只懂民調的密友插手與中美兩大國的對話。結果當然是兩岸破局,馬決心在第二任向美國交心輸誠,其人在對岸的評價也只會更差。

民眾對領導人「洋性」偏好的心態,其實在許多去殖未竟的發展中國家還相當普遍。這個判斷有一定的經驗基礎,因為選民相信多一些國外的經驗,或許能少一些本地政治的習弊。但在日韓台的政治競逐中,英文流利與扮相好往往會被選民過度高估,從而低估其人在知識與經歷上的缺漏。

馬及藍營的許多留洋政治菁英,從全球的政治光譜來看,無疑是謹小慎微的保守派。因為冷戰與父兄的反共思想傳承,上世紀全球 60 年代以來的思想解放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他們基本絕緣,他們對普世價值少有嚴肅的追問,所以也不會產生堅實的信仰。美國的民主有著十字軍的文化根源,藍營高層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卻很難看到新教徒式心靈內在的緊張與自我拷問。一句話,他們的心智狀態是一種片面的現代性,或者說「半現代性」。

從南京到台北,國民黨人既不夠洋也不夠土。但實際上,他們既不真心信仰抽象的普世價值,也無能從具體出發,解決本土的問題。 歐美常說民族主義是惡棍的遮羞布,但對從南京逃到台灣的國民黨及追隨者來說,民族情懷是他們忘卻內戰失利的止痛劑。藍營之中最優秀的心靈,曾在一本兩岸廣為流傳的書中直陳,說她自己以「失敗者的後代為榮」。這種修辭對中國現況不滿的心靈極具感染力,卻無法解釋歷史。就如同後代士人對著靖康之後的文物衣冠思古憑弔,卻不肯直視北宋體制的根本缺陷。

正如 A. Giddens 所言,其實全球都還在激烈現代性的探索進程中。現代化可以是許多具體的行動方案,其中還有不少歐美中心主義的弊害。但對於非歐美的知識份子來說,現代性則是一種深層內在的焦慮,這種擔心落後的焦慮使得行動者會在全球的潮流中,努力找到本土的解方。所以任何知識系統的創新都有原來文化的根源,外來的理念必須著土才能生根結果。現代性無法長期片面發展,而是如同文藝復興一般,一有全有。但內在恆久的焦慮是政治創建的必要心智狀態,台灣藍營的掌權者,時時忌憚自己的省籍少數,擔心大國對自己的支持不再,唯獨對社會未來性的探索半心半意,這是藍營注定衰敗的根源。

1985 白衫軍,用公民力量打趴不思長進的民進黨

2013 年 7 月,一個即將退伍的義務役士官洪仲丘受凌虐休克致死,之後軍方百般推託遮掩真相,引起極大民憤。39 個近半不認識的網民發起名為 1985 的大型抗議。他們以白衫為記,悼念在國家暴力下犧牲的公民。我在一片白衫如海的集會現場,看到參與者年輕平和,比起十年前倒扁的紅衫軍至少年輕十歲(所以兩個群體約差 20 歲),且大多以國語(普通話)交談。當「你敢有聽到咱的歌?」的主題曲響起,現場的年輕人為之淚下。這首歌是由一位醫生在工作之餘改編悲慘世界的主題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台語發音,英語及中文並用,而運動爆發的前一年,好萊塢把經典舞台劇復刻成電影在全球上映。

當天的集會原本是為要仲丘送行,但此曲在我聽來,卻覺得像是國民黨現代性霸權的輓歌。

長久以來,台語的抗議歌曲雖然感情飽滿,卻仍然被框限在政治光譜的本土一端。對台灣大多數年輕人來說,英語最高尚,咬字清晰的國語次之,台語客語及其他方言雖然好聽,卻很難表達公共的訴求,更少有世界性連結。

這樣的語言階層秩序正是長期少數統治將霸權自然化的結果,但選舉動員與文化啟蒙翻轉了這個順序。在這個運動中,歌詞直陳不願做奴隸的心聲切中國家在暗處施暴的要害,歌曲把台語和英文並列,直接連結 1789 大革命的普世心聲。就在一剎那,長久以來標準國語與現代性的鍊結崩然斷裂。 一旦藍營語言的假性優位被拆除,剩下就是老年人的憂怒與馬式的乾枯言辭。

後來在太陽花的論壇裡談起白衫軍運動,我問起民眾,有沒有人知道「三大紀律, 八項注意」,中有條「不能打人罵人」?現場只有一位陸生害羞地舉起手。一般台灣人的確沒有機會了解這些紅軍早期的守則,但國民黨若曾認真反省過他們為何丟失大陸,就不該忘記國民黨軍的階級等差與虐兵習性,是讓許多農民子弟倒戈相向重要原因。

70 多年過去了,台灣軍隊的基層幹部中,早就已經是本省籍居多,但國民黨軍隊中軍官地主的習氣依然存在。藍營的檯面人物大多都服過兵役,都不會覺得問題嚴重,因為在學歷與黨國庇蔭下,他們仍然有濃重的「地主軍官」心態,只要人不是自己殺的,軍隊的黑暗面就不和己身有關。台灣軍方的主導思維離 1949 年來台的國軍不遠,但台灣已經不是庶民可欺的社會。

2013 年的白衫軍是一種新型的社會運動,去中心的網路動員與反權威運動表達,把不思長進的民進黨晾在一邊,以公民直接對決國家。 來年的太陽花學運就是在這個脈絡下,更進一步地阻擊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台灣本是一個依賴進出口的經濟體,不可能一味反對開放與貿易。但太陽花的訴求在於反對黑箱立法與國共密謀,台灣社會對遊走兩岸的掮客與豪族更是深惡痛絕。太陽花運動已經證明了這些善用網路的年輕人,在數量、速度與心智能力都超過了當權者。但要這些「成人們」承認自己已經處於被包圍的狀態下何其之難!

從 14 年 4 月開始,馬金政權就像坐待清軍入關的明廷,滿朝文武盡稱軍情緊急,但黨機器仍舊照著老路數提名與應戰。情勢糜爛若此,一切只等一個素人主角登場,呼應網民大軍推倒高牆。而民進黨的高明之處,在於隱身於幕後,避免藍綠對決,讓柯 P 成為全台焦點。而在首都之外,民進黨則是用正規軍,橫掃國民黨的地方派系。

柯 P 的參選嚇壞所有政治老手,連貼上台獨標籤他都不怕

柯文哲是一個說普通話有台語腔,三句不離葉克膜(ECMO)外科醫生,一個九個月前還沒有想要選舉的政治素人,一個自稱智商 157 卻口不擇言的台灣「土豪」(劉仲敬形容柯的用語)。相較於傳統民進黨人的前現代氣質,柯的出場與演出只能用後現代的況味來形容。

此君被診斷證實是亞斯伯格症的患者,其特徵是社交困難,但對特定事物會顯出強烈的興趣。他說自己與對手之間的差別不在藍綠,而在智力,媒體問他若當選市長是否考慮以後選總統,他回曰:「鳳凰不吃死老鼠」,讓暗中為他助選的蔡英文咬牙忍恨。

他時常出言無狀,說不當婦科醫生是不想在女人的兩腿之間討生活。被婦運團體批判後隨即道歉檢討,說自己「貢高我慢」(金剛經語)。他以功成身退的華盛頓自許,高度稱讚胡錦濤的裸退,要求幹部「兩個務必」,在選前不能輕心大意。據說他開會快結束就會低聲嗡嗡叫,意思是「大家一起去做工」。

以往這種人應該出現在脫口秀或是心靈導師開示的現場,但今天卻成了改寫台灣政治的關鍵角色。海島台灣本來就有各類怪咖(怪人),但藍綠偏狹的政治品味卻將他們排除在外。直到國民黨的昏聵令人絕望,民進黨的自溺令人不耐,而網路又徹底更新了社會形構,首都的選舉就舖墊了此君的從政之路。

以往藍營在台北得勝多源於現代性的高牆,柯文哲的選戰則是典型的後現代解構風格。他找來反扁紅衫軍的外省籍教授姚立明當總幹事,競選幹部近半從從馬路上海選而來。他放手讓年輕人用開源(open source)的理念進行選戰,選到兩周前停止募款,選後三天上網公布經費明細,連買大蒜 80 元都清楚標示。 這種作法簡直如手術刀對東亞選舉的經費黑箱直接進行器官摘除。.

選戰後期,對手的父祖輩氣極敗壞地用台獨標籤他,希望藍綠選民歸隊,他輕鬆回應:「中華民國就是我的底線,請批判我的人到習近平面前喊中國民國」。他唯一的競選廣告發布後,在網上的留言板彷彿是「藍軍家庭二代,三代的告解室」。對手的背景與訴求,讓公務員、外省子弟與絕大多數的年輕人棄藍投白(柯營自稱白色力量)。於是柯文哲伸手一觸,台北藍營這堵已然頹圮的高牆就應聲倒地,像極了舊約<約書亞記>的場景。

北京在這次選舉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從容克制,一個反證就是選前兩天梁振英竟然下令港警在金鐘清場。透過台灣選票,習李體制得以清洗台辦,台商與島內代理人三方的複雜利益關係。北京已然意識到,以特殊利益扶持特定的家族,只會讓國民黨在台灣再次覆滅。中國作為大國的正辦是疏通美國,讓即將執政的綠營清醒的面對國際大勢,在兩岸的現實與台灣民意之間找到平衡。

以往台北因為孤立而特殊,但柯此次的大勝卻拉著整個台灣過河上岸,台灣是否能因此走向開放政府的坦途,還有許多真實的考驗。柯文哲選後說要讓台北八年超過新加坡,大致可以看出他對現代性的體會與扁馬還在同一個檔次。但台北的市民與台灣的鄉民(網民)不會輕易縱放柯 P,台北市政的變革必須放在全球開源政府的排行榜上被逐一檢視,台北若能過關,台灣的體制就會有一次全盤翻修的機會。

國民黨在網路為什麼輸的一派塗地?其實是因為他們以為還有人想聽那種老派的演講(洗腦)

回顧這 20 年的藍綠拉鋸,勝敗之餘仍須回答一個問題:為何在現代性論述上一路領先的藍營,卻在網路時代如此滯後?

難道藍軍只看電視不用網路?實情是台灣資訊科技業的老闆與管理階層大多挺藍,藍營支持者中也不乏資訊好手。從戰術面來理解,藍營對傳統紙媒與電視的運用,比綠軍來的熟練甚多。在傳統的入口網站,藍軍也不乏高人氣的部落格(博客)。

但載具與平台會改變內容的形式與速度。社群媒體當道之後,長篇的論述與宣講固然還有市場,但如匕首班的圖文與短評更能在對戰時克敵制勝。大尺度的戰術創新需要實地的操演,馬金體制的幾次關鍵的失能正好提供這個機會,藍營的網路力量空有社群,卻無法在重要的戰役中淬鍊戰力。

但勝負的關鍵不在戰術,而在於雙方的戰略定位,即組織的開放性與核心價值。綠營草地造反起家,一向善用年輕人的活力,其頭面人物雖然也未必人人懂得什麼是開源政府,但經驗法則與直覺告訴他們,尊重年輕人就會在選票上有回報。而國民黨總是忽略這些新力量,白衫軍運動之後,藍營還是把太陽花看成只會用網路來霸凌候選人的小鬼,就像當年南京把撐過長征的中共看成流寇,所以傲慢的一方必須付出昂貴的代價。

連勝文有個批評寓意深刻,他說馬英九治下的國民黨是「大明王朝」,可惜他只著眼總統監聽國會議長的方式類似東廠錦衣衛。我們應當假設他看過黃仁宇先生的名著「萬曆十五年」,這位蔣介石的同情者的歷史學家形容 1587 的明朝無大事發生,雖然邊患內憂不止,但重臣名將猶在,形勢看似還是有可為。然而這個體系已經積重難返,32 年後明軍就大敗於薩爾滸(1619)。同樣這種朝廷體制的慣性,讓領導抗戰勝利的蔣介石在 1949 年敗於共產黨。而蔣介石精神上的旁系馬英九曾帶領國民黨在 2008 拿回政權,但六年後就潰不成軍。

歷史對藍綠十分寬厚,新的力量登場前總是向當權者給足了訊號與時間,只是當事人大多視而不見。藍營長期掌握話語權在網路時代並非一夕崩解,年輕人也曾十分開心的站在馬英九身邊,但自滿與慣性依賴是探求現代性的大敵,傳統的優勢在技術變革的時刻往往是進步的負擔,如果要一句話形容藍營在網路時代為何失語?也許是以往喇叭都握在手裡,他們因為太能講而不知道觀眾已經不耐離去。

如果沒有中國的威脅,國民黨可能早就 get out 了!

如果沒有中國因素,台灣的政治會如何演化?這是一個脫離現實卻有啟發性的問題,更大的框架是想像未曾發生冷戰的東亞會是一個什麼局面?如果中國因素不存在,國民黨可能早就下台謝幕或轉型成一個本土親商的政黨。而民進黨也毫無懸念地將成為一個右翼勢力,台灣政治光譜的另外半邊,該是由左翼政黨與其他政治勢力所分享。選舉只是民主的小學初級課程,但因為藍綠之間的死纏爛打,讓早該畢業的台灣卻一直留級補考。而全球環境、性別與弱勢賦權、科技海盜黨等新興政治力量永遠進不了主流政治的競技場。

但話說回來,如果沒有對岸這個碩大的量體所帶來的壓力與張力,台灣的民主很可能會要死不活,有氣無力,從正面來說,中國是台灣自我認知的鏡像,主體的內容越來越清楚,但來往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本世紀前半葉,國家與共同體都會在台灣海峽之間有新的定義,世界上能處於如此特殊情境的社會何其之少,看不懂的大多自怨自哀,想得透的人都該寶貝珍惜。

在台灣的藍綠競賽中,中國像是個過於熱切的啦啦隊,有時雖影響了比賽的公平性,但問題不大。更大的賽局會在這個巨型的啦啦隊自己準備下場時。選舉是累人的事,且不保證解決問題。但定期選舉有點像中醫排毒,療程中可能模樣狼狽且病灶都會一一發作,但這種砭針灸藥可以防止機體猝死。平民在選舉中盡情詛咒貴族,就不太可能有機會把他們「吊在路燈上」。

蔣經國過世到李登輝的十年間,台灣曾有一段均富與本土化同行並進的上升時期,而彼時的國民黨在大小選舉有輸有贏,如果沒有這段時間的緩衝,台灣的民主可能還有更多的折騰。因為省籍與美國的因素,台灣政體轉型對於對岸的可比性不高。但開放首要城市的選舉,可以在政治上讓未來的領導者或競爭者無所遁形,而不是默默躬身在常委的行列中。能夠保持替選方案的體系總是存活力較高,生態圈如此,政治系統亦然。

改革需時,用選舉消化歷史的殘遺與社會的對立更需時間,台灣在開放普選之後, 還得用 20 年,才跨過國民黨構築的現代性高牆。如同游泳只能在水中學習,當今的中國共產黨像是一組還沒下過水的教練,而民眾既是觀眾也可能成為選手,對岸在觀察台灣的藍綠競逐中,如何精彩的點評都不如自己下場試水。

馬英九曾經擁有極佳的歷史機遇,綠營不斷有人懷疑他過度親中,北京卻有諸多事實證明他大事都聽美國的,一個中小型政治體的領導人若能同時讓兩個大國懷疑卻不能放手,或許他就正站在最適切的位子。事實上他在黨內與兩岸交往中,的確抵擋了連戰等人過度傾向中國,連戰為自己兒子挾持了國民黨的選舉主軸,導致藍軍全線潰敗,結果卻是幫綠營扳倒了馬,連馬兩人一起退場謝幕。

20 年過去了,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從 email 到 FB,從獨尊國語到多語並存。這 20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走完一個現代性競爭的回合,綠營的勝出不代表藍軍基盤的覆滅。但這堵藍營高牆倒下後,各種思想的奇花異草正準備向陽生長。沒有「親中」的馬英九可罵,此後台灣人再無卸責的藉口,就該自己直面崛起的中國。

(本文經 林正修 授權刊登,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圖片來源:kptaipeiQuin t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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